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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中旬,此时,距离新中国成立只剩半个月。
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几乎传遍了全国,百姓为此欢欣鼓舞,庆祝即将到来的新时代。
有人欢喜有人忧,而“云南王”卢汉正是“忧”的人之一。
卢汉
此时的他,正一脸纠结地看着蒋介石发给他的电报,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9月初,蒋介石派特务在昆明逮捕并抓获了,四百多位地下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最后要处置其中的九十多人。
而在这封电报上,正是蒋介石对于如何处置这群人的意见,只见上面写着八个大字:“情有可原,罪无可逭。”
意思很明显,要求卢汉按罪处理掉这九十多位革命人士。
卢汉显然不能这么做,事到如今,国民党失败,新中国即将成立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自己如果真的杀了这九十多个革命人士,共产党难免会将自己看作蒋介石的人。
而蒋介石此举,也是为了把卢汉与自己绑到一个战车上,杜绝他的一切退路。
这封电报和后续的处理,将成为决定卢汉和滇军命运的关键。
他最终是如何处理的呢?
投共念起
云南,作为中国西南部的重要省份,西部与缅甸接壤,南部与老挝、越南毗邻,是中国连通东南亚的交通要道,其地理位置虽逊色于东部沿海省份,但在近代时期也是引起了各派军阀争抢。
1945年10月,卢汉任职云南省主席兼保安司令。
云南先后经历了蔡锷、唐继尧和龙云三代军阀统治后,迎来了新一任“云南王”卢汉。
论名气,卢汉显然不如前三任军阀,个人魅力也是远远不及。
但卢汉却有一个他们都没有的优点:谨慎。
上任之后的两三年里,卢汉显得十分低调,在表面上更是对蒋介石言听计从,背地却一直花大力气收集各方情报,分析当下的局势,从而思考下一步该如何行动。
在那几年里,最重要的事情自然是解放战争。
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解放战争开始。
起初,国民党军队数量多,还依靠美国支持配备了大量美械,在战争中掌握了一些优势。
然而,随着局势发展,共产党依靠人民的力量,胜势越来越大。
卢汉通过分析得出:共产党的胜利,只是时间问题了,自己也应该做后面的打算了。
此时摆在卢汉面前的有三条路:
第一,趁早将财产转移,共产党一旦打过来就赶紧跑到国外,安享下半生;
第二,坚持作战,与蒋介石站在一起,最不济也可以跟着蒋介石转移到台湾;
第三,想办法联系共产党,向共产党投诚。
这是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一旦选择了第一条路,自己也许终生无法返回这里,卢汉不想离开这里,也就否决了第一条路。
蒋介石为人阴险狡诈,以个人为中心,如果跟他一条战线,指不定被他哪天视作眼中钉肉中刺,然后被暗中处理了。
前一任“云南王”,卢汉的表哥龙云就是很好的例子。
缺少对蒋介石的防备,最后被蒋介石架空权力,丢掉了手中的全部权力。
龙云
而在收集的情报中,卢汉发现共产党对投诚将士的待遇极好,也十分讲义气,显然是一条好出路。
那么应该如何与共产党建立联系呢?卢汉将目光放到了云南境内的游击队身上。
卢汉撤掉了云南境内的反共政策,又在暗中帮助游击队,相信中共高层听说了之后,自然会派说话有份量的人联系自己。
果然,1949年4月的一天,卢汉正在办公室里处理事务,警卫进来报告说一名叫张秉昌的老人,前来拜访他。
卢汉大喜,张秉昌原是国民党第60军的高级军官,是滇系的人,后来跟随长春起义,加入了解放军东北军区,如今却破天荒的返回云南,十有八九是中共派他来联系自己。
卢汉赶紧请他进来,在简单的寒暄之后,两人聊起了正事。
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败局已定,中共积极争取南方各大军阀的支持,希望他们“起义”,与蒋介石一刀两断,加入新中国,从而和平统一全国。
听完张秉昌对于中共“国军将士起义”的意见后,卢汉担忧的说道:“中共是否确有诚意呢,我身为滇系领袖,过去也做了不少反革命的事情,共产党会原谅我吗?”
