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能不能“译”？读翻译作品，读者也有自己的“责任”｜东坡大家讲

对于中国古典诗歌，有人说“诗不能译”，翻译将直接损害古诗的精华，有人也认为中国古诗需要通过翻译，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进而更深刻地探索中国文化。面对古典诗歌翻译，我们有哪些困境，又有哪些办法？

日前，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知名汉学家、作家、翻译家艾朗诺教授登上“东坡大家讲”，为大家分享了《一个美国人眼中的苏轼》。与之进行对谈的，是来自四川大学文新学院的周裕锴教授。他同时也是三苏研究院院长、苏轼研究学会前会长。三苏祠博物馆文博馆员翟晓楠担任学术主持。

封面新闻于9月19日-9月21日，在封面新闻APP、封面新闻视频号、封面新闻抖音号等多媒体平台播出《一个美国人眼中的苏轼》，敬请关注。

在9月20日播出第二期内容中，艾朗诺分享了他在翻译苏轼作品时的倾向性，以及对于诗歌翻译的看法。周裕锴则认为，艾朗诺的翻译为中国读者开拓了新的领域。

1867年，鲁米斯翻译了一首苏轼的诗歌，开启了苏轼诗文美国英译的历程。1994年，伯顿·华兹生《苏东坡诗选》翻译了116篇苏轼诗词文。到现在，艾朗诺教授翻译了1000篇东坡诗词文。这是一个漫长的东坡翻译史，也是西方对于中国古典文化的接受史。

在艾朗诺看来，中国古典诗歌翻译为外语，的确是件十分困难的事。因为一旦变成其他语言，古典诗歌中的音乐感和押韵的部分就没有了，“不管是谁，英文翻译古典诗歌，一定会失去很多。”

在这样的考虑下，艾朗诺在进行苏轼作品翻译时，主动将更多的目光放在了苏轼的散文作品中，例如题跋、尺牍、杂文、祭文等。一来是散文的翻译不会将原意“失去太多”，二是在一般的苏轼中文选本中，对苏轼的这一类文章关注度还不够。

周裕锴对艾朗诺的这种选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对中国读者开拓了新的领域。尤其是艾朗诺对尺牍的关注，由于是古代的私人信件，尺牍更容易展示自我的内心世界，更具有私人化的特点，这对于我们理解苏轼是有帮助的。

诚然，宋人讲究以学问为诗。苏诗的典型特征，就是有大量典故。这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都是一项困难的“工程”，更何况是对外国读者。在翻译过程中，艾朗诺又该如何处理典故的问题呢？

艾朗诺笑着回应道，典故对于翻译来说的确非常麻烦，他也知道普通读者都不爱读注释。“但我也没有办法，我一定做注解，不注解也就不算学者了。我是翻译者，这是我的责任，作为读者，也有自己的责任。”

学术主持翟晓楠进而向周裕锴教授发问，以《苏轼全集校注》为例，也许一首诗仅有一页，但下面的典故注解就长达十几页。面对这样的问题，校注者是否会考虑到异域读者面对典故的困境呢？

苏轼全集校注

周裕锴则表达了与艾朗诺相似的观点，校注者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个典故找出来，提醒读者其中包含的意义，如果对方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读者，自然就会知道苏轼的用意。

周裕锴同时也分享，自己曾用现代汉语翻译过惠洪《石门文字禅》中的诗歌，“但就跟打油诗一样的，尤其遇到一些浓缩的部分，我需要往里加入自己的东西。”周裕锴认为，翻译永远无法真正忠于原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