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毒与药：“毒”的两面性在中国传统药学中如何体现？

“毒”是中国传统药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在中国医学的形成期，“毒”的意涵比现在它所承载的负面意思更复杂。汉代的字书中出现了该字的一个重要释义“厚”，它暗示力量、厚重和丰足，此解释引申出广泛的含义。其他中国早期文献中的“毒”也呈现多样意涵，从有效的治理到“德”畜养万物的力量，从猛烈的药物到致命的毒物。“毒”还被用来比喻刺耳却有建设性的言语。总而言之，“毒”的两面性就在于它既可能带来益处，又可能造成危害。

“毒”的两面性在中国早期的本草著作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它指向猛烈的药力，药物的治愈力正是由此而来。《神农本草经》里建立的三品分类法把“毒”作为药物分类的主要标准。有毒药物因其猛烈而具有治病的价值，但也正因其猛烈而可能使人生病甚至死亡。因此，使用毒药的艺术就是在不损害生命活力的前提下有力地祛除疾病。六朝时期的本草著作，例如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更详细地描述了这些猛药。它们遍布于矿物、植物、动物和食物类药物，并被赋予广泛的医疗用途。到6世纪，中国传统药学已确立毒药在治疗中的关键作用。

本文选自《以毒为药：古代中国的医疗、文化与政治》，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汉代的《史记》讲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将言语和药物相比较，发人深省。它说的是，后来成为汉朝开国皇帝的刘邦在京城打败秦军后，被奢华的秦宫引诱，想住在那里。他手下的将领樊哙想劝他改变主意，但刘邦不听。这时，谋士张良进一步责备刘邦沉湎于胜利的喜悦，认为这只会重蹈秦国的覆辙。张良让刘邦听从樊哙的警告，因为“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最后，刘邦采纳了张良的建议。故事的意思很清楚：难听的话和猛药相似，让人难以接受，但最终还是会使人受益。

张良的这句话如今在中国家喻户晓，但是“毒药”已被替换成了“良药”。这个更替很能说明问题，表明“毒”的意涵在历史上经历了变化。今天，“毒”是英文单词“poison”在汉语中的标准对应字。和“poison”一样，“毒”这个字也让人联想到危险、伤害、阴谋。但是，“毒”在历史上并不总是指向负面事物，它还有各种不同乃至相反的含义。这个字出现在古代中国各种医学、哲学和制度文本中，虽然在这些早期的文本中确实能看到“毒”的负面意涵，但它也能指君王的优秀品行或者猛烈的药物。“毒”的这种正面意涵在上面的故事中显而易见，它指向药物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它们能治疗疾病的关键。这个“猛烈”的概念，即其不仅可以作为毒物害人，而且可以作为药物治病的能力，是古代中国药物治疗的核心。因此，中国的医者采用大量被认为有毒的物质，并巧妙地用它们来治病。我们要理解中国传统药学，就必须掌握“毒”的两面性。

这一将毒药用于医学的重要传统起源于中国药学的形成期，即汉代至六朝时期。在此时期，各种矿物类、动物类，尤其是草木类强劲物质被纳入药用的范畴。在汉代，“毒”成为药物分类的基准，汉代的药学著作按照毒性将药物分成三品，认为有毒的药物可以治疗疾病，这是一个贯穿于整个帝制时代的治疗原则。六朝时期，中国传统药学蓬勃发展，对毒药的指定、鉴别与使用有更详细的说明。至6世纪，“毒”在中国已成为界定药物、指导治疗的核心标准。

《神农本草经》中的毒药

“毒”的两面性在中国传统药学中如何体现？该问题将我们引向中国第一部药学专著，约成书于1世纪的《神农本草经》。这部药学经典的书名值得我们注意。“本草”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代，既指药物知识，又指记载此类知识的文本。正如英文单词“root”有比喻义，“本草”的字面意思是“根源于草”或“根与草”，它表明了草药在汉代药学中的显著地位。中国的本草书类似于欧洲的一类药学著作，这类著作通常称为“materia medica”，可以追溯至1世纪古罗马医生迪奥斯科里德斯的奠基之作《药物论》。这两类书都列出了许多药物，并说明每一种药物的属性、产地、外观与用途。

