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洞对”的由来始末

在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展厅中，有一本泛黄的小册子。这是1945年10月10日出版的第四百期《国讯》。这本由中华职业教育社1931年创办的刊物，彼时刚刚在上海复刊，就推出了“双十节特大号”，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当属黄炎培的“延安五日记”。
黄炎培是当时著名的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延安五日记”是黄炎培在访问延安五日期间所写的日记，详细记录了他与毛泽东关于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周期率的对话，即著名的“窑洞对”。在延安的五天，黄炎培经历了什么？有关历史周期率的对话，是如何发生的？延安五日，对民建的创立有哪些影响？
时光倒流到79年前。1945年一个夏日的午后，延安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毛泽东亲赴机场迎接，他握住其中一位老者的手，意味深长地说道：“黄老，我们又见面了。”黄炎培不禁愕然：“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呀！”毛泽东笑着说：“1920年5月某日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你主持会议，在演说中说中国100个中学毕业生，升学的只有多少多少，失业的倒有多少多少。那一大群听众之中有一个毛泽东。”黄炎培连连称赞毛泽东记性好。
黄炎培一行是带着任务来的。当时，国民党政府专制擅权，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国共和谈出现困局并陷于停顿。为力促两党恢复和谈，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
延安的一切都让黄炎培一行感觉新鲜：韬奋书店、供应总店、商店、医院、学校、自然科学研究院、联合木器厂、货币、妇女的装饰等。街道整洁、干净，处处与国统区不同。延安百姓对毛泽东直呼其名，或称“老毛”，从来不称官衔。街头可见意见箱，民众可以直接提意见，上书毛泽东，民主氛围十分浓厚。
1945年7月2日，黄炎培一行应约到杨家岭访问毛泽东。杨家岭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在高低错落的山坡上修建了一排排窑洞。他们来到毛泽东的会客厅，黄炎培看到墙壁上挂着几幅画，其中一幅颇为眼熟。这是沈钧儒次子沈叔羊的画作。画中一把酒壶，上写“茅台”二字，壶旁有几只酒杯。画上有黄炎培亲手题写的一首七绝：“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原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时，曾经路过茅台镇，国民党造谣说红军在茅台镇时，纵容官兵在茅台酒厂的酿酒池中洗脚。黄炎培不信谣言，在沈叔羊请他为画作题词时，特写一首七绝《茅台》，以讽喻国民党。没想到这幅画竟挂在中共领袖的客厅里，他顿生知遇之感。
在杨家岭，黄炎培五天之内和毛泽东长谈了十几个小时。其中就包括后来流传甚广的历史周期率的对话。黄炎培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听了黄炎培的这一席诤言，毛泽东略作沉思后，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7月5日，访问团返回重庆。各界人士纷纷前来向黄炎培打听延安的情况，使他应接不暇。最后，黄炎培干脆闭门谢客，在夫人姚维钧的协助下，将在延安所见所闻、相关日记进行整理。他先是在7月24日完成了“延安归来答客问”，后又写完“延安五日记”，为后世留下记录“窑洞对”的珍贵文献资料。此两稿连同访问期间黄炎培所作的两首诗，辑成《延安归来》。
黄炎培先在《国讯》杂志分两期发表两天的日记，读者反映热烈，杂志销量陡增，随后将《延安归来》全稿交由重庆国讯书店出版，初版两万册，几日便销售一空，引起巨大轰动。10月10日，《国讯》杂志推出“双十节特大号”，刊发“延安五日记”。
在延安的所见所谈，对黄炎培是莫大的鼓舞，也奠定了他筹组民建的思想基础。后来，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再度会见黄炎培及重庆工商界各团体，畅谈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道路，又一次提振了黄炎培等人创立民建的信心。同年12月16日，黄炎培和胡厥文等人一起发起成立由民族工商业者和有联系的知识分子组成的民主建国会。从此，一个新的政党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此后，黄炎培一直把向共产党传递民族工商业者的呼声，向工商业者传递共产党的声音作为民建的主旨任务。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入住香山的双清别墅，次日，他邀请来“新家”做客的第一位客人就是黄炎培。据黄炎培之子黄方毅回忆，他们的谈话重温了延安“窑洞对”。黄炎培说：“好，我就拭目以待了，看共产党怎么治国。”毛泽东答道：“不对，你不能拭目以待，你不能做旁观客，你要做主人，你要做共产党人的诤友，要跟我们时时提出你认为不对的地方。”
后来，黄炎培经常向毛泽东建言，总共写了90多封信件，其中涉及到许多重大问题，均直言不讳。毛泽东也坦诚相待，给黄炎培回了60多封亲笔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