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世魔王——“狗肉将军”张宗昌

提到民国时期的大小军阀们，我们知道的大多是一些负面的印象，比如荒淫好色，迎娶大批的姨太太；比如残暴冷血，无情镇压劳工大众，扼杀新闻自由；比如骄奢无度，横征暴敛，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比如吃喝嫖赌，五毒俱全，等等。可就有这样一个人物，一身糅合了以上所有的丑恶之处，堪称是无耻军阀最典型的代表，他就是曾经出任直鲁联军总司令，在山东担任过数年太上皇的军阀张宗昌。
混迹东北
1881年，张宗昌出生于山东掖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在他七八岁时，父亲因饮酒过量去世，张母一个人无法养活一家老小，只得改嫁同村的光棍汉贾某。贾某虽然是后爹，但对继子张宗昌很不错，几乎当作亲生儿子一样看待，张宗昌后来发达之后也很感激这个继父。不过贾某也是赤贫一族，两人结婚以后家里生活更是捉襟见肘，全家几乎活不下去。为了生存，年幼的张宗昌被迫出门打工，先后给地主放过牛，做过酒店的小伙计，在街头卖过瓜子花生。少年时期的贫困生活，让张宗昌产生了一定要出人头地的想法，也让他养成了能说会道的口才。可惜在当时的社会，光靠嘴巴厉害不可能养活自己，还是一样会饿死。
1900年，“庚子事变”爆发，八国联军在中国北方烧杀抢掠，山东作为义和团运动的中心地区更是战火不断，年仅19岁的张宗昌眼见在家乡活不下去，一咬牙走了山东穷苦百姓常走的老路——闯关东。当时俄国人正利用和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修建横穿东北的东清铁路，急需大量的劳工，张宗昌被俄国人雇佣，在铁路沿线打工，干一些重体力的粗活。虽然从小没受过规范的教育，但张宗昌却是个“不学有术”、野心勃勃的家伙，他认为干苦力一辈子也没有出头之日，必须找到一个往上爬的办法。不久，张宗昌开始和俄国的工程人员学习俄语，短短几个月内就掌握了口语对话的能力，很快被晋升为工头，有了份稳定的收入。可张宗昌的生活并没有多少改变，反而染上了赌博的恶习，辛苦一个月赚到的工钱，他常常一天就输了出去。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因为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战争，俄军急需大量精通俄语的中国翻译。粗通俄语的张宗昌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就报名加入了俄军，成为一个普通的俄语翻译。他跟随俄军士兵搜刮粮食，收集日军情报，还参加了俄国人组织的马队，初步学习了一些军事知识。一年后，俄国战败，再次变得一文不名的张宗昌来到了海参崴和西伯利亚讨生活。由于懂得俄语，他混得比一般中国劳工好得多，在当地的金矿担任了工头。当时西伯利亚有很多凶猛的野兽，因此金矿的工头普遍配枪防身，张宗昌也不例外。在这段时间内，他练就了一手好枪法，这对他以后的军阀生涯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此外，当时还有很多土匪流氓混迹在中俄边界上，张宗昌在赌场结识了不少这样的人物，很快他也成为当地一个颇有名气的黑社会头目。可好景不长，因为嗜赌成性，张宗昌将手下工人的工资全部输光，他害怕俄国人的惩罚，只得从海参崴逃回中国，这时的张宗昌已经在东北和俄国胡混了十一年，已经到了而立之年。
三姓家奴
就在这时，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的统治土崩瓦解，东北不少的马贼土匪纷纷成立了所谓的革命军，一时间乌烟瘴气。张宗昌觉得机会到了，他带着一批在东北结识的土匪投靠了山东民军都督胡瑛，摇身一变成了“革命者”。当时的山东民军都是清一色的民团武装，基本没有人懂得军事知识，矮子里面拔将军，就将张宗昌提拔为中级军官。不久，胡瑛又把民军拉到了上海，投靠了上海都督陈其美，张宗昌也顺势成为陈其美麾下第3师的骑兵团团长。其实张宗昌并不是真心革命，他这个老粗也不明白革命是什么意思，只要有人给他钱，给他权，他就甘心卖命。1913年，国民党发动了倒袁的“二次革命”，张宗昌眼见北洋军财雄势大，就临阵倒戈，投靠了袁世凯手下大将、江苏都督冯国璋，成为北洋军中的一个师长。1916年11月，冯国璋出任中华民国代理总统，靠溜须拍马得到冯国璋信任的张宗昌也水涨船高，升任总统府侍卫武官长。