那么谁是“神农”呢？作为《神农本草经》托名的作者，他是一位在远古之时开创农业、造福子民的圣人。他还被认为发现了有用的药物，这为他赢得了中国传统药学创始人的名号。西汉《淮南子》记载，神农遍尝百草，为其子民鉴别合适的药物，一日而遇七十毒。这个故事表明，日常经验和试错的努力在古代中国药物知识的积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神农的医学身份在汉代已经牢固确立，当时的文献把他和其他几位受人尊敬的人物，如黄帝、雷公，视为远古时期掌握了纯正的医学知识的圣人。因此，将一部书托名神农，展现了一种从想象中的辉煌过去找寻失落的药学智慧的理念。

然而，《神农本草经》真正的作者并不为人所知，它可能是由汉代一些专司药事的官员编撰而成。身为“本草待诏”，他们在宫廷有需要时应诏进宫，平时待命。汉代文献常常把这些知识渊博、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专业人士与“方术”之士相提并论。“方术”一词涵盖了各种不同的奇技秘术，如观星、风水、炼丹、占卜等。本草待诏或许会和这些术士交流药物知识，并将其纳入本草书写中。

作为中国第一部系统的药物著作，《神农本草经》是中国传统药学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之后所有的本草著作都恪守其对药物进行分类和界定的基本框架，并仰仗其经验知识指导医学实践。我们几乎不知道该书如何形成、来源为何，只知道它总结了已积累几个世纪的药物知识。证据主要来自汉墓出土的医书，其中有两组医书尤其具有启示性。第一组是从湖南马王堆长沙国丞相利苍之子利豨墓中出土的医方集，这批帛书包含近300个医方，主治52种疾病。据保守估计，该医方集用到了200多种植物药、矿物药和动物药，供内服或外用。其中有70多种药也出现在《神农本草经》中，这暗示汉代的本草书可能从方书中汲取药物知识。

第二组医书表明了《神农本草经》成书的不同路径。这批竹简出土于安徽双古堆当地一个贵族的墓中，上面列出了100多种药物，每一种都旨在治疗一种疾病或产生某个神奇的效果，如“疾行”“轻体”，后者可以使身体翻山入云。有鉴于竹简的开头出现了“万物”一词，可以说这些竹简呈现了一种早期的博物学，其目的是指认天下万物可能的用途。因此，汉简《万物》逸出了医疗范畴，列举了诸物在渔猎、制衣、制作燃料等其他方面的用途。这批竹简残破不全，囊括了五花八门的信息，但它们为我们理解中国本草书的起源提供了重要证据，揭示早期的本草书写将药物知识纳入了更广阔的博物学讨论中。

我们有必要在考察《神农本草经》的内容之前，了解一下汉代医书编纂的大背景。汉代的所有医学文本均已佚失，在考古发掘中发现的简牍残片，包括上文提到的那两批出土医书，是这一时期唯一的直接史料来源。但是，《汉书·艺文志》保存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皇家图书馆书目，著录图书30多类，近600家。该书目的创建是西汉末年一场“经典化”运动的结果，当时，几名宗室学者系统地收集整理古今著作，以重新确立文本的权威，指导帝王治国。和医疗有关的书目列在最后，归在“方技”类中，“方技”类又进一步被分为四种：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其中“经方”和药学知识关系最大。虽然经方类的11部书均为方书，但它们依赖于对每种药物的了解来提供有效的处方。本草书并没有出现在书目中，在西汉末年这样的药物知识很可能依然是零星的、散落的，夹杂在方书和博物学著作中，直到东汉时期才在独立成书的本草著作中系统化。

现在我们来仔细看看《神农本草经》。该书有一个简短的序录，介绍其书写架构和药物疗法的基本原则。书的正文记述了总计365种药，对应一年的365天，展示其天地感应的思维架构。重要的是，《神农本草经》把这些药物分成三品，开篇即将这三品界定如下：

