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点重重的开国第一案，震惊中外的炮击天安门案件到底有何内幕？

1951年8月17日下午，公安部长兼北京市人民检察署检察长罗瑞卿，在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内，以公诉人的身份宣读了检察署对李安东、山口隆一等7人的起诉书。随后，军法处处长王斐然对7名罪犯进行宣判：

被告李安东、山口隆一为美国政府搜集我国情报，策划武装暴动、谋杀我国家元首及中央人民政府其他首长，均被判处死刑，宣判后，李安东和山口隆一被绑赴天桥刑场，执行死刑。

其余被告如马迪儒、魏智等人虽未判死刑，但均被判处无期徒刑及有期徒刑10年等刑罚。

7名罪犯的伏法，意味着震惊中外的“炮击天安门”案件正式落下帷幕，新中国通过对7个罪犯的审判，表明了捍卫国家安全的坚定决心。

不过，这一被称作“建国第一大案”的案件虽然早已尘埃落定70年，但却依然吸引着世人的目光。

因为，这一事件看似简单，但却暗藏玄机。而这一事件的导火索，是一封来自日本的信件。

1950年9月26日，公安部截获一封从北京东单国际邮局寄往日本东京的航空信件。这封寄往日本国东京都涩谷区神泉町20番地7号第一绿C管理室，也就是东京的美国盟军驻日本司令部二科的信件，发件人是山口隆一。

在这封看似普通的信件中，写着：

“CIC总部：所购灭火机定于10月1日发货。一切按既定的计划进行。致以热烈的问候！”

10月1日，是新中国的国庆节，而当下距离国庆节不到1个月时间，想必一定和不久后的国庆节有关。而信件中的一个便条，瞬间让工作人员不寒而栗。

因为在这张写着“Importantinformation”即“重要情报”的便条上，画着一张包含天安门城楼、门前金水桥、华表的草图。而在这张草图上，有两条黑线尤其引人注目，一条是从金水桥上的消防器指向天安门城口顶部中央的抛物线，旁边写着“从日本买来的消防压水机，能超过这个屋顶”。另一条则指向天安门中央主席台的一个人，旁边用日文写着“到现在水还是达不到这里。”

看到这里，在场的侦查人员迅速意识到，这是一次针对天安门的炮击，再结合10月1日国庆节领导人齐聚天安门城楼的情况，其炮击目标不言而喻。而鉴于国庆节发动袭击的特殊性，炮击所用的工具也只能是迫击炮。

负责国庆安保工作的公安部部长罗瑞清和主管反谍业务的副部长杨奇清在收到这封信件后，立刻赶往周总理办公室。周总理在看完信件后立刻下令：

“事不宜迟，迅速破案，侦查工作进入一级战备，坚决把这伙狂妄至极的敌人消灭在‘十一’庆典之前。”

不过，即便证据确凿，警方仍然选择按兵不动因为炮击天安门这么大的计划，单凭山口隆一根本难以实施完成，所以它的背后一定有一个庞大的间谍组织，保证山口隆一失败，依然有其它方案确保成功。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京津冀和沈阳警方迅速摸清了间谍网上的每一天线索，并在当天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对间谍组织进行了雷霆打击，首批共抓获6名外国人和一名中国人，他们分别是：

意大利人李安东、马迪懦、哲力，日本人山口隆一，法国人魏智，德国人甘斯纳及中国人马新清。

与此同时，公安人员还搜出大量间谍物件，包括：

山口隆一测绘的炮击天安门图稿1幅，“82式”迫击炮一门，“600901号”手枪1支，炮弹和各种子弹494发，手榴弹8枚，迫击炮弹弹头和底火、兵器零件等273件，氰化钾毒药两件，情报底稿、情报材料等1642件，包瑞德与被告有关的来往信件38件，日本特务机关发给李安东的“记者证”等3件，湾岛“国防部”第二厅国际问题研究所发给山口隆一的委任状1件等。

如此确凿的人证物证，再度说明了这一间谍组织的可怕之处。根据查获的资料显示，从解放军进入北京，美国驻北平的办事处撤离以后，李安东和山口隆一等人就在包瑞德的指示下潜伏在北京搜集情报，并从1950年1月开始，就密谋在国庆节发动炮击行动，企图刺杀毛主席等领导人，实现瓦解人民政权的罪恶目的。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山口隆一在5月至7月多次到天安门广场，对周围地形等数据进行测量，并绘制成地图，注明炮击位置及毛主席检阅群众时的位置等。