可惜好景不长，两年之后冯国璋病死，失去了靠山的张宗昌又在直皖战争中打了大败仗，彻底失去了在直系军阀中飞黄腾达的机会。有奶便是娘的张宗昌一点儿也没犹豫，又改投了奉系军阀张作霖。一开始，张作霖对“三姓家奴”性质十足的张宗昌并不信任，仅仅给了他一个营长的职务。可张宗昌的运气很好，很快就找到了发迹的机会。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疏于训练的奉军被打得大败，依靠列强的调停才勉强逃回关外。眼见张作霖摔了大跟头，驻扎在吉林的奉军旅长高士傧乘机联合土匪卢永贵公开反奉。当时张作霖刚刚战败，根本无力剿匪，张宗昌就自告奋勇地求见张作霖，表示自己不用一兵一卒就能说服土匪投降。张作霖半信半疑，就让张宗昌带着几个手下前往匪巢。其实张宗昌敢夸下海口是有原因的，匪首卢永贵是他早年混东北时认识的一个酒肉朋友，其部下大小头目和张宗昌都是熟人，张宗昌自信可以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将其拿下。果然，双方见面后一番黑话交谈，张宗昌就用高官厚禄和老乡交情说动了土匪，不但兵不血刃地解决了匪患，还为奉军收编了三个团。眼见到张宗昌办事如此得力，张作霖非常高兴，他大笔一挥，任命张宗昌为吉林省防军第3混成旅旅长兼吉林省绥宁镇守使。就这样，张宗昌从一个营长一跃成为旅长，还有了一块自己的地盘。
招兵买马
官升三级并没让张宗昌飘飘然，当时奉军有四十多万大军，各地的混成旅就有近三十个，一个旅长远远不能满足张宗昌的胃口，他心里渴望着更大的权柄。很快，张宗昌又得到了一个扩充实力的好机会。当时苏联国内战争即将结束，高尔察克等白匪军被红军打得大败，纷纷沿着西伯利亚逃入了中国的东北地区，大批军火也被他们丢弃在中俄边境。张宗昌懂得俄语，在西伯利亚又混迹过数年，对俄军的战斗力也很认同，他趁机派人到逃亡的白俄士兵中大力宣传，宣称自己愿意将白俄士兵收归为自己的雇佣军，还许诺给予很好的待遇。这些白俄军人除了打仗什么也不会，进入中国以后就是一帮普通的难民，连养活自己都困难，此时见张宗昌愿意收留自己，而且还有丰厚的军饷领取，立刻就有数千名白俄士兵投入张宗昌麾下，包括数百名哥萨克骑兵。
这还不算，一个名叫葛斯特劳夫的白军炮兵军官还向张宗昌透露了一个消息——一列满载白军军火的火车就被丢弃在中俄边境的铁路线上。喜出望外的张宗昌带着手下赶到边境，还真找到了一列车的军火，其中包括数千支步枪和几十门野炮。此后，贪心不足的张宗昌在边境上屡次出手，前后搜刮到数万支步枪、数十门火炮、大批的弹药和两列装甲列车。这样一来，张宗昌的实力迅速发展，部队很快就达到近两万人，其中有一个满编的白俄步兵旅和一个骑兵队。按照当时美国驻东北武官的说法，张宗昌麾下的白俄骑兵经常在长春大街上奔驰而过，他们脚穿没膝的马靴，携带着各种枪械，背后的刀鞘中插着大刀，都是些亡命之徒。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张宗昌招募白俄军人的事情很快就传开了。对于这个实力飞涨的外来户，张作霖有了防范之心，开始克扣张宗昌部的军饷。张宗昌本就胆大包天，现在看张大帅在军饷上和自己玩花样，更加不管不顾，他公然在自己的辖区内大量种植鸦片，玩起了以毒养军的招数。此举让东北舆论界一片哗然，报纸纷纷把张宗昌称为“贩毒将军”。可皮厚心黑的张宗昌满不在乎，一副笑骂由人、权财我自得之的无耻嘴脸。
