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着日本过河，日本乡村振兴计划，那些回农村的大学生后来怎样了

1988年，日本经济保持了6.66%的高速增长，1989年破了5%下降至4.93%，到了1990年为4.84%，1991年下滑到3.52%，1992年则重挫至0.9%，宣告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终结，而1993年更是出现负数，为-0.46%。此后的三十年日本经济一直萎靡不振，甚至在2009年出现-5.69%和2020年的-4.15%的严重衰退。

日本泡沫经济最疯狂的1989年，日本富豪榜前100名中，有63名靠土地致富，27人靠持股致富。1990年，日经225指数从38915点下跌，到1990年底已跌至14309点。日本楼市从90年下半年开始松动，1990年底大城市房价开始下跌，到了1994年，东京、大阪等地的房价跌了一半以上。比较之下，我国一些地方因为房价跌了30%--40%而闹事“维权”的老业主还懵懂着呢，他们还在继续做着靠房子涨价成为千万富豪的美梦，他们其实更应该了解一下，日本的房价之后仍继续下跌，1997香港回归，而日本则迎来了东京的房价再次腰斩。

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后，高速发展的城市经济突然停滞。经济不再发展，意味着城市不能再提供更多的新增岗位，而海量青年却依然滞留在大都市圈，曾经吸纳大量年轻人就业的大城市迅速面临劳动力过剩的困境。据统计，仅在泡沫经济时期的八零年代，每年就有超过12万年轻人涌入东京，经济发展停滞后单纯依靠年老职工的死亡和退休释放出的岗位远远满足不了需求。至1993年，求职人数已是岗位数量的1.46倍，意味着即使所有岗位都招满，也只能满足70%的求职者需求。

面对这一严峻问题，日本政府启动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主要的是两项：一是大学和研究生扩招，暂缓年轻人就业，二是启动了为期三年的乡村大基建，鼓励城市人口回流乡村和小城市。

今天就来说说在这个被日本人称为“逃离东京运动”中返乡就业的大学生的命运，看看对今天的我们（不只是大学生）有何借鉴意义。

乡村振兴计划，这个词并不是我们首创并独有。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工业化的发展，欧美的一些工业国已经着手实施了乡村振兴计划。相比较起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日本由于起步晚，实行力度大，且有了欧美的经验可以借鉴，因而日本的乡村振兴算是做的比较成功的。

日本的乡村振兴事实上起始于明治维新时期，由于开始了全面工业化的进程，传统农村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变，大量青壮劳力从农村进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迅速造成农村空心化。二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和工业化的迅猛发展，日本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全方位的乡村振兴探索。

日本的乡村振兴计划实行至今经历了五个阶段：

1. 土地改革，第一轮基建整备（1945—1950年代）

2. 放宽农地流转，全面改善基建（1960年代）

3. 强化乡村基建，乡村美化改造（1970—1980年代）

4. 乡村大基建，开发乡村旅游，促进市民下乡（1980—1990年代）

5. 推进可持续发展与数字化（2000年至今）

从上可以看出，我国的乡村振兴其实也走了相似的道路，是否可以看到新农村建设、村村通工程、撤村并镇、精准扶贫、美丽乡村建设、发展乡村旅游、绿水青山等等一系列举措反映的是我们正处于第四个阶段中。正因为如此，日本在九十年代实行乡村振兴，在此浪潮中回乡人的命运对于我们普通人具有很强的参考意义。

据日本农林省统计，整个三年基建计划期间，有超过200万人从大城市回流到乡村；大藏省的统计数据是1992年--1995年期间，每年有超过70万人从都市圈回到乡村和小城市就业，其中一半以上是建筑业从业者；厚生省的数据是三年间成功地从大城市向乡村分流了30万大学生。东京得以连续三年实现人口负增长，暂时缓解了城市的就业压力。日本有一亿多人口，所以从人口基数上看，把日本的数字乘以10差不多就能得出我们的大概数据。

日本政府启动乡村振兴计划的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想通过大基建刺激经济。1992年，日本推出著名的《乡村振兴法案》，根据大藏省统计，1992年至1995年，共有25万亿日元流向乡村基建市场。城市的房地产崩盘，但是基建投资带动了建筑业的逆势增长，日本的建筑业从业者人数却从泡沫前的510万人，逆势增长到1997年的700万人，成为泡沫破裂前7年日本从业人数增长最快的行业，建筑业从业者成为了这一轮最大的受益者。