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

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补虚羸者，本中经。

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者，本下经。

这段话揭示了中国传统药学的两个核心特征。首先，药物被分成上中下三品，“毒”作为定义三品药的标准而引人注目，这一以“毒”为中心的药物分类法是中国传统药学的基础，成为后世本草书写的准则。其次，毒指向一种具有治病价值的猛力，而非应该不惜一切代价躲避的东西。正是因为有此疗愈力，大多有毒的“下药”被用来治疗各种疾病。“毒”的两面性在《神农本草经》中得以显著体现：因为它不仅能使人受益，而且能造成危险，所以病人只能在短期内谨慎地服用毒药，病好了就该停药。文中暗示，如果使用得当，有毒药物可以治病；如果使用不当，它们就会造成伤害。

虽然毒药是有用的治病之物，但《神农本草经》把大多数毒药归入下药，认为它们不及中药和上药。中药不是用来治病，而是用来强身健体，避免生病的。这一目标和汉代发展起来的一种医学哲学相吻合，如《黄帝内经》中的一句格言所云：“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预防疾病的发生总是比得病后治疗要好。

此外，无毒的上药用于实现一个更高的目标：延年益寿，这一愿望与中国的“养生”思想产生共鸣。这个古老的传统建议人们常年摄入滋补药物，如茯苓、松脂、云母等，并结合身体运动、呼吸吐纳和静思冥想，以达到长寿的目的。这些方法旨在补气、祛除会让身体衰亡的内毒，因此，无毒药物能“轻身”，净化身体的毒素。与此同时，有毒药物以其特有的“厚”使身体充满活力，以便与疾病搏斗。毒药虽然能有效治疗疾病，却会阻碍人们实现更高的目标―健体延寿。

《神农本草经》的正文详细描述了365种药，包括矿物药、植物药、动物药和食物药，注明了每一种药物的味、气、主治、功效、产地，有时还有别名。头两条，即味和气，是中国传统药学里定义药性的基本概念。每一种药物都有下列五味之一：辛、甘、酸、苦、咸，这些味道不一定和我们今天的味觉体验一致，而是五行学说中的抽象概念，此学说把药物的味道与身体的特定器官相对应：辛入肺，甘入脾，酸入肝，苦入心，咸入肾。这种对应性为医家开方用药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此外，“气”在《神农本草经》中指药物的热度，如寒、温或平，每一种“气”指示药物引起的相应的身体感觉。例如，温性药会使身体觉得热。“气”的这一定义涉及药物的物质性，它和我们熟悉的周身循环之“气”这个概念有关，却又不同。

尽管《神农本草经》在序录里概述了以“毒”为中心的药物组织架构，但它并没有注明365种药里的每一种药是否有毒。在中国传统药学的形成期，此类知识很可能尚未系统发展。直到5世纪末，随着该书的一个重要注本的产生，对毒药的详细阐述方始出现。

《本草经集注》中的毒药

大约成书于500年的《本草经集注》是中国药学史上的一部关键文本。它在《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倍的药物，并补充了更多关于药物外形、产地、效用的信息，大大扩充了药物知识。重要的是，它指明了730种药中大多数药的毒性，并详细论述了中国传统药学里一些常用的有毒药物。该书也阐释了炮制、使用这些毒药的各种技术。因此，要研究中古中国毒药的理念和应用，《本草经集注》是不可或缺的文本。

《本草经集注》成书于中国政治分裂的时期。从4世纪初至6世纪晚期，匈奴、鲜卑、羌等游牧民族在北方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汉人则在黄河以南地区相继建立了一系列政权。尽管政治动荡，但由于医学世家的崛起和宗教医疗的繁荣，特别是南方的一些门阀望族编写了颇有影响力的医学著作，因而该时期的医学活动蓬勃发展。在汉代，医学知识主要由师父传给他精挑细选的徒弟，但在这个新时期，医学主要在世家大族内部传承。而且，这一时期佛教和道教的迅速发展大大丰富了治疗手段；不同宗教信徒用药物、禁咒、冥想等方法治疗病患，并试图实现身体的跃升。特别是江南地区兴起的道教炼丹术，以其利用强劲矿物质的丰富经验，影响了当时药学著作的撰写。

