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干活儿干得最苦的一次是大三的寒假。有个学生头一年高考落榜,他父亲望子成龙心切,要求寒假补课,一天都不能间断,我好说歹说,春节才请了两天假。年前,除夕一早上完课才回家;年后,初三就赶回学校继续教课了。腊月二十九那天晚上,30楼四层一共亮着三盛灯,水房、厕所和410。有个朋友,特意送了我一朵黄玫瑰,让它陪我过年。这么多年过去,我总时时记起寒冷的冬夜30楼410孤灯下的那朵黄玫瑰,那是我收到的鲜花中最温馨的一朵。
大四以后,大家的日子都慢慢有了转机:来请英语老师的人络绎不绝,我们开始拒绝而不再是“被拒绝”了;隔壁的几个女孩儿应某个出版机构之约,集体翻译《斯佳丽》;还有到公司作兼职翻译的;或是自己编了字典准备出版的。待到正式毕业拿到第-一个月工资之前,绝大多数人都已经尝过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滋味,不见得出于保持革命本色,不少是为了生计。
几年过去了,当“拮据”渐渐从我们生活中淡出的时候,我依然在记忆深处为它留下一方园地。在那段拮据的日子里,我们有怕喝西北风的忧虑,有几张粮票换来的满足,有“顶风作案”的自愧,有自食其力的开怀。那是记忆中一段特殊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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