但是，日本的这轮乡村基建投资，由于匆忙导致项目论证不充分，很多仅仅是为了基建而基建，并未能有效用于民生建设。

1970年代席卷日本的造村运动，本质上是为了缓解城市化与工业化带来的农村衰败与生产力下降。造村运动之下，乡村的基础设施带着城乡等值的标尺进一步强化，很多乡村的基础设施完备度和面貌已不亚于城市水准。

在农村基建水平已经较高的基础上投入海量资金扩大乡村基建，可以说日本政府是病急乱投医。当时，日本的各个地区为了尽可能争取到基建预算，大量的无效建造项目被提出与实施。乡村大基建计划，演变成了地方上某些人的肥肉。

对于乡村大基建的结果，日本社会形容是用混凝土将乡村重新包裹了一遍，建造了大批“无用的桥”。

日本全国铁路总长度约4.7万公里，在小小的国土上构建起了庞大且交织严密的铁路网络，日本铁路系统不仅密布于大城市，更是深入了山区乡野之中，1000多个道站中超70%建在丘陵地区，联通起了全国的每个角落。公路方面，有一个说法，日本的每个乡村都有一个高速公路出入口。如果说公路、铁路的基建还算是中规中矩的投入到民生领域，但全日本55%的海岸线都被混凝土覆盖就有点扯了。

回头再看看我们自己，仅看看前一段很喜欢找女下属喝茶聊天的江西万年县那个书记，其任上盖起的气势恢宏的这个中心那个体育馆，这对于毫无知名度的一个小县城能带来什么经济效益？比万年县做得更过头的地方多了去了，这些地方的领导是否就是那些喜欢吃肥肉的某些人？

大基建能够短期内拉高GDP，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但这是把双刃剑——当基建投资停止，这些人为创造的岗位必然迅速消失。

像我国一些地方建设起来的那些个中心、展馆等，建成后不仅不能自身造血产生效益，还得增加维护运营人员，这些人毫无例外列入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开支内，许多编制即因此而增设。又能让GDP亮眼，又能为自己升高铺平道路，还能解决一些关系的子女就业，还能吃上肥肉，怎么看这对某些人全是好处。

其实日本的中央政府是清楚乡村大基建会带来怎样的危害，1995年的经济白皮书已经明确指出，过量的基建投资并没有被有效用于民生建设，其对于国民经济增长的刺激，效果已经十分微弱。

1995年，日本的GDP增长终于回到2%以上达2.63%，但此时核心都市圈的失业率依然超过3.5%，城市的就业压力依然巨大。在两难的选择中，日本政府选择了继续大基建。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如果马上停止基建，则通过基建创造的海量乡村岗位，就会迅速消失，而此时核心都市圈不可能承受如此多的人口转移，但是，如果继续采用大基建刺激，则还能够延缓一段时间，以等待经济的好转。

对照看一下我国。2007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导致欧美各国对工业品的需求直线下滑，由此造成我国沿海许多地方的企业出口订单锐减，各地陷入停工潮。据统计，这一轮停工潮就导致至少2000万人失业返乡。2008年，我国在大幅增持美债的同时，启动了四万亿投资刺激计划。很多人对此应该是记忆犹新，坊间有一个说法：救美国等于是救中国！

现在回过头来看，增持美债救美国是有效果的，保证了出口企业的订单。但是，那四万亿的投资，本应是大量投入到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却大部分先是进入股票市场投机，继而进入了房地产市场，掀起了愈演愈烈的房地产投机热潮。不过，也确实在短期内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

08年的我国是由于外因的冲击造成的大量停工潮，而日本90年代是因其内部的股票投机和房地产投机造成的硬着陆冲击，导致系统性金融崩溃，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因而，我国在2008年获得了成功，但日本不可能仅仅依靠大基建就能渡过危机！

1995年以后，第一轮乡村大基建的浪潮基本消退，部分乡村开始出现少量的人口回流都市。日本政府立马开始了第二轮刺激计划，不过这一轮由乡村基础建设转为了乡村旅游投资，推出了《乡村休闲促进法》，鼓励民间资本在乡村建设度假村等休闲设施。

乡村旅游投资马上就成为了日本新的投资风口，日本的银行业正因房地产泡沫破裂苦于发不出贷款，于是，海量的银行贷款也马上涌入乡村旅游行业。根据日本旅游局的统计数据，《乡村休闲促进法》实行六个月后，新增开工了109个大中型旅游度假村，至1998年，全日本仅滑雪场就超过了700座。当时，几乎日本的每个乡村都在发展各自的特色旅游项目。