独霸山东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这次准备充分的奉系大获全胜，占领了关内的大片地盘。这次大战中张作霖起用了张宗昌，将其任命为第1军的副军长。张宗昌知道这是个扩充实力、抢占地盘的好机会，也相当卖力，以白俄雇佣军为先头部队，用装甲列车开道，一路从冷口长城杀入天津城，将直军杀得大败。可没等张宗昌在天津享福，张作霖又命令其继续南下，后者也知道天津这样的好地方肯定是奉系大佬的禁脔，索性继续南下，等远离了奉系的势力范围，再找机会自立为王。不久，张宗昌的部队和江苏督军齐燮元（后来著名的大汉奸）的部队在江苏、山东一带展开激战。两支军阀部队打得旗鼓相当，不分胜负，关键时候，张宗昌再次派出白俄雇佣军出战，一千多名白俄士兵以刺刀冲锋击溃了齐燮元部，一举占领了无锡、南京等地。眼见自己打下了中国最有油水的地盘，张宗昌对白俄雇佣军非常满意，不但开出了丰厚的军饷，还花重金包下上海的白俄舞女送到前线，以此犒赏自己的心腹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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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昌就任直鲁联军副总司令后的军装照
1925年，为了共同对付冯玉祥的国民军，直隶的李景林部和山东的张宗昌部联合，改称“直鲁联军”，李景林任总司令，张宗昌任副总司令。
得知张宗昌拿下江苏，张作霖就又命令其继续南下，击败占据浙江的直系军阀孙传芳。可此时张宗昌已经有了自己的地盘和军队，成为一个中级军阀，准备自成体系了。鉴于张宗昌有脱离奉系的迹象，各派反奉的军阀纷纷前来拉拢他，其中最卖力的当属孙传芳。时任浙江都督的孙传芳和张宗昌的地盘接壤，为了笼络张宗昌，孙传芳派心腹赶往上海，把所有妓院、赌场、酒店都包下来，供张宗昌花天酒地，夜夜笙歌。张宗昌一辈子也没享过这样的“福”，很快就在灯火酒绿中把张大帅的命令扔到脑后，不但没有和浙军刀兵相见，反而和孙传芳结为异姓兄弟，完全放弃了对浙江的进攻。
正当张宗昌在上海寻欢作乐的时候，段祺瑞政府（奉系和皖系联合反直系的产物，张作霖推举）任命皖系干将卢永祥为江苏军务督办，张宗昌想夺取江苏地盘的愿望落空，一怒之下，率部出走徐州。眼见半个自己人受到排挤，扶植段祺瑞出山的张作霖不干了，在他的强烈要求下，皖系被迫让出山东军务督办的位置。就这样，张宗昌成了山东省主席兼任山东省军务督办，开始了他荼毒山东的历史。
三多将军
对于军阀们来说，没有什么比衣锦还乡更风光的事情了。在山东的短短几年内，志得意满的张宗昌骄奢淫逸，可以算得上五毒俱全。正是在这段时间他得到了“三不知”将军的绰号，即兵不知有多少，钱不知有多少，姨太太不知有多少。
张宗昌深知乱世之中有枪就是草头王，要想维持他的地位，就得扩充自己的武力。为了壮大实力，张宗昌不惜一切代价征兵。当时山东匪患极为猖獗，全省土匪不下十万人，在张宗昌的招安政策下，大批土匪摇身一变，成了张宗昌麾下的正规军。由于求兵心切，只要来投奔的土匪和民团武装，张宗昌一律照单全收，并且按人头给予奖励。土匪们为了多拿钱，纷纷谎称自己部下的人数，几百人夸大为上千人、一千人夸大为几千人的事情时有发生，所以张宗昌麾下到底有多少士兵他自己也不知道，有的部队里面一个团只有一个营，一个营只有一个连，而这个连也只有几十人。这还不算，张宗昌部队军纪极差，就算在山东境内作战也四处抢劫，强买强卖，简直是一帮穿着军装的土匪。抗日战争中曾经担任过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当时是美国驻华武官，他曾经近距离观察过张宗昌的军队，按照他的说法，张部士兵只有30%的士兵有步枪，其他70%的士兵要么拿着冷兵器，要么干脆赤手空拳。对此，当时山东的舆论界讥笑张宗昌的军队是官比兵多，兵比枪多，枪比子弹多。除了花钱养兵上不遗余力外，张宗昌在女色上也相当荒淫无耻，按照时人的统计，他先后娶过数十个老婆，其中有的是中国人，有的是外国人，有的是戏子，有的是青楼女子，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光加入张家族谱的就有二十多个。张宗昌的妻妾同他本人一样，生活极其奢侈糜烂，每人均配备副官一人，护卫两人，汽车两辆，杂役无数。
民不聊生
