皋陶法治思想

皋陶法治思想

古代中国拥有光辉灿烂的法律文化，以其特有的气质自成一体，中华法系与欧洲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伊斯兰法系和印度法系并列为世界五大法系。中华法系的源头起始于上古时期，开山鼻祖就是皋陶。

皋陶的法治思想和精神深刻影响着后世,甚至他制定的一些刑法还被后人所沿用。

中国春秋时期的史书《左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春秋时期，晋国的两个贵族邢侯与雍（yōng）子因为争夺一块田产打起了官司。当时晋国的司法官叔鱼负责审理此案。叔鱼接手案件后做了大量调查，认为这块地应该判给邢侯。然而，雍子得知后，为了打赢这场官司，便将自己的女儿献给了叔鱼。于是，到了宣判的那一天，收受了贿赂的叔鱼判雍子胜诉。听到判决结果的邢侯顿时大怒，当堂杀死了叔鱼和雍子二人。一桩争田案瞬间变成了杀人案。晋国的执政者韩宣子得知此事后，非常震惊，为了平息这个案件的负面影响，他亲自去请教晋国有名望的大夫叔向，问该如何处理此案。叔向回答说：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请从之。叔向认为，雍子明知自己理亏还公然行贿，是“昏”罪；叔鱼接受贿赂而枉法断案，是“墨”罪；邢侯肆无忌惮杀人，是“贼”罪。按照皋陶制定的刑法，这三种罪名都是死罪。

可见，皋陶公正执法、维护司法公正的精神为后世人们所认知,并得以继续传承。

除了在司法实践中“秉公持正”,皋陶还明确提出了“慎刑”的观点，主张实施刑罚不株连子孙，而论功行赏则要惠及他们的后代；对于过失犯罪，不论过失有多大，都应从宽处理；对于故意犯罪，不管罪责有多小，也要从严追究；定罪量刑时，如果有疑问就从轻发落，而论功行赏时，若有疑问则要从重奖赏。遇到疑难案件时，宁可不按照通常的法律法规审理也不能错杀无辜。

皋陶的这种“慎刑恤刑”思想其实自尧舜时期就已经出现，在舜帝时期就制定了“象以典刑，流有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

“象以典刑”是通过穿着不同的服饰让人感到羞耻的象征性刑罚；“流有五刑”就是以流放来代替传统五刑；“鞭作官刑”是用鞭子抽打因公犯罪的刑罚；“扑作教刑”是对不服教化、违反社会风俗的人制定的一种轻微刑罚；“金作赎刑”就是通过缴纳罚金来赎刑。相对于重肉刑和死刑，这些刑罚明显较轻。而皋陶审慎刑罚的思想恰恰与其一脉相承，并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和发展。

皋陶的法治思想还体现在“崇德尚法，律己修身”。他对禹提出的治国总方针便是“德治”。他认为要治理好国家，统治者自己首先要自修其身，具有高尚的道德。而在任用官员上，皋陶又提出了“九德”的选拔标准，只有符合德行要求的官员协助君主推行德政，一边对民众实行道德教化，一边以法律维护社会秩序，德法并用，明刑弼教，才能真正实现理想状态下人们和谐相处，社会稳定。

皋陶法治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民为邦本，重在安民”。在治国方略上他曾向禹提出两个重要内容，即知人与安民。知人就是选拔德才兼备的官员，其目的就是为了“安民”，让民众有安定的生活。这正是皋陶民本思想的直接体现。皋陶认为，上天听取意见、观察问题，都是从百姓中听到的、看到的。上天褒扬好人、惩罚坏人，也是根据民意来进行的。所以说，上天与下民是通达的，只有敬畏民意，才能确保疆土长治久安。

皋陶的思想成为后世儒家和法家思想产生的重要精神渊薮（sǒu）之一，其法治和德治相融合的精神内核一直影响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且与当今所强调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理念不谋而合。因此，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也离不开对皋陶法治精神的挖掘与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