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人（2）

那些人（2）

原创及发表 瓦砾坝移民

2024年07月29日


一、

家族企业有其优势之处，不能一味诟病。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企业初创时期，至亲就是全部。

李书福兄弟四人创立了吉利汽车。在中国还有一个更出名的四兄弟，他们就是刘永好四兄弟，这四兄弟中，出了两个中国首富。

老大刘永言、老二刘永行、老三刘永美、老四刘永好，作为知识分子的父亲给四个儿子起名顺序为“言行美好”，四兄弟的母亲是小学老师。

四兄弟在当地（新津县）是极有名的人物，四人都是大学生，四人全部是铁饭碗。

1983年的1月12日，总设计师在一次谈话中指出，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总设计师最知名的改革格言之一。

春节刚过，老三刘永美向单位提出辞职，这在当地引起了轰动，因为他是新津县第一个提出辞职的国家干部，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说他要去当农民。

县委书记钟光林亲自找刘永美谈话，老三刘永美的态度十分坚决，钟也不好反对，只好语重心长的说：“小陈呀，你去了农村，广阔天地，要好好发挥你学到的知识，起码带富10个农户，10个。”（刘永美小时候过继给陈姓人家，名叫陈育新）。

老三辞职后，其他三兄弟也先后辞去公职，四兄弟的技术能力和学习能力都很强，改革的春风已经吹到了家乡四川新津，他们不愿意在单位终老直到退休。

时代的大潮来了，刘氏兄弟将成为弄潮儿。

1983年，育新良种场正式挂牌（后改名为新希望），主要内容是养小鸡。

四兄弟一起合作，自己画图，自己找材料，就这样把孵化机的框架给做好了。老大刘永言、老二刘永行又设计了一套温控和电子报警系统。一台具备4万个鸡蛋孵化能力的孵化机居然就这样创造了出来。

注：老大刘永行1977年毕业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985高校电子科技大学） 计算机系。老二刘永行毕业的更早，1968年毕业于成都师范，在父亲的影响下，两人都酷爱无线电技术，尤其是刘永行，是当地无线电维修的专家。（注释完毕）

1984年，四兄弟遭遇了有生以来最大的挫折。一个姓尹的人来到养殖场，说要两万只小鸡，这是他们开办养殖场以来接到的最大单子，当时四兄弟让他拉走了两千只小鸡，剩下的一万八千只，四兄弟想尽一切办法借钱，尽快完成了孵化。

可是结果却让四兄弟五雷轰顶，那个姓尹的根本不是养殖专业户，他只是为了倒卖，那两千只小鸡已经在运输过程中闷死了。

更关键的是姓尹的没钱，已经跑路。只剩下尹的妻子跪在地上苦苦求饶。

四兄弟又无奈又绝望。
……
那剩下的一万八千小鸡必须卖掉，否则养殖场只能倒闭。

刘睿敏先生在刘永好的传记中这样写道：

回到良种场，面对即将孵出的1.8万只小鸡，四兄弟欲哭无泪。卖又卖不掉，自己养又没那么大场地，更没有钱。买种蛋时向农民和亲友赊的账怎么办？扒拉算盘算下来，这根本是无法承担的债务！

这是四兄弟有生以来碰到的最大挫折，他们围坐在一起，不断喝水——大家都不会抽烟喝酒，没有任何排解发泄的方式，唯有喝水。任何极端的方式都从嘴里说出来了：跳岷江、出走新疆、四家人带着老母亲一起隐姓埋名……当然，这些极端方式只是逃避，只是情急之下的情绪宣泄。

逃避不是刘家人的性格，只能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喝了半个晚上的水，他们做出了最后的决定：把鸡孵出来，卖掉！把欠农民和亲友的钱还掉！

当晚四兄弟就开始劈毛竹编竹篓，这是装鸡雏的必要工具。随后的一个半月，四个受过高等教育、有着体面工作的知识分子，开始了漫长的卖鸡之路。为了一只只卖掉这1.8万只小鸡，他们一个个像贩夫走卒，拎着鸡笼和小贩们在市场上抢位置，大声吆喝，讨价还价。为了完成当天的任务，当农贸市场收了摊，他们通常还要继续沿街叫卖。

连续一个半月，他们每天起早贪黑，从良种场骑车到成都再骑回来，行程两百余里，吃饭就靠清水就馒头打发，骑回良种场时往往已经是深夜十一二点，稍微休息一下，早上4点又要出发。尤其是二哥永行，从小腿脚不方便，这一番折腾大大损伤了他的健康，让兄弟们锥心不已。