张宗昌如此胡乱扩充兵力，生活又如此淫逸奢侈，自然需要大笔资金的支持，这批钱款的压力自然转移到山东老百姓头上。张宗昌统治山东的三年内，在当地横征暴敛，无所不用其极，比土匪还要凶狠。他执政期间，光有名目的税收即达六七十种之多。除田赋外，还开征了契税、牙税（对经纪人所征之税）、当税、牲畜屠宰税、烟酒税、矿税、盐税、奢侈税、宴席税、货物落地税、印花税、邮局包裹税、牌照税、禁烟税、渔船税、青菜税，等等。还有名目繁多的“捐款”，如盐税讨赤捐、房铺捐、烟酒特捐、茶叶特捐、富绅捐、驻军给养费、营房捐、军鞋捐、军械捐、集市摊捐、货车特捐、食盐加价、车票加价、娼妓捐、戏捐、人头捐、锅头捐、狗捐、鸡捐，等等。基本上能想到的税收，张宗昌都征收了，老百姓连养条狗都要交钱。最为荒唐的是，张宗昌还开征了大粪捐和祝寿捐。所谓大粪捐，就是对进城来挑大粪的农民要钱，亏张宗昌能想得出来！还有更狠的祝寿捐。1927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初九，张宗昌为其继父贾某操办76岁生日时，强令山东军政各界人员缴纳当年薪水的五成作为贺礼。当时山东公务员收入极低，也是勉强糊口。这一下扣了一半薪水，全家只能喝西北风去，公务员对张宗昌恨之入骨。当时济南老百姓就有歌谣流传：“也有葱，也有蒜，锅里煮着张督办；也有蒜，也有姜，锅里煮着张宗昌。”由于张宗昌的横征暴敛，仅1927年一年济南就有七百余家商号倒闭。到1928年冬天，有一百万人从山东省移民东北。此时的山东，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除了在经济上压榨老百姓以外，张宗昌还在山东采用白色恐怖的政策，试图用暴力维持自己的统治。当时山东报人林白水在《社会日报》上发表了《官僚之运气》一文，讥讽原北京政府财政次长、张宗昌的密友潘复，把潘与张的关系比作“肾囊与睾丸”。张宗昌听说后勃然大怒，以通敌有证的罪名，没有经过任何审讯就将林白水枪杀。1925年4月底，由于青岛的六家日本纱厂欺压中国工人，肆意拖欠薪水，青岛的中国劳工忍无可忍，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运动。为了讨好日本人，张宗昌出动两千多名军警驱散工人，当场就打死了八名工人，打伤十多人。这就是举世震惊的“五二九”青岛惨案。《青岛公民报》总编辑胡信之发表文章谴责张宗昌的暴行，不但报馆被查封，胡信之本人也被张宗昌下令秘密处决。
仓皇下台
山东是华北地区的重要省份，为各方势力所重视。眼见张宗昌在山东胡作非为，民心不稳，各派势力先后对张宗昌出手，争抢山东地盘，其中既有冯玉祥的国民军，也有张宗昌的拜把兄弟、直系军阀新代表孙传芳。特别是1925年爆发的浙奉战争，张宗昌赖以起家的白俄雇佣军遭到了孙传芳部的重创，其看家的装甲列车被孙军埋设的地雷炸毁，数千名白俄士兵被孙军的重炮、机枪击毙，张宗昌的实力大损。为了苟延残喘，毫无廉耻的张宗昌开始和日本人勾结，不惜出卖了山东省的大量主权，包括矿产开采权、铁路修筑权、治外法权，等等，这些条款堪比当年的二十一条！日本人也秘密给予张宗昌大力支持，向他提供了可以装备十多万人的军火，这才让张宗昌又撑过了一段时间。
1926年，广东革命政府誓师北伐，这回张宗昌“山东王”的日子算是混到头了。1927年5月，张宗昌和李景林组建的直鲁联军连战连败，陆续丢失了蚌埠、徐州等地，张宗昌率残部逃回了济南。1928年，蒋介石进行了第二次北伐，张作霖的奉军节节溃败，张宗昌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张宗昌将日军第6师团放进了济南城，他自己则率领直鲁联军残部离开山东，撤到了河北的滦州地界。5月3日，妄图阻止中国统一的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大肆虐杀济南军民，前后有一万多名无辜平民遇难，这其中张宗昌也间接地充当了帮凶的角色。当年6月，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失去靠山的张宗昌向少帅张学良恳请出关，张学良知道他为人两面三刀，予以断然拒绝。当年9月，北伐军白崇禧部进抵河北，对张宗昌的残军形成了包围态势。张宗昌感到大势已去，扔下部队只身逃亡日本，曾经嚣张一时的直鲁联军彻底覆灭。