《本草经集注》的作者陶弘景，南朝都城建康附近人士，出身士族。陶弘景学识广博，20多岁即以能文善书闻名。因为家庭的影响和个人的志向，他还精通医学。据他自述，他家数代行医，父祖均熟谙方药，靠一部《范汪方》医治了百千人。虽然没有证据表明陶弘景自己也行医，但其家人治病疗疾的活动很可能有助于他研习医学。根据《隋书·经籍志》所录书目，陶弘景编撰了八部医书，包括本草、方书和炼丹著作，所有这一切表明他有丰富的医学知识。

陶弘景年轻时就对道教著作感兴趣，他所生活的江南地区是新兴道派发展的沃土，5世纪时对社会精英有很大的吸引力。492年，在南齐朝廷当了十多年小官后，陶弘景决定弃官归隐离京城不远的茅山。在那里，他一心修习冥想和炼丹术，并编撰道教著作。也就是在这段隐居的岁月里，陶弘景完成了《本草经集注》一书。

顾名思义，陶弘景的这部书以《神农本草经》为基础，但对其结构和内容都作了重大改动。该书以一长篇序录开始，其中陶弘景不仅评注了《神农本草经》简短的序录，也详细说明了药物的炮制法，列举了治疗主要疾病和解不同类型毒的药物，以及各式各样的组方配伍法。他在序录起始即阐明了编撰这部药学专著的动机，指出在《神农本草经》问世后的几个世纪里，医书作者们不是对该书进行编辑，就是撰写独创的药学著作，由此造成了许多舛错和混淆，使行医者误入歧途。为了纠正此种混乱局面，陶弘景精研他能看到的所有药学著作，在此基础上编撰了这部新的本草书。因此，《本草经集注》反映了陶弘景汇编、整合药学知识的努力，这种药学知识结合了经典医书的智慧和当时对医药的新认识。

《本草经集注》共载药730种，一半抄自《神农本草经》，另一半来自陶弘景所言的“名医副品”，指的是从汉代到当时的医家对药物的增录。每一个药物条目包含三层书写：第一层是《神农本草经》原文，用红色大字如实抄写。第二层是汉以后医家们对此药物的评注，用黑色大字书写。重要的是，这一层书写指明了药物有毒与否。虽然我们无法知道此种说明的具体出处，但是陶著首次将此类知识系统地纳入本草书写。第三层则是陶弘景自己的注释，用黑色小字写在每个条目的最后。

通过建立这种包含若干层次的书写模式，陶弘景开创了为本草书作注的悠久传统。他并未修改《神农本草经》这部汉代经典，而是保留了它的内容，并且增补了来自其他医书的信息以及他自己的评论。为了区别这三层书写，他用了不同颜色和不同大小的字。因为原书早已失传，我们无法确知陶弘景编撰此书时用的是什么书写材料。虽然东汉已发明纸，但是直到5世纪纸才成为宫廷的常规书写材料，而它传播到社会其他阶层可能就更慢了。因此，陶弘景完成《本草经集注》的时间是中国书写技术发展的过渡期，当时纸逐渐取代了简牍这种早期的书写材料，陶弘景有可能使用两者之一作为载体完成其本草书写。

虽然《本草经集注》原书已不复存在，但是该书现存的7世纪纸质写本的一小份残片，让我们对陶著的原貌有了具体的认识。

该文书20世纪初出土于吐鲁番地区，有可能是唐代皇家图书馆的官方抄本。它包括四种动物类药：豚卵、燕屎、天鼠屎和鼹鼠。每一个药物条目下面是朱书《神农本草经》原文，墨书部分则为陶弘景增补的内容和注释。关键的是，药物是否有毒的信息用墨书，表明该知识并非出自《神农本草经》原文，而是后世本草书加入的。这种独特的作注方式在陶氏之后得以延续，后来的本草著作如法炮制，增补新的药物，并在已有的药物条目后层层叠叠地作注。有赖于此种格式，尽管《神农本草经》和《本草经集注》等早期本草著作的全本均已散佚，但是它们的内容因为保存在后世的本草书中而得以再现。

