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生活游戏（五）

5. 看看你让我做了什么
命题
该游戏的经典形式是“婚姻游戏”。事实上，这是一个三星级“婚姻克星”。不过，它也可以在父母和孩于之同以及在工作生活中进行。
（1）一级：怀特不善交际，于是，便全心投入某件事情，远离他人。也许，他此刻只想一个人待着。突然，有人（如妻子或孩子）过来了，要么安抚他，要么问他一个问题，比如，“长嘴钳在哪儿？”这种打扰“导致”他的凿子、画笔、打字机或烙铁滑落。于是，他对着来人气冲冲地喊道：
“看看你让我做了什么。”这种情况反复发生。当他全神贯注时，家人往往都让他一个人待着。当然，导致东西滑落的不是“来人”，而是“他自己的愤怒”。当滑落发生时，他简直是太高兴了，因为这给了他一个驱逐来人的机会。不幸的是，这是一个小孩子极易学会的游戏，因此，很容易代代相传。玩得越投入，满足感越大，获益越多。
（2） 二级：“看看你让我做了什么”是一种基本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偶尔使用的一种防御机制。怀特娶了一个玩“我只是想帮你”或相关游戏的女人。这样，他很容易把决定权交给她。通常，这可能是在体贴或殷勤的伪装下完成的。他会毕恭毕敬地间她去哪里吃饭，去看哪部电影。如果事情进展顺利，他会享受这个过程。否则，他会通过明说或暗示来责备她：“是你让我陷入这种境地的。”这个游戏是“看看你让我做了什么”的一个简单变体。或者，他可以将有关子女抚养的决策责任推给她，自己心甘情愿地做起“执行官”。如果孩子们不高兴，他可以直接玩“看看你让我做了什么”这个游戏。这样一来，就为“孩子不好，责怪母亲”打下了基础。因此，“看看你让我做了什么”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为在通往“我早就说过”或“看看你现在做了什么”的路上提供短暂的满足。
在心理层面玩“看看你让我做了什么”这款游戏的专业玩家也会在工作当中玩这款游戏。他们在玩游戏时，长时间痛苦的表情取代了言语。游戏者非常“民主地”（或作为“良好管理”的一部分）向助手征求意见。这样，他就可以获得一个不容置疑的地位，来恐吓自己的下级。他自己所犯的任何错误都可以用来指责下级。如果以此来指责上级，便是自我毁灭，有可能因此失去工作。如果是在军队中，则可能面临调换连队的下场。如果下级这种情况发生在沮丧者身上，它就是“这种事怎么老让我赶上？”的一个组成部分；
如果发生在压抑者身上，它就是“我又来了”的一个组成部分。二者都属于“踢我吧”这个游戏家族。
（3） 三级：“看看你让我做了什么”可能被偏执狂用来对付那些不小心给他们提出建议的人（见“我只是想帮你”）。这是很危险的，在个别情况下，甚至是致命的。
“看看你让我做了什么”和“是你让我陷入这种境地的”相辅相成。因此，二者的结合是许多婚姻中经典游戏契约的基础。契约内容如下。
经双方同意，怀特太太负责家庭账目，并用双方共同的活期账户支付账单，因为怀特先生“数字能力欠佳”。每隔几个月，他们就会接到透支通知。怀特先生必须到银行清账。对账时发现，怀特太太在没有告诉丈夫的情况下进行了昂贵的消费。一切清楚之后，怀特先生就愤怒地玩起了“是你让我陷入这种境地的” 这款游戏。怀特太太会含泪接受他的指责，并承诺以后不会再发生类似事情。可是，好景不长。有一天，债权人的代理人突然登门，要求支付一张逾期已久的账单。怀特先生没听说过这笔账目，便问妻子。这时，妻子却玩起了“看看你让我做了什么”这款游戏，说一切都是丈夫的错。由于怀特先生禁止妻子透支他们共同的账户，因此，怀特太太维持收支平衡的唯一方法就是拒不支付这笔巨额债务，并对怀特先生进行隐瞒。
这些游戏持续了十年，其基础是，每一次都将是最后一次，之后就不一样了。是的，在之后的几个月里的确如此。怀特先生非常聪明。他在治疗过程中没有依靠治疗师的帮助，而是自己分析了这个游戏，并设计了有效的治疗方法。
经双方同意，怀特先生和怀特太太将所有账户都放到他的名下。怀特太太继续负责记账和付款。但是，怀特先生必须首先过目，控制支出。通过这种方式，无论是存款还是透支，都不能越过他。现在，他们共同分担预算任务。失去了“看看你让我做了什么”和“是你让我陷入这种境地的”带来的满足感和好处，怀特夫妇起初不知所措。后来，他们被迫以更开放和建设性的方式从对方身上寻找满足感。
反命题
一级“看看你让我做了什么”的反命题是让玩家一个人待着。二级“看看你让我做了什么”的反命题是把决定权还给怀特先生。一级玩家可能会感到孤独，但很少生气；二级玩家如果被迫采取主动，会不高兴。结果，系统性的“反
*看看你让我做了什么””游戏可能带来不愉快的后果。三级
“看看你让我做了什么”的反命题是应该交到有能力的专家手里。
部分分折
游戏的目的是试图证明，从动力学角度来看，“轻度形式”司脆与生理有关，而“重度形式”可能与心理焦處带来的情怨有关。这一直孩子很容易习得，外都心理收益（即逃意責任）非常明经。这所請成往注是由逾在看睫的亲密威胁便域的，圓为“正当的馈都”为国聽性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期日。其存在主义的立通見：“我无可指责。”
促成的，因为“正当的债怒”为回避性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其存在主义的立场是：“我无可指责。”
*注解
感谢加州奥克兰酒精中毒治疗和教育中心的罗德尼•纳斯博士和弗朗西丝•马森太太；感谢肯尼斯•埃弗斯博士、R. J.斯塔瑞尔博士、罗伯特•古尔丁博士和其他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兴趣的人，感谢他们在“酒鬼”这个游戏的研究中所做的持续努力，以及他们对当前讨论的贡献和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