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密关系的核心是友谊》：身体、欲望与哲学审美

亲密关系，一直是近些年在社交媒体上讨论的重点。个人的亲密关系经验是否具有普遍性？爱是一种计算还是一种冒险？身体在其中占据怎样的位置？在哲学中，爱欲、身体这些经验又是如何被思考的。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民安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亲密关系的核心是友谊》，或许对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有着新的启发。书名来自福柯的观点。福柯并没有直接谈亲密关系——亲密关系这个词在哲学中使用的人并不多。但福柯在1981年接受法国杂志的一篇采访《友谊作为生活方式》中提出，应该创造一种新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的核心就是“友谊”。

友谊是灵活的也是有距离的亲密关系，正是因为这种距离感，会激发人们一直探究这种无限友谊的路上并因而保持着微妙的激情。如果用友谊来衡量各种关系的实质的话，那么，婚姻关系、父子关系、恋人关系、乃至朋友关系，就没有根本的区别。一旦让友谊作为核心重新来到这种关系中间的话，这些关系原有的法则、制度和教条都可以被打碎。

本文从学者汪民安《亲密关系的核心是友谊》入手，对书中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梳理与分析，也探讨了我们当代亲密关系与哲学理论，尤其是法国理论的互动。

身体观

限制也塑造着世界观

福柯的个人经历，让他很早就感受到了法国社会氛围当中对少数派身体经验的排斥和压抑。他的哲学思考一直跟这个有关系：为什么有些身体经验，有些少数人群，总是会被另一些占主流的多数人群，主流意见和常规经验所排斥？排斥和区分是福柯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他的性史、疯癫史、惩罚史的研究，实际上都是在思考这类排斥和区隔的问题。

《亲密关系的核心是友谊》当中收录的第一篇访谈就叫《身体何为？》，经济、性别、代际、文化的差异都导致了身体观念的不同。身体的观念也带有强烈的历史主义要素，它总是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不过，汪民安认为，或许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人们不太提及的原因：人们对于身体的理解，很多来自自身的特殊身体禀赋。或许我们可以更宽泛地说，人们对社会和知识的理解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们特有的身体禀赋。

除了福柯，还有很多知名哲学家可以作为例证。尼采一直体弱多病，身体因长期遭受折磨而倍感痛苦，不得不在欧洲到处疗养。从身体体能而言，尼采绝对是弱者。但是他说，他是全欧洲最健康的人。他说他才是真正的强者。强和弱是尼采的一对核心概念。尼采推崇强者，或许正是因为他体弱多病？尼采有时候以酒神狄奥尼索斯自诩，酒神就是身体遭受着各种各样的痛苦和折磨，但是，这痛苦和折磨对他是一个刺激，它们是一个反作用力，它们从反面激发了他的力量和主动性。因此，在尼采那里，身体实际上一直是力和力交战的场所。这既是他最重要的哲学论断，也是他事实上的身体经验。

德勒兹的身体也不好，他长期呼吸吃力，最后是因为呼吸困难而从医院跳楼的。这样持久的慢性病，毫无疑问会让他对身体异常敏感。事实上，他的情动概念，谈论的就是对身体的敏锐感知，就是身体如何去感知，如何被感知的问题。他的“无器官的身体”概念，就指的是力和能量无障碍流动的身体。这不恰好对应于那种气道受阻难于呼吸的身体吗？

尼采、福柯、德勒兹，是他们打开了二十世纪哲学思考身体的大门。但不仅仅是他们，还有癫狂的巴塔耶、忧郁的巴特、优雅的梅洛庞蒂、易怒的布尔迪厄，尤其是像伊利格瑞、巴特勒这样无数的女性主义者，汪民安相信，每一个人的身体特性，都以各种方式体现在他们的写作中。

普遍性与独特性

格子社会，允许有“怪人”吗？

这很容易让我们进而追问，如果每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都受自身的身体观影响，那这些基于个人经验的哲学思考、社会观察能否获得普遍性呢？

西方一些哲学家认为，近代哲学最重要的问题是：人类如何获得关于世界的普遍必然性知识。汪民安的回答是，每个人的个人经验是历史性的，是具体而独特的。但是，每一种独特性都带有某种普遍性。普遍性的前提和基础就是要肯定独特性，没有独特性和具体性就没有普遍性。