在此期间，身在美国的包瑞德与中央情报局的创建者杜诺万商议如何对新中国进行间谍战。杜诺万认为可以组织暗杀队进入中国大陆，直接刺杀新中国领导人。而后包瑞德向杜诺万介绍了李安东、山口隆一等间谍活动的计划，并说明美国只需要提供经费和物资援助即可。而后杜诺万嘱咐包瑞德通知湾岛保密局动用一切关系配合，务必保证行动成功。

9月上旬，包瑞德飞往香港，亲自部署“炮击天安门”事件，得到指令的李安东随即开始加紧行动，并向其他间谍和盘托出了自己的计划，表示已计算好炮击方位和发射角度，计划在国庆日当天，用3发炮弹炸毁天安门。

应该说，这样的计划可谓阴险毒辣，一旦成功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公安机关的破案才显得如此雷厉风行，1950年国庆节庆典也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得以顺利进行。

但即便如此，这一建国第一大案也有着诸多难以解释的蛛丝马迹。

首先就是拙劣的作案手法。

从1949年国民党败退开始，其遗留在大陆的特务组织就一刻不停地在各地疯狂反攻倒算，积极配合委员长反攻大陆的“伟大”行动。

所以，从新中国成立以来，针对领导人的暗杀行动就始终层出不穷，甚至毛主席出访苏联，也一路危机四伏。

但是在国庆节庆典当天，在天安门城楼下，在几十万军民面前公然行刺，这不是逆天大勇，这是真正的大愚若智。

且不说行动根本难以实施，即便间谍分子能够在几十万人的眼皮子底下跑到天安门城楼下从容架炮发射，谁能保证一击必中？

如果不能保证成功，那这样暴露间谍身份且“出师未捷身先死”的行动意义是什么？仅仅是为了吓唬人吗？

所以，从动机和可操纵性方面，这样的行动根本就没有成功实施的可能性。

而除了相当“弱智”的操作，该行动似乎有点儿太不合时宜了。

根据公安部门查获的文件来看，包瑞德是幕后主谋，但这个昔日的美国驻北平办事处武官一直以来都是以“亲共”的身份存在，而他也曾在抗日战争时期随美国观察团访问延安，并得到过毛主席的授勋。

而且在1949年开国大典时，包瑞德曾特许拍摄开国大典景象，这在当时可谓是极高的礼遇了。

这样的人，即便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也必须要放到当时的国际环境中来看。

虽然从今天的角度看来，由于意识形态的分野，美国一直以来都和我们势不两立。毕竟美国支持委员长打内战，并一步步将我们变为其殖民地，以及对抗苏联的前沿阵地。

不过在1949年初三大战役结束，神州大地即将改天换地的历史性时刻，美国高层却一再尝试和新政权建立联系，其代表就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但杜鲁门政府提出的承认三原则和我们的意愿相去甚远，司徒雷登也忠实执行了美国政府的意愿，让我们同南京国民政府一样跪着和美国交朋友，最终中美双方的沟通不欢而散，司徒雷登也在1949年8月返回美国。

不过，即便首次沟通折戟沉沙，杜鲁门政府也并未放弃继续沟通的意愿。因为在美国看来，只要新中国不倒向苏联，保持中立，对美国就是有利的。

所以即便中美因姿态问题难有共识，但美国仍然没有放弃“争取”新中国的打算。比如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1950年1月16日确定了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方向，其中不包括南朝鲜和湾岛。

美国希望以宝岛为人情，博取新中国的好感。但中苏在1950年2月14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标志着中苏正式站到一起，这让美国遭遇迎头一击。而后美国开始有意弱化其此前关于宝岛的言论，强调“地位未定”，海峡上空阴云密布。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开入海峡，阻挠我国统一大业。这更刺激了我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坚定决心。

但是，在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抗美援朝之前，杜鲁门政府始终担心新中国出兵朝鲜，所以对于麦克阿瑟的冒进政策相当不满。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在10月1日联合国军全面越过三八线时炮击天安门。其结果无论成败都只能是加速美苏的对抗，甚至是引发新的世界大战。这绝不是杜鲁门政府想看到的。

所以，在静夜史看来，炮击天安门绝对没有这么简单。

当然，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炮击天安门首先应该是一个性质恶劣的政治事件。所以，不管炮击天安门是否会成功，只要炮弹一响，对新生的共和国都将是巨大的冲击，其威望也必然大受影响。

所以，炮击天安门无论以什么形式落幕，都将是新中国猛烈抗击外来入侵、坚定维护国土主权的光辉案例。

多有疏漏，烦请斧正。

我是静夜史。期待您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