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于敏：事关国家真正独立，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

60年前的今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声“东方巨响”之后，中国又接连研制成功氢弹、导弹和人造卫星。

在一穷二白、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创造“两弹一星”奇迹的背后，是无数“干着惊天动地事，做着隐姓埋名人”的科学家。“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近日，“两弹一星”元勋于敏之子于辛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报国讲坛”上，深情讲述了父辈以身许国的燃情岁月。在这个特别的日子，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致敬功勋科学家，致敬“两弹一星”精神。

——编者

提到中国第一颗氢弹，于敏的名字就是一座丰碑。当人们要把“中国氢弹之父”的称号给他，他却执意婉拒。

于敏之子、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于辛说，父亲认为，“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大家必须精诚团结，密切合作。这是从事核武器研制的科学工作者所必须具备的品格。”

1961年1月，于敏接受了一项国家重任：从零开始研制氢弹。

于辛回忆，父亲非常喜欢抽象的基础理论研究，他最初的研究方向是量子场论，但为了国家需求，在1951年时转向了原子核物理研究。经过近十年的辛勤耕耘，父亲的原子核理论研究取得很大成果，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文章，“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在即将取得更大突破的时候，他毅然响应国家需要，再次转行，开始了氢弹理论的预研工作，从此他很少有公开发表的文章，开始了隐姓埋名的生活。

“父亲是一个有家国情怀的人。”于辛记得父亲曾说：“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

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腹地，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从原子弹成功爆炸到突破氢弹，美国用时7年3个月，苏联用时6年3个月，而中国仅用2年8个月。

在于辛心中，父亲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时任核工业部部长蒋心雄评价于敏是“有强烈爱国心和民族自豪感的优秀知识分子，是我国自己培养的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而于敏却说：“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入到祖国的强盛中，便足以自慰了。”

开始研制氢弹时，条件非常简陋，于辛曾听父亲讲过当年的困难：不少科研人员因为营养不良而身体浮肿。更主要是工作条件十分简陋。当时，电子计算机主要能用的只有一台，每秒1万次，而且分配给氢弹预研小组的时间，每个礼拜只有约十个小时，还都是夜里。于是，科研人员就动用最古老的工具，算盘跟计算尺。只有不得已的时候，在处理非常复杂的问题时，再由计算机来进行计算。

“父亲是个一心为国的人。”于辛说，为了突破氢弹理论，父亲于1965年9月率队南下到上海华东计算机所，经过“百日会战”，完成了从原理到构型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设计方案。此后几年，他又为研制核武器八上高原、六到戈壁，累得两次休克。

“父亲是一个不为利害所移的人。”于辛戏言，自己因为父亲成了“最早的北漂”。1969年，二机部九院理论部搬迁到四川曹家沟，因当地不具备工作条件，科研人员陆续回到北京，但户口留在了曹家沟。这相当于10多年一直在北京没有户口，上学只能借读，看病需要借户口本挂号，粮油供应、住房都受到很大影响。

因为工作生活上的种种困难，相当一部分学术骨干在改革开放后相继离开，可于敏以大局为重留了下来，不仅在集体中起到了凝聚作用，而且使团队在学术上有了主心骨。

“父亲是一个对工作认真负责的人。”于辛回忆，在理论部，大家都知道向于敏请教有“三不论”：一是不论时间、场合，随时随地可以提问题；二是不论范围，物理、力学乃至其他相关学科都可以问；三是不论问题大小难易，尽管问，一样耐心解答。“父亲总会将自己的知识、方法、诀窍，乃至最重要的想法和盘托出，毫无保留地告诉大家。”

相比美苏上千次、法国200多次的核试验次数，我国仅用45次试验就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于敏居功至伟。当时，国家百废待兴，物质匮乏，核试验材料比黄金还贵，每次核试验耗资巨大，万一失败，给国家、团队都会带来难以想象的损失。正因为于敏和团队“既有发展前途，又踏实稳妥”的途径选择，保证了我国核试验的技术路线几乎没有走过弯路。

小时候，于辛对父亲的记忆就一个字：忙。“整天待在房间里想东西，很多人来找他。”但他说，父亲是一个深爱家庭的人，“年轻时出差总带着我母亲的照片，后来有了儿孙辈，就一起带上照片”。去上海出差，父亲都会想办法给孩子买一点大白兔奶糖。“奶糖往水里一放就是一杯牛奶，我至今都记得那个味道。”

1971年，于敏和妻子、儿女在北京十三陵合影。

于辛说：“父亲一生中也留有遗憾，比如，因为国家需要，他没有从事自己喜欢的抽象的基础理论研究；因为工作性质，他没有出国留学；因为国家任务繁重，没有时间陪伴家人，特别是对妻子的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