《论家用电器》就是汪民安从自己的个人经验出发展开论述的。他没有使用外部的政治经济分析，没有强调物是如何被时代生产出来的，又是如何被时代和历史所淘汰的。而是将家用电器作为传记的对象，汪民安用他的文化研究视角描述了诸如电视机、手机、收音机、电灯等家用电器的机理结构和运作方式。家用电器在这里“重获新生”，变成了具有深意的，能够引发人在本体论意义上反思的事物。在这个过程中甚至也展现了日常家庭生活中的空间权力结构。

事实上，正是每个人的独特性，丰富了理论的视野——康吉莱姆关于健康和畸怪问题；拉康关于精神分析问题；克里斯蒂娃和伊利格瑞关注性别问题；罗兰巴特和鲍德里亚关注日常生活的问题；布尔迪厄关注阶层习性和生活方式的问题；巴什拉非常奇特而巧妙的对空间、物质、梦的研究；维利里奥对战争、后勤学和速度的研究；列斐伏尔对城市的研究；福柯对监狱、疯子和性的研究，以及最新的一批理论家诸如巴迪欧对爱和事件的研究；拉图尔对生态和自然的研究；斯蒂格勒对技术的研究……他们既像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所说的知识场域中的竞技者一样充满竞争，也像本雅明论述波德莱尔时所说的一个星座的各个星辰一样彼此关联。

普遍性和独特性，在理论世界得以相得益彰。可是在生活和治理中，张力的天平却轻而易举地倾斜了。

汪民安提出，人是格子的动物。人正是凭借种种格子将自己从自然的混沌统治下摆脱出来。先是地理格子，后来是制度的格子和精神的格子，人们还通过格子来生活和治理。韦伯发现的现代科层制就是管理的格式化。现代人被严格限定在时空编织的格子中，在这样无处不在的遍布在社会肌理之中的格子中被来回摆置。

韩炳哲进而提出，当代绩效社会的“我能够”取代了以往福柯提出的规训社会中的“你应该”。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但是一个人理想的绩效实际上很难满足的，也可以说，一个理想的自我类型是很难实现的，实际的自我和理想的自我之间总是存在着一个距离。

这种与理想之间的差距，和对“我能够”的信念，正好为资本主义的商品化提供了契机。一颗细小牙齿的修补和维护，就能体现资本主义对身体的支配方式，有些人甚至认为可以从牙齿去看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为什么要去矫正这些实际上本可以不矫正完全有正常功能的牙齿？这是因为，当下评价体系里会设置一个完美的身体标准，对它而言，所有的身体都是有缺陷的，但也都可以通过市场的方式去弥补。

显然，这不只关乎身体。资本主义的趋势是制造一个没有畸怪的单面人的合理化社会，强大的治理制度，往往是以人性的吞噬作为代价的。那么，如何反抗这种同质化？汪民安认为，怪，就是一种反抗方式。

在福柯留下的众多遗产中，最耀眼的是，探讨了“失序的人”是如何在社会中形成的。追求个性化，追求特立独行的“怪”，在历史上一直都有，魏晋时期的名士，从某种角度来说，全是“怪咖”，隐士大概也能算在其中。但是我们看到的网络上的“奇观”却大抵算不上，通过表演获取流量，不过是顺应娱乐化趋势的行为。事实上，要做一个真正的“怪咖”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信念的。可是，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怪人的话，这个社会不是很怪吗？

法国哲学何以滋养后世？

巴黎还有知识界吗？这是德菲尔和埃瓦尔德共同的疑问。

用赛义德的说法，60年代涌现出来的法国哲学家，群星璀璨，是人类智识上的一个奇迹。毫不夸张地说，当代法国哲学喂养了二十世纪下半期的人文科学，没有他们，如今的思想现实是难以想象的。

为什么法国哲学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汪民安认为，法国理论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它们的当代性、介入性和实践性。福柯在他的晚年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什么是启蒙》，他说康德哲学是哲学第一次在关心它的时代。关心自己的时代，关心现在的自己，这正是启蒙的特征。而当代法国理论，它们也有个共同的特征。

福柯的研究不是将历史作为目标，他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研究现在。德勒兹是哲学史家，但是他的根本目的要对今天进行诊断，无论是《反俄狄浦斯》还是《千高原》都是有关当代之书，甚至是有关未来的哲学之书。哪怕是在形式上最像传统哲学家的列维纳斯，他的他人哲学也是为了给当代和后人开出伦理药方。而布尔迪厄、鲍德里亚、罗兰巴特、居伊德波、列斐伏尔和维利里奥干脆就是在讨论当代生活。