张秉昌笑道:“毛主席说了:'既往不咎',只要你认错态度良好,就不是战犯,而是起义将士了,况且后面还有立功的机会。”
卢汉点点头,相信了张秉昌说的话。
九九整肃
几个月后,一则新闻出现在了香港报纸上,标题赫然写着:云南省前主席龙云与共产党建立合作,希望云南起义。
看到这则消息,卢汉吓出了一身冷汗。
虽然人名说错了,但龙云是卢汉的表哥,蒋介石看到这则新闻,难免会对自己产生怀疑。
果然,几天后,蒋介石的一封电报就发到卢汉这里来。
在电报上,蒋介石说要召开西南军政会议共商大计,邀请卢汉前来。
卢汉不清楚蒋介石是真心开会,还是给自己设了个鸿门宴。
出于心虚,卢汉借口云南闹革命,自己要坐镇云南,辞掉了这场会议。
其实,虽然蒋介石也看到了香港报社的那篇报道。
但此时的蒋介石,还没有怀疑卢汉通共,召开会议则是为了构建“大西南基地”。
三大战役结束后,长江防线被攻破也只是时间问题,长江南北两岸是肯定守不住了,而西南部的几个省份地形崎岖、易守难攻。
蒋介石认为,若是提前进行军事建设,说不定能成国民党反攻的基地。
然而,这次会议,除了卢汉之外各省军政首脑都到了重庆,这让蒋介石对卢汉起了疑心。
想要构建“大西南基地”,就必须要争取到卢汉的支持,还要打消卢汉的投共想法。
因此,蒋介石决定采取“威逼利诱”的方式,让卢汉就范。
蒋介石先是通知卢汉会议时间延长,同时再次邀请卢汉前来。
蒋介石也表示,如果卢汉不来参加会议,中央会派出两个军和60架飞机,“帮助”卢汉解决云南问题,言语中的威胁可以说是十分明显。
事到如今,卢汉不得不去参加会议。
在走之前,卢汉将云南省的重要事务托付给自己的亲信,并向他们说:“我此去重庆,吉凶难卜,万一被扣,你们就打电话要求。要求不准,就插上红旗,通电起义,不要管我。”
9月6日,卢汉怀着复杂的心情前往重庆。
但出乎预料的是,抵达重庆后,蒋介石十分热情地接待了卢汉。
卢汉也看出了蒋介石需要自己的支持,自己通共的事情也没有被蒋介石发现,悬着的心慢慢放了下来。
几天后,会议结束,蒋介石再次邀请卢汉谈话。
在谈话中,蒋介石表明今后云南将全权交给卢汉,同时为了支持云南发展,中央会给云南一百万银元作为军费。
当然,蒋介石也有自己的条件,他以“肃清反动分子”为理由,要求卢汉走时带上自己精挑细选的特务,这些特务会协助卢汉反共。
卢汉表面大喜过望,内心却十分苦涩。
这些特务哪里是协助他的,分明是来监视他的,同时在云南省里抓捕到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再让他下令处置,那可就杜绝了自己跟共产党合作的可能了。
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如果卢汉拒绝,恐怕蒋介石会撕破脸皮将自己囚禁起来。
自己只好假意答应,之后再想别的办法对付这些特务。
9月8日,卢汉返回昆明,特务头子徐远举带着一批国民党特务,也跟随卢汉到了昆明。
9月9日,国民党特务倾巢出动,在群众还在睡梦中进行了全市大搜捕。
一夜之间,四百多名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被捕,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九九整肃”。
第二天,国民党特务拿一份名单,得意洋洋地找到卢汉,希望卢汉批准对这些人的处理意见。
卢汉结果名单,翻看了几个,十分震惊,逮捕了过四百人,居然有两百多人的处理意见是执行枪决,其中更是包括自己接触过的几位共产党人。
卢汉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出现了。他一早就料到蒋介石派特务来云南,抓共产党人只是其次,更重要的是要让自己亲手处置掉这些人,这样共产党一定会和他不死不休!
卢汉沉思片刻,而后看向特务,说道:“直接处置恐怕只会引起民众的大规模反抗,还是稍等一段时间,罗织好罪名再进行处置。”
卢汉说法也合理,民众对国民政府的不满已经到了极限。
如果直接处置这批人,确实会引起群众暴动,特务也就没再说什么。
之后一段时间里,卢汉命令自己亲信在云南省内,暗中鼓动群众要求政府释放被囚禁的四百人。
同时,卢汉也多次致电蒋介石,表示要杀的人太多,自己也很为难,希望能减少一些人。
在卢汉的争取下,囚禁人数从四百多人变成了九十多人。
但这九十多人,都是共产党人和共产党亲近的民主人士,卢汉也必须要想办法救下来。
巧妙应对“谋杀令”
其实对蒋介石来说,重点不在于处置四百人还是九十多人,重点在于让卢汉的手沾上共产党人的血,因此也就十分轻易的松口了。
在确认九十多人的名单之后,蒋介石又给卢汉发了一封电报,上面写着八个大字:“情有可原,罪无可逭。”
意思十分明显,就是要求卢汉处置这九十多人,这次绝没有回旋余地了。
按照流程,接下来卢汉把电报交给昆明的特务头子徐远举后,徐远举便会立刻派人处置掉他们。
电报上的内容卢汉也不可能篡改。
徐远举为蒋介石做事这么多年,自己哪怕改一个字,都有可能被他发现。
卢汉将电报放在桌子上,身子后仰倚靠在沙发上,闭目思考着应对之策。
这时,他听到外面走廊上管家喊道:“这是谁挂的字画,都给挂反了,有些字画挂反了寓意就完全相反了。”
想到这句话,卢汉突然坐起身,又看了看电报内容,哈哈大笑起来。
他拿起笔来,在电报上画了一个反钩,将这八个字正好颠倒了顺序,正好是:“罪无可逭,情有可原。”
这样,意思就是:虽然这些人有罪,但是是可以原谅的。
当徐远举收到这份电报后,也不禁愣了一下,难道校长改变主意,不想杀人了?
在反复确认后,徐远举确定电报上的字没有被修改。
出于对自己工作能力的信任,他也没有派人询问蒋介石,这九十多人只好暂时囚禁不进行处置。
而蒋介石也怕过问太多,会引起卢汉的反感,之后也没有再问,这件事就一直拖延了下来。
两个月后,又一个好消息传来,代总统李宗仁来云南视察!
李宗仁素来与蒋介石不对付,也早就有了和中共缓和关系的想法。
李宗仁抵达后,卢汉摆好酒席宴请李宗仁,酒过三巡之后,卢汉向李宗仁提起这件事。
李宗仁当即表示:“委座已经退了,你还听他的干什么。”
李宗仁
卢汉连声称是。
第二天,卢汉组织云南各人士联名上书,希望释放被囚禁的人,李宗仁痛快的在上面签了字。
至此,在卢汉的努力下,九九整肃被逮捕的进步人士被全部救出。
参考文献:
新浪网《我的父亲:最后的“云南王”卢汉》
网易新闻《从怀疑到主动,“云南王”卢汉是如何一步步投奔新中国怀抱的》
搜狐新闻《卢汉巧与蒋介石周旋—昆明起义前的一场尖锐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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