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周一的日本文化论：近代化视角下的观念演进

日本评论家加藤周一的“杂种文化论”似乎从未在中国以孤立单行本的形态被译介和出版，近三十多年来的三次刊行似乎都离不开某种宏大的出版计划。199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叶渭渠、唐月梅两位先生与加藤联袂主编的“日本文化与现代化丛书”面世，后者所著的《日本文化的杂种性》亦在其中。这是“杂种文化论”首次被译介到中国，而其出版旨趣则在于借日本的现代化经验，回应中国现代化路径与问题。2000年，叶先生在与加藤讨论后，择选了其《杂种性》等评论文辑为《日本文化论》一书，并将其纳入季羡林先生主编的“东方文化集成”出版计划予以刊行。而众所周知，规模宏大的“集成”其最初的设计意图便是推进“将东方文化送出去”，世纪之交，加藤之著的再次出版在这一语境下又被赋予了新的理解可能。而此番旧书新译，在主事者那里似乎又别有幽怀。不同于前两次的文本选编方式与目的意识，丛书主编赵京华先生将《杂种文化——一个小小的希望》作为代表了“20世纪日本思想”的名著推出，希冀在深化与邻国日本关系的意义上“构筑起区域和平共生的发展愿景”。三次译介事实上不仅意味着加藤周一“杂种文化论”越界异域的多重理解可能，同时也是三十多年来中国知识界思潮起伏，甚至东亚国际关系剧变的一个缩影。

值得注意的是，在编者、译者们不同问题意识的驱使下，日语“雑種”一词在汉语语境中的理解亦存在差异。从叶、唐两先生对加藤的访谈中可以得知，叶先生是基于生物学和进化论理解这一思想观念的，故将日文原词直译为“杂种”。而此译本将其译为“杂交种”，自然也有译者对汉语语境下词义褒贬之考量。这一变化看似是“雑種”的翻译方式不同，然则呈现出中国知识界对“文化”理解的时代差异，以及在面对思想越界时采取何种接受方式的观念分歧。事实上，加藤本人明确表示对这一词语并不赋予正负褒贬之含义，关键在于其问题意识和对话对象：他究竟是意在于认识论与原理层面揭示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根本性影响，还是意图回应当时本土知识界日本文化论中的相关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追究则不得不回到他最初提出“杂种文化”的历史语境和言论场域中去。

加藤周一的问题意识

及其“中国式误读”

《杂种性》一文最初刊载于《思想》杂志1955年6月号开设的“关于日本文化”专栏中，此专栏还收录了时任“和平问题谈话会”文化部成员杉捷夫和手塚富雄、经济部成员青山秀夫以及自然科学部成员雀部高雄四人的评论。而从位列其栏目之首、似有提示专栏整体走向的《为了推进日本文化论》一文来看，作者回顾了日本思想界自1954年后半年起至1955年初针对日本文化与和平问题的讨论热潮及其存在的问题。在杉捷夫看来，其中一些过度强调他国文化腐败堕落、并以此凸显日本文化的健康与创造性之论调并不可取，日本文化实非能够被规定和讨论之物，人们应该在每一个个体的具体实践中推进它向自主性、和平性的发展。在面对日本知识界形塑日本文化之论时，这一反其道而行之、对其本质主义倾向予以消解的应对方式，同样体现在加藤对日本文化“杂种性”所面临现实处境的思考上：大众对日本传统文化与外国影响间不可区分的常识了然于心，而知识人却表现为“对文化问题越有意识，就越会从各个方面攻击日本文化的杂种性，思想上就越会倾向于把它纯化”。

例如，明治初期和后期日本政府都有意倡导所谓的“文明开化”，但一开始就对外国的技术和文化区别处理，与外国文化随技术一同流入后对本土文化再行提纯之举，二者导致的结果显然不同。在加藤看来，后者正是构成日本文化纯化运动的类型之一。另一种类型则为随之继起并与之对抗的现代主义，而它的产生又会“立刻形成尊崇日本式东西的反作用力”。两种纯化运动的交替反复所导致的日本军国主义悲剧已是人所共知，而趋向这一结果的日本式近代化道路则是不得不被反思的重点。在这一意义上，本文开篇提及的前两次译介便在某种意义上偏离了“杂种文化论”原有的问题意识：叶先生有意借日本近代化的“成功”之路为中国式近代化寻求经验和方法的旨趣，在立意之根本上需要被加以反思；而《日本文化论》之题名，似乎也未能破除对某种文化本质主义的建构。思想观念在越界前后被悄然置换了内核，而其动机与旨归则是不得不警惕和思考之所在。