再看看我国，各式各样的度假山庄遍布各地，只要有座山有条溪流有个温泉眼的地方都有大型度假村，很多地方上的县，几乎每个乡都在搞自己的特色旅游。

一边拿着中央的转移支付，一边建起来的奢华的重庆某度假村

其实性质类似，都是在房地产信贷持续萎靡的情况下，民间资本与政府资本共同参与的结果。这些与以前农民自发建设的农家乐、渔家乐不同，早已充满了资本的铜臭味。君不见，大理洱海边那成片的民宿又有几家是真正的当地人开设的？

学习or旅游？

这一轮乡村旅游潮带动了大量服务业人口返乡。1996年，随着各项旅游基建项目陆续投入运营，乡村中高附加值的旅游业收入开始增加，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开始迅速缩小。至1997年，得益于旅游业的收益，日本农村家庭可支配收入达到历史峰值。而此时，日本的都市由于承受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企业普遍实行降薪裁员，导致当年日本农村家庭的收入达到了城市工人家庭收入的1.26倍，这更进一步刺激了城市人口的返乡就业意愿。

这个很容易理解。假设你在高楼林立的北上广深漂着，每月拿着6000多元的薪水，衣食住行的生活成本高昂，工作压力大，无亲朋无故友，这时候如果在自己的家乡找到了7000元的工作，肯定会立马打包回老家。

日本泡沫破裂的前7年，1990年—1997年，每年的破产企业数均超过1.4万家。银行大量坏账无法收回，金融公司的不良资产总额高达13万亿日元。1994—1995年，东京协和信用社、安全信用社、宇宙信用社相继倒闭，其中宇宙信用社是日本最大的信贷联盟信用合作社。1995年8月兵库银行倒闭，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倒闭的第一家商业银行，打破了“银行不会破产”的神话。

这个时候的日本，在泡沫经济破裂的阴影下艰难地维持着。然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日本四大券商之一的山一证券破产，日本的金融体系开始崩溃。1998年，危机的影响越来越大，一家家金融机构和银行排着队破产，日本迎来了泡沫破裂后最大的破产潮。随着银行业的崩塌，依靠银行贷款苦苦挣扎的大批日本企业倒闭，日本政府这个救火队长只得草草收场乡村振兴计划，被迫超发海量债务用以拯救城市中倒闭和濒临倒闭的企业。

此时的日本乡村则面临着双重冲击：第一个是海量资本抽离用以挽救城市企业，第二个是那些大量通过银行贷款盲目建设的度假村，由于自身造血功能不足，原先还可以依赖银行贷款维持运转，但由于银行体系的破产，同样也迎来了倒闭潮。日本乡村依赖举债搞基建的模式无法持续，就业繁荣开始破裂。

1999年，日本出现了地方债务危机，各地债务总额达到了恐怖的180万亿日元，是1989年的3倍。近几年，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件事是美国联邦政府关门，不过美国往往都在最后一刻通过再次举债而渡过政府倒闭的危机。但是对于当时的日本乡村，就算想举债也已经找不到可以借钱的地方，巨量的债务不仅让乡村无法承担各类基础设施运维的费用，很多乡村的收入甚至还不起利息，丧失了基本的偿债能力，只能依靠中央政府的财政拨款维持运转。

根据日本官房厅统计，1999年有20%的乡村，中央援助占到其每年财政收入的50%以上。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日本乡村已经事实上破产。之所以还没破产，是因为有上面给兜底。

在我国，地方债历来是个大问题。好在全国一盘棋，很多省市的发展是依靠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而实现的，比如看起来发展不错的西南某省和某最大的直辖市，其获得的转移支付常年霸榜。而具体到县一级的财政，现在已经有一些连工资都发不起了，需要靠上面的市一级、省一级的财政支援。

前期的大基建和为银行续命，加之后面的拯救倒闭企业，日本的中央财政此时已非常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革成为了必然的选择。

作为个人或者一个家庭，改善财务状况无非是两条路——开源节流，即多挣钱，过苦日子。对于日本的乡村，开源就不要想了，那么就只有节流——减少财政支出、压缩机构、缩减各地的岗位。

拖到2000年，日本政府终于下定决心，启动了那场被无数人所诟病也被无数人认为是拯救了日本乡村的运动——平成大合并。七年时间，日本原有的3200个乡村合并缩减至1700个，47%的基层机构在这一轮合并潮中消失。据统计，大合并完成后，日本全国乡村仅人事支出一项每年就减少了1.8万亿日元，这个数字背后折射的是大量的基层工作人员被裁撤。

