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陶勇含冤去世，陈毅大怒：他不是自杀，我要找毛主席说清楚

1966年“运动”爆发后，时任海军副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东海舰队司令员的陶勇也受到了冲击。这年6月，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操纵的海军党委三届三次扩大会议召开，陶勇深知李作鹏是林彪的人，拒绝到会。

7月7日，中央军委专门开会讨论海军的斗争，叶剑英在会上指出李作鹏一伙是“搞地下活动，是想黄袍加身”，他说：“陶勇同志早就看出了你们的问题，他就是不参加会议。”叶剑英刚说到这里，陶勇就出现了，原来在开会前，叶剑英打电话要陶勇参加这次会议，并派专机把他接到了北京。

陶勇在会上大义凛然地批判李作鹏一伙：“你们搞地下活动，伸手夺权，这是同毛泽东思想根本不相容的，也是党的纪律不允许的”。在陶勇和其他同志的反击下，李作鹏一伙的阴谋破产了，其后台老板林彪不得不公开干预。

陶勇的妻子朱岚得知此事后，非常担心他的安危，陶勇却对朱岚说：“我是把个人的进退、个人的安危，全丢在脑后了！”

1966年底，叶剑英从北京给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打电话，请他转告陶勇：“海军的风要变，要警惕。”当时陶勇的胃病也越来越严重，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专程到上海劝他说：“海军的事你不要管了，到南京去养病吧！”

陶勇谢绝了许世友的好意，他坚定地说：“我要在这里顶着！”他深知顶下去的严重后果，但他全然不顾，还对战友说：“对党内搞阴谋的人，就是要警惕，要揭露。一个共产党员应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67年1月，上海市委受到了巨大冲击，市委要召开一次领导干部会议，都苦于没有安全的地方。陈丕显只好打电话给陶勇，想借东海舰队司令部礼堂开会，陶勇一口答应了。有人担心陶勇“引火烧身”，但他很干脆地说：“我不怕当保皇派，闹得共产党的市委领导机关无处开会，这还叫什么‘革命’！”

尽管陶勇尽力保护，但陈丕显还是在不久后被“造反派”抓了起来。陶勇深感形势越来越严峻，一向对党内斗争守口如瓶的他，有一天突然对儿子说：“我，可能要带你上风波亭了……”陶勇以岳飞自况，并希望儿子学岳云，其忠烈之气直冲云霄。

1月21日这天，老战友廖政国来看望陶勇，两人聊起了上海的局势，陶勇气愤地说：“他们竟敢把老陈抓起来，毛主席知道不知道？照我的脾气，带上一个警卫排，把老陈抢出来！”陶勇一边说，一边撸了一下袖子，就跟战争年代准备提着大刀冲锋一样。

廖政国提醒陶勇：“你也要多加小心啊！”

“谁要给我戴高帽子，我的枪是要走火的！”陶勇比划着，将手张成手枪状。

这天下午2点，陶勇午休起床后，在招待所的花园里散步，正好遇到了招待所所长，陶勇便让他找个理发员给自己理发。等所长带着理发员来到花园时，却不见陶勇的踪影。所长只好四处寻找，当他走到一口浇花井时，朝里望了一下，不禁大惊失色，直接叫了出来：“有人跳井啦！”

所长这么一喊，在场的人都急忙跑了过来。这口浇花井直径很小，只能容一个人钻下去，水也不深，只见里面一个人低着头，一顶军帽漂在水面上。有人俯下身子用力一拉，把井里的人拉了起来，竟然是陶勇！

工作人员经过检查，发现从陶勇身上脱下的丝棉背心还没有完全湿透，这说明陶勇落井的时间并不长，他们马上把陶勇送到海军411医院进行抢救。但遗憾的是，抢救最终无效，陶勇去世时，年仅54岁。

更令人吃惊的是，陶勇尸骨未寒，李作鹏就以海军党委的名义发出通报：“叛徒陶勇，畏罪自杀！”

陶勇的老上级粟裕得知他遇难的噩耗后，悲痛不已，向周恩来进行了汇报，周恩来听后十分沉痛地说：“陶勇同志打日本那么坚决，怎么可能是日本特务？”

陈毅看到“陶勇自杀”的通报后，气愤地说：“陶勇同志不会是‘自杀’，他的死大有问题，总有一天我要面陈毛主席，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不久以后，陈毅找到机会向毛泽东报告说：“主席，您知道陶勇的情况吗？”

毛泽东反问道：“陶勇怎么了？”

陈毅如实汇报说：“开除党籍、军籍，定了一个叛徒！”

毛泽东听后大怒，他直接把钢笔扔在了茶几上，激动地说：“胡闹！你立即打电话给上海，就说我毛泽东是陶勇的保皇派，看哪个再敢打倒他！”

“主席，晚了……”陈毅突然哽咽了。

毛泽东这才明白，他缓缓地说：“你不要说了，我晓得了……”

1977年7月，中央军委决定为陶勇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他的骨灰盒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但令人遗憾的是，多少年过去了，陶勇之死的谜底，一直未能查个水落石出，给人留下了种种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