法国理论还总是从批判的角度去看待现在。他们要剥去现在的形形色色的假面，这一点他们是萨特的继承者。理论行为本身就具有强烈的介入性和实践性，他们冲破了学院的框架，常常在公共媒体上就时政辩论，他们也经常在大街上和警察对垒，他们有时候也在政府机构担任公职，没有知识分子像这批法国理论家那样如此之深地介入社会和政治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法国理论产生了跨学科的欲望。汪民安提出，我们为什么把它称作法国理论而不是法国哲学呢？就是因为它和传统的哲学非常不一样，它不是像传统哲学那样呈现出纯粹的思辨风格，而是试着将哲学和各种不同的其他学科进行结合，和语言学、精神分析、文学、艺术、人类学、政治学、历史甚至是数学和自然科学等等进行结合。几乎所有人都是跨领域的理论家。

福柯、德勒兹、德里达、拉康和传统哲学家海德格尔、黑格尔、康德的形象和面孔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可以说福柯是一个哲学家、一个社会学家、一个历史学家，你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个文学评论家。我们只能将他们称为理论家更合适，他们确实在不同领域，而不仅仅是在哲学领域，来确立和生产自己的理论。法国这些理论家几乎都讨论了哲学传统之外的广泛问题，这也是法国理论能在各个不同学科被接受的原因，这也正是哲学系排斥法国理论的原因之一，哲学系认为它们偏离了哲学。

哲学，也可以拥有审美气质

有一些吊诡的是，这些人在世界各地的文学系和艺术系的影响要比哲学系大得多，甚至是在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和法学领域，他们的影响丝毫不逊色于哲学系。

几乎所有这些理论家都讨论过文学和艺术，并且都留下了辉煌的篇章。文学和艺术，这是法国理论家最大的公约数。他们用理论的目光审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使得每一个偏僻的无人问津的角落呈现出奇异的光泽，正是法国理论让世界万物重新敞开了自己的存在。他们一方面是跨学科的，另一方面可以说他们创造了新的学科，他们开拓了新的研究局面。今天所谓的文化研究，各种各样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都大大得益于法国理论扩张性的介入。

他们的写作形式和文体形式也很奇妙。简要地说，这就是一种探求真理的形式和一种艺术表达形式的奇妙结合。对传统的哲学来说，唯一真理只能通过严密的逻辑和论证来完成，传统哲学甚至会形成自己的写作体制来束缚后人。而法国理论潜在地承认自己真理的局部性，他们放弃所谓的整全思想，就会让他们避免折中，避免过于辩证的思辨，避免平庸之见，从而释放大胆的甚至是激进的想象，书写也展示了某种意义的文学性甚至艺术色彩。哲学会因此充满了想象和发明的味道而有一种审美的气质——这就是法国理论与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差异所在。“这是法国理论反理性的一面，这不是它们的美学一面，相反，它们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美学。”

最典型的是德勒兹的《千高原》。它里面杂糅了科学论证、科幻小说、故事、历史、寓言等多种文类，它的章节编排也没有一以贯之的逻辑顺序。你可以从书中的任何一页开始阅读。德勒兹的句子简短、紧凑、递进，一种轻微的强度在书页中延续。还有罗兰·巴特那种精致和优雅的随笔、布朗肖充满了神秘感的低语，德里达总在想象和尝试如何写出一本从风格到内容再到版式都完全不一样的书，他不仅想摆脱书的惯例，甚至想摆脱自己的惯例：他梦想自己变成一个女人那样来写作。而巴士拉则有一种独特的慵懒的抒情笔调，拉康是暧昧和模糊的大师，福柯正是诗意写作的大师，可以根据不同对象用不同的语言来写作。

对法国理论来说，思想和写作是一个创造性的工作而不是一个整理、归纳和评述的工作。这是人类写作历史中出现的一个新的形式：思想文本可以变成艺术品。这样的追求我们曾经在罗马时期的哲学家那里见到过，西塞罗、塞涅加等人都用美妙的言辞来讲述人生的道理。但是，法国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在经过了几个世纪的现代哲学的繁琐复杂的耕耘之后，它们并不能彻底摆脱现代哲学的框架和阴影，它们不可能采用罗马时期或者蒙田那样清晰的随笔，它们不可能同17世纪以来哲学积累的概念、问题和框架一刀两断。它们仍旧依据众多的哲学概念而存活。但是，同以康德、黑格尔为主体的严谨的德国古典哲学——这是另一座哲学高峰，不一样的是，这些法国理论试图以新的方式来运用和驯化哲学概念。

在这里，思想，不仅仅是哲学，终于找到了它奇妙的言谈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