为“杂种文化论”再建坐标：

近代化视角下的观念演进

《杂种性》一文从初次刊载于杂志，到1956年与1974年相继被作者以不同的问题意识编入评论集，三个阶段的变化不仅呈现出加藤之思想观念的演进轨迹，更折射出同时代下日本与域外知识人共通的现实诉求。这一方面尤为突出表现在后来被替换进1974年版本的两篇新评之一的《日本人眼中的世界形象》上，而它正是丸山真男等《讲座》编集同人联袂企划的产物。据丸山回忆，《讲座》从计划、修改再到定稿历时约三年之久。而从第一卷卷首提示的研究意图和出发点来看，编集同人意在重新审视所谓“战后已经终结”一说所导致的对战前、战时反思的缺失，还原“战前-战时-战后”本有的连续性。经同人商议后，第八卷的主题由“世界与日本”变更为“世界中的日本”。而在新主题的规定下，加藤在《杂种文化》中所提示的对话对象、现实回应与问题意识，便不言自明地扩展到对日本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思考。他将其沿用至1974年版本的讨论中，亦是借此为讨论“杂种文化”重新确立坐标系。如此一来，恰如他在这一版本的后记中所言，既能体现旧版的历史语境，还能为之前的讨论做出补充。此番话提示读者，在阅读此书时需将其视作历史性生成的文本，亦需察觉作者不断变化的“杂种文化”观。反之，若将它视作僵化不易的整体则是对这种观念调整的忽视与遮蔽。

饶有兴味的是，当这一集结了数名战后日本重要思想家的思考与他国学者的观点相碰撞时，二者会发生怎样的化学反应。1962年1月，日美两国学者继围绕近代化概念的界定等问题召开“箱根会议”后，又于百慕大再聚，共同探讨日本人近代观的变迁。会上，加藤紧扣这一主题，以《日本作家与近代化》一文展现了明治以降日本知识人对近代化的态度之流变。若将《形象》一文与之对照，二者在内容上的高度重合显然并非巧合。而在会议论文集被翻译到日本后，百慕大会议负责人、美国历史学家马里乌斯·詹森在《日本的近代化问题》一书的序言中披露，日文版由于篇幅限制和费用原因没能收录英文版中所有论文，其中就包括加藤的这篇，并提示它会以日文在别处刊载。然而，由于对话对象与问题意识的不同，细心阅读便会发现两篇文章在篇幅及内容侧重上存在着较大区别，而日美两国学者对近代化理解的差异正是造成这一区别的重要原因。恰如加藤所言，“日本学者主要关心日本近代化为何会发展到军国主义，从而注重对战前的反省；而美国学者则认为军国主义在占领后业已消亡，故而着眼于战后的近代化”。因此，在与美国学者的交流中，他似乎并不打算将论述重心置于解释日本人对外态度变化之“所以然”，而是直接从日俄战争之后国权与民权的分裂与冲突开始讲起，旨在凸显不同个体在面对同一历史状况时的观念差异；但当他在《讲座》中与日本人对话时，他不仅讨论了观念分裂之前的情况，还对日本人外国观的具体内容及其形成原因予以细致化的分析，以此为读者提供近代以降日本人观念演进之图景。

他在后一场域中予以强调的是，明治以降日本人看待世界之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认识，不外乎是被日本政府/当权者所规定之物。无论是岩仓使团以服务于“富国强兵”之政策为前提，向国人有侧重地呈现在游历欧美时的见闻，抑或是福泽谕吉以国之富强为旨归而倡导的“个人之独立”，明治初期的日本在国内外皆以国权与民权相关联却又显见地以前者压倒后者的方式，推进近代化之发展。权力对日本人外国观的塑造，同样体现在二战后盟军对日占领时期——这一观点在被收录进1974年版本后被删除了。而这恐怕是意在超越日美关系而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去探讨“杂种文化”的问题。

在此之前，日本知识界已然兴起了对近代化问题的探讨，即便他也不认同梅棹忠夫通过对比日本与亚洲其他国家而得出的日本优越论，却从其“近代化并非西方化”的结论中获得了“超越技术和生活领域的价值观上的考察维度”。由此看来，加藤对上述问题的关注不妨视为从同代人那里获得的思考之变形融入，此时他已表现出超越此前仅在生活层面讨论“杂种文化”之取向，而倾向于在观念和价值层面探讨它。1979年《加藤周一著作集》陆续出版之际，他将后加入新版的两篇文章与最初写作的《杂种性》选入同一卷本中，并为此卷本主题赋名为“近代日本的文明史的位置”。“杂种文化论”从文化论到文明论的发展过程中，难以忽视加藤从上述日本与域外的同时代学者那里收获的各种思想资源。而对于这一变化过程的思考，他也早已在不同著作的前言与后记中有过提示，供对照辨析。值得期待的是，待到他日加藤周一全集刊出之时，后人又将会基于怎样的问题意识收录/放弃这篇评论呢？