如果没有四兄弟的互相支撑、扶助，而是让一个人只身面对困难，“希望”可能在早期就已经夭折了。这段漫长的煎熬后，四兄弟每人都瘦了十几斤，终于将1.8万只小鸡处理完毕，把赊欠农民和亲友的钱全部结清，最后还剩720元钱。四兄弟不论各自工作多少，采取平分政策，一人分得180元——真真正正的血汗钱。

这次“希望”路上的挫折，给了四兄弟很多教训，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风险意识和风险控制。以后很长的时间内，他们宁愿少赚钱、不赚钱，也拒绝赊账。

二、

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改革不可能没有阻力,改革触及既得利益,必须有阻力,有阻力证明改对了方向,不能寄望于无原则的妥协来消除阻力（来源：山西日报）。

新津县县委书记钟光林就没有妥协。

1989年，诸如“收紧改革”“重抓阶级斗争”“取消个体工商户”“不能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等风声不断出现，截止年底，全国个体户注册数减少了300万户，私营企业从20万家锐减到9.06万家，减少了一半以上。

正在浙江台州办冰箱厂的李书福表示，要把自己的企业上交给地方政府。

刘氏四兄弟也产生了同样的想法，他们决定去找县委书记钟光林。

刘睿敏先生这样写道：

刘永好开口了：“钟书记，最近我们感觉到国家的政策是不是要调整了？这样的话，我们也愿意把工厂和财产交给政府。但是，这个企业我们做了这么多年，有很深的感情了，交给政府后，我们还是想管这个企业，我们知道怎么管。所以，今天来请教您，我们把财产交给政府后，是不是仍然让我们管理，让我们当厂长？”

钟光林怎能不知道他们的心思。他沉默了一会儿，猛吸了几口烟，开口了：“最近是有一些说法，但我从来没说过你们做错了。你们发展农业，科技兴农，帮助生产和发展，肯定是没错的，县里从来没想过要没收你们的财产。你们先回去，该怎么搞就怎么搞。不过，老交情了，我还是提醒你们，做事姿态低一些没错。”

送走了刘家兄弟，钟光林愁眉不展。一方面，他已决定支持刘家兄弟，保护好地方的私营企业和产业发展；另一方面，作为地方的一把手，他太清楚政治里面的问题了。

果然，上面派人来了。1990年春节刚过，一位“特使”进了县委大院，没等钟光林回过神来，他就说：“领导派我来，主要是因为刘家兄弟办的希望饲料厂的问题，我们考虑要参股，共同发展。”口气很硬。

钟光林一听，把脸沉下来：“什么参股？别人干得好好的，一掺和不就把人掐死了吗？”

“钟书记，这是领导的意见，你得考虑考虑哟。”对方的嗓门分明高了几度。

钟光林没开腔，来者见碰了个硬钉子，只好打道回府。

不几日，领导亲自出马，来到新津县委大院。“老钟呀，希望饲料厂不能让它自由发展，市里决定要参股，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而是集体定的。”

领导资格很老，但钟光林也不怵，顶了一句：“这样做，我看不妥，一参股，一派人，就把厂子给捏死了，就发展不了了。”

“死就让它死吧。我们不能为了一个小厂，犯错误呀。”

“这个厂办得还可以，又不需要外面投钱，参股，我看没这个必要。”

领导没了耐心，“这事没什么可说的，就这么定了”，气呼呼地走了。

一场不为外人所知的交锋，就这样电光石火地发生着。“不识时务”的钟光林不动声色，决定采用“拖字诀”。一拖几个月，不断有人来催，他也笑着应付了过去。

终于，1990年9月北京亚运会举行后，对私营经济的非议少了。“犟拐拐”钟光林，守住了自己的原则，也保护了“希望”这一私营经济的重要火种。

三、

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
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
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
——蒋开儒：《春天的故事》，1992年

针对当时的意识形态之争（姓资还是姓社），1月份，总设计师决定站出来给予终结性的一击。这就是著名的“南方谈话”。

邓小平在南方的讲话后来都被整理成文——
“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个文明建设都搞上去，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节选自吴晓波）

谈话一出，举国振奋。

3月份，刘永好每天必看的《光明日报》，上面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一万多字的文章：《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

刘氏兄弟看完这篇文章，决定甩开膀子，大举向外地扩张。

同年10月，在江泽民同志的主持下，中共十四大召开，会上提出：党的十四大正式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从根本上解除了传统计划经济理论的束缚。

一锤定音。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