我国九十年代下岗潮

很多上了些岁数的人也许还记得，朱镕基总理当年在记者招待会上的铿锵之言——前面哪怕是地雷阵，我也要往前闯！其背景就是当时很多国有企业严重亏损，只能依靠上级的银行拨款来发放工资。后面的事大家都知道，大量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破产重组，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下岗职工。虽然这个事情到现在仍有很多人不以为然，但是正因为这个举措，使得我国的企业在入世后能够与国际上的跨国公司展开竞争，抓住了二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机遇。

平成大合并在日本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平成雪崩，意思是很多人的人生就像遇到雪崩一样，根本无法躲避只能被裹挟而下。平成大合并虽然拯救了日本乡村财政，避免了日本乡村破产，但是对于那些端着铁饭碗吃着财政饭的人，尤其是那些九零年代乡村振兴返乡就业的年轻人，则成为了日本的下岗职工。

现在我国的基层组织中，充斥着各种不知所以然的类如“双文明监察大队”的机构，村一级、乡（镇）一级、县一级，养着大批吃公家饭的人员，甚至有的地方保洁都是在编。他们的未来会否像日本平成雪崩那样演化，留待时间吧。看到这里，你还会觉得大学生村官很香吗？那位去社区当办事员的北大女博士，未来的岗位会否被裁？

随着平成大合并的开始施行，日本持续十年的返乡就业潮彻底画上句号，海量的乡村就业人口失业，被迫重新回到大都市寻找工作。2001年，东京的人口净流入回到12万人以上，2007年更是突破了16万人。

这个时间节点，日本刚刚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破产潮的洗礼，城市里挤满了因企业破产而失业的人员，大学和研究生在九十年代扩招后又带来了大量毕业生，此时又加上如此巨量的人口从乡村返城，叠加之下，日本的失业率直接突破5%。这一段时期后来被日本人称为超级就业冰河时期。

看看我们自己的数据

1986年，日本颁布实施了《男女雇佣均等法》、《劳动者派遣法》。派遣劳动者身份工种有13种。主要从事软件开发、翻译、秘书、广播节目制作、乘务员、合约文件制作、建筑清洗、机械设计等，劳动期限不超过1年。

1996年，日本政府为应对大学研究生扩招后的首轮毕业潮，对《劳动者派遣法》进行了大幅修改，工种由13种扩大到26种，增加了书籍制作、编辑、广告设计、室内装修、播音员、电话营销等，俗称政令26业务。

1999年再次修改了法案，劳动者派遣业务领域逐步扩大，派遣对象业务原则上实现了自由化。

2000年，日本《介绍预定派遣法》实施，所谓的介绍预定可以理解为劳动中介，中介公司给价绍工作可以明码标价收取佣金。介绍预定的劳动期限不超过6个月至1年。

劳务派遣制下，日本企业雇佣的劳务派遣员工数量占总员工比迅速攀升至30%。此后该法案不断进行了小的修改，如将最高派遣期限由1年提高至3年。直至2015年，派遣法做了大幅修订，废止了政令26业务，派遣业务全部变更为“许可制”，旨在强化派遣劳动者的职位晋升、待遇改善，安定雇佣措施等方面的推进。

蓝色部分为正式雇佣，黄色部分为非正式雇佣（派遣劳动者、小时工、临时工等）

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数据统计（截至2022年1月），日本企业的正社员、职员人数为3554万，非正社员的人数2067万，包括派遣社员在内，还有小时工、兼职、临时工等各种灵活用工，灵活用工占总体雇佣者人数比例超过35%。

说回到那批返回大都市的年轻人，他们已经不再年轻，开始步入35岁危机，而之前的履历也都是乡村工作的经验，对于大城市的工作属于职场小白。在求职市场，他们面对的是与那些因企业倒闭而失业的技术熟练的精英和刚刚毕业充满活力的小师弟小师妹的同台竞争，就业市场又是那么低迷，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完全处于能力最弱最不适合培养的一个群体。无疑，他们只能从事低薪且不稳定的劳务派遣工作，只能不断的打临工维持生计。

根据日本产经新闻2002年的报道，平成大合并后的返城者，部分甚至在从事便利店员工这样的低薪工作。要知道，他们很多人曾经都是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这样的名牌大学生，可如今的他们，却只能从事这样低薪且没有前途的工作。

他们这个群体，老家回不去，在陌生的大都市疲于奔命，从事着一个又一个底层工作，被迫放弃婚姻、生育与房产，最后面对的是不断失去的人生！

2006年，随着NHK纪录片《穷忙族》的播出，以这群人为原型创作的《中年漂流:无法逃离的就业困境》成为了日本的畅销书系列，引发了日本民众的大讨论。

他们这个群体，据调查有超过一半的人曾经有过自杀念头，他们发出了令人心碎的灵魂拷问——我这么拼命工作，为什么还这么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