遇刺身亡
流亡日本的张宗昌虽然带走了巨款，可由于他好赌好色，每天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很快就坐吃山空。眼见身上的盘缠越来越少，不甘寂寞的张宗昌又准备东山再起，再过一把军阀的享乐生活。1932年，他找上了驻军北平的张学良，希望能谋个一官半职。张学良知道他有奶便是娘的本性，怕他再次和日本人勾结起来，就给了他一个虚衔，每个月拨给他三万大洋的生活费。可张宗昌本人却觉得日子不太风光，打算返回山东召集旧部。可当时的山东省主席已经是国民党第三路军总指挥、西北军叛将韩复榘，这也是一位性格乖张、心狠手辣的军阀，焉能容许别人到自己的地盘上搞风搞雨？一场较量在所难免。
1932年8月，韩复榘到北平参加军事会议，经人介绍和张宗昌进行了会面。一番虚与委蛇之下，韩、张二人结为异姓兄弟。张宗昌比韩复榘大9岁，就大大咧咧地以兄长自居，时不时向韩炫耀自己有多少老部下还在山东各地，自己一声招呼又能拉起多少人的队伍。韩复榘表面上哈哈一笑，当作没事一般，实际心中非常忌惮，产生了除掉张宗昌的想法。军事会议结束后，韩复榘返回了济南。数天后，他给张宗昌去信一封，邀请其前往济南共商大事。鉴于韩复榘以往的名声，张宗昌的旧部和老友吴佩孚、孙传芳等人反对其前往山东，认为韩复榘明显是不怀好意。可张宗昌已经过够了无权无钱的寓公生活，一门心思想重温昔日呼风唤雨的军阀旧梦，他没有理会众人的劝阻，于8月底返回了济南。
9月3日，张宗昌在同韩复榘会晤完以后，前往济南火车站，准备返回北平。就在他正准备上车的时候，两个男子突然冲出人群，举起手枪向他开枪。其中年轻的男人一边开枪还一边大骂：“我打死你这个王八蛋！”张宗昌从军多年，枪法又准，本来也是不怕的。但此时他刚刚从韩复榘的府邸中喝完酒，随身携带的配枪也被韩复榘借机要走，根本没有反抗之力，只好跳上一列停在站台上的火车躲避。两名杀手紧追不舍，一路上乱枪向张宗昌射击。眼见张宗昌就要成功逃脱，韩复榘手下的士兵突然出现，他们纷纷向着刺客开枪射击，可刺客毫发无伤，张宗昌却被几发诡异的步枪子弹当场击中，很快就一命呜呼。两名刺客随后束手就擒，其中一人自称为父报仇，情愿以命相抵。原来这又是一段公案，1927年，冯玉祥部北伐河南，张宗昌屡战屡败，就想出了一条毒计，诱降了冯部旅长姜明玉。这个姜明玉也是个小人，不但自己倒戈，还顺手将自己的上司、冯部第8方面军副总指挥郑金声出卖给了张宗昌。“狗肉将军”正被冯军打得恼羞成怒，也就顾不得不杀高级俘虏的民国惯例，下令将郑金声枪决示众。而现在的刺客正是郑金声的儿子郑继成，算是名正言顺地为父报仇。
张宗昌遇刺后，舆论一片哗然。因为张宗昌恶贯满盈，坏事做得太多，所以山东乃至全国的舆论一边倒向郑继成，认为张宗昌死有余辜，郑继成为父报仇属于情有可原。山东各界人士也纷纷电请南京政府赦免郑继成的杀人罪。第二年1月，郑继成被赦免，后被送进陆军大学将校班学习。而张宗昌被打死后，由于名声太臭，无人愿意为其收尸。在他暴尸车站一天以后，才被韩复榘下令安置在安徽乡祠。1932年9月11日，张宗昌的棺木由一列铁皮闷罐车运至北平，经张学良等人会商，将其葬于北平西郊香山，这个民国历史上最荒诞无耻的军阀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出了世人的视线。
狗肉将军
张宗昌有个外号叫做“狗肉将军”，这里的狗肉将军并非是指张宗昌爱吃狗肉，而是暗指他喜推牌九、好赌博（旧社会牌九也称为“狗肉”）。不过，在当时也有另一种说法。据说张宗昌某次阅操时，一条野狗突然闯入阵中，吓得他的战马狂跳，差点将其扔下马来。张宗昌被惊出了一身大汗，不但将卫兵们每人鞭笞数十下，而且还下令在济南城内打狗。此令一下，济南的大街小巷里到处都是手持大棒的警察士兵，他们见狗就打。数天之后，狗尸遍地，狗踪全无。当时老百姓不知道张宗昌为什么打狗，就传说是因为他喜欢吃狗肉，这也成了张宗昌被称为“狗肉将军”的原因的另一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