除了指明每一种药物是否有毒，陶弘景对《神农本草经》的组织架构也作了重大改动。其著作以四卷本《神农本草经》为蓝本，这个底本包括序录和分别述及上、中、下药的三卷。陶氏重新整理了《神农本草经》，创建了两个新版本。第一个版本共三卷，卷上为序录，中、下二卷则载药各约365种。第二个版本名曰“大书”，分为七卷：首卷为序录，卷2为玉石，卷3至卷5为草木，卷6为虫兽，卷7为果菜米谷和“有名无实”，后者为 仅有药名而不复使用的药物。虽然陶弘景没有发明根据自然属性将药物分类的方法——这一理念可上溯至汉代——但其著作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将此种体例确立为本草书的基本结构。

除了改变卷数，《本草经集注》把药物从365种增加到730种，多了一倍。

总的说来，草木在其中比重最高，一半以上的药物属于草木，表明草药学在陶氏的时代占据了重要地位。其次是虫兽、果菜米谷和玉石。各类药在上、中、下三品的分布大致均衡，但下品药略多。

那么毒药在《本草经集注》中的分布是怎样的呢？陶弘景继承了《神农本草经》中以毒为依据的三品分类法，根据毒性将四类毒药的每一类分成上中下三品。陶氏除了指明每一种药物是否有毒，还根据药物的猛烈程度建立了更精细的区分：将毒药分为“小毒”“有毒”和“大毒”三种，暗示他对这些毒药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总体而言，全书494种药物中，大约五分之一被定义为有毒。和《神农本草经》对“毒”的定义一致，这些药物中的大多数为下品药，只有8种为上品药。此外，有毒药物在四个自然类别中的分布是不均衡的。草木类有毒药物最多，这意味着一半以上的有毒药物是草药。但是就比例而言，虫兽类有毒药物的百分比最高―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动物药都有毒。这两类占有毒药物的大多数。相比之下，果菜米谷类包含的有毒药物最少，可想而知，这是因为这些药物大多数温和，可以长期服用。

这些药物大多归属中品而非下品，偏离了以“毒”为依据的分类原则。除了治疗特定的疾病，许多有毒矿物质也被赋予了升仙的力量，这是中国炼丹术梦寐以求的目标。很可能正是这个高远的追求提高了这些矿物药的价值，使其从下品升入中品。

草木类包含了大量有毒药物，大多数为下品药。几乎所有“大毒”的药都被放在下品，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附子类药物。陶弘景在书中列举了4种此类药物，并特别称赞附子为“百药长”。这并非夸张，因为附子是中国传统药学中最常用的药物之一。它也是一种致命的毒物，在古代中国常用于谋杀。因此，正确的炮制是使用这种强劲草药的关键。其他有毒植物包括：巴豆，这是生长在巴蜀地区、一种大戟科巴豆属常绿乔木的果实，可用作强力泻药；钩吻，生于南方的一种有大毒的马钱科钩吻属蔓藤，既能杀人又能治病；半夏，一种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的块茎，夏天采挖，故得名；莨菪子，一种茄科天仙子属致幻植物的种子，既能诱发又能治疗癫狂。陶弘景指出了这些药物的多种用途，如温中、破淤、消肿、健行。

虫兽类毒药也多种多样。蛇出现在这类药中不足为奇，它们的胆因为能治病尤其受到珍视。另一个重要的虫兽类药物是牛黄，即牛的胆囊结石。这味药位列上品，有小毒，用来治疗癫狂，并可轻身延寿。在陶弘景的时代，其高昂的价格和假冒品的泛滥表明牛黄是大受欢迎的药物。虫兽类毒药里最神秘的一种莫过于鸩鸟毛，即鸩鸟的羽毛，陶氏称它有大毒，能有效治疗蛇毒。这种羽毛毒性极强，被它沾过的任何酒都能在顷刻间使人毙命。事实上，鸩酒如此臭名昭著，以至于成了毒药的代名词，成语“饮鸩止渴”即为明证。然而，我们不清楚鸩鸟究竟是什么动物。

最后，果菜米谷类包含了几种重要的有毒药物。其中之一为麻蕡，即大麻类植物的籽实。它被列入上品，能治五劳七伤，驱寒气，散脓，久服则可以轻身、通神明。然而，多食令人“见鬼狂走”——这是强烈扰乱心神的迹象。另一种有毒药物是酒，作为一种大热的物质，它常用作激发药力的溶剂。和麻蕡相似，酒也能使人“体弊神昏”，这是许多人都熟悉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