批评英语教育与倡导“杂种文化”：

加藤周一自相矛盾了吗？

尽管“杂种”是对文化本质主义的解构，但并不意味着抹杀“自我”存在之可能，有关“杂种文化”的问题本质上应该是“我”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家永三郎在总结日本文化特征时指出：“文化的移植并不只取决于固有的地理关系和文化程度的高低，它还依赖于接受一方的态度”。当加藤从法国乘船返日的途中先后经过新加坡和日本时，他发现不同于“为了西洋人，所有的一切都按照和马赛同样的尺寸制造的”新加坡，日本神户的西式建筑与风俗都是“日本人为了自己的需要、用自己的双手建造起来的东西”。这一对比充分表明新加坡尚处于“杂交”过程中，而日本已然在他国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杂种”的结果。因此在加藤的逻辑中，判断一种文化是否属于“杂种文化”的必要条件便在于一个国家是否自愿将外来文化融入本国文化中。不仅如此，他寄希望于在欧美世界之外寻找“近代的自我”生发的土壤，这是他为了这一思想观念被广泛承认、并使人们在其中发现积极意义所寄予的希望。基于这一逻辑，承认来自外部的近代化影响与认同本土文化的传统便在加藤那里构成一体两面，紧接着便是认同怎样的传统的问题。然而，在已知前文所述明治以降近代化之弊害成为历史教训的情况下，所谓“自愿接受”背后隐藏着的“我”又应在何种语境中予以定义和把握？当它与外来文化形成不可融合的冲突时又该让位于谁？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不得不回到原本收录于1956年版本却在1974年再版后被删除的有关英语教育部分的讨论。

1955年12月，加藤撰文提议在义务教育阶段取消英语学科，评论一经发表，旋即遭到城市的初高中英语教师以及教育部负责英语学科职员的反对。须知，他于一年前提出的“杂种文化”正是以开放的眼光呼吁国家与民族正视外来文化对本国文化影响的事实，从而希望以此规避日本再次走向战时文化锁国的惨痛教训。因此，他在一年后谈及废除英语义务教育时表现出的看似“保守”的态度，不得不令人思考其背后的目的与旨归。而他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应在1952年美国对日媾和这一历史语境中予以理解和把握。冷战格局下日美关系的进一步强化，使得文部省对中学英语学习时间的要求有增无减。据大村喜吉等人的调查结果显示，1951年由文部省发行的《学习指导纲要 一般编》与1947年版相比，外语学习的最低时长从每学期35小时增加到140小时，因为人们认为，既然选修外语，这点时间是必须的。在这一因素的影响下，中考将英语纳入考试科目的城市也从1952年的3个增加到了1958年的45个。

面对学习时长的增量，加藤在《信州旅行日记——英语教育的问题》一文中，针对学生在外语学习上投入的时间成本与成果产出不成正比的现象表达了不满。与他人以受教育机会平等为由对他发出的责难不同，加藤则从教育的结果出发，认为受教育机会平等并不等同于升学或就业机会的平等，并以学生学习能力的普遍低下、英语就业机会的垄断等理由予以回击。在这一方面，清水几太郎也持同样看法，每到毕业季他“就会思考全日本为了学习外语而白白浪费的青年的能量”，故难以理解“从明治以来日本青年在外语方面所花费的精力”意义何在，“日复一日地为外语费尽心血”却无机会“让它派上用场”。但更为重要的是，扩大接受英语教育的年龄层并降低其门槛，本质上是在提高对英语国家文化的价值认同，而这一举措势必会招致日本人自身的民族身份认同危机。加藤撰文反对英语的义务教育化，提倡用学习英语的时间了解日本文化，正是出于这一危机的自卫心理，以期塑造日本人对本民族文化的身份认同。

在1974年的版本中，两篇有关英语教育的评论并未被收录其中，这或许是1960年以后英语作为义务教育学科已得以在日本全国范围内普及之缘故。但从这一版本中的另一篇原载于《思想》杂志1962年8月号的《日本人的外国观》一文来看，虽然加藤事实上曾以较大篇幅谈论日本人英语能力低下与语言障碍的问题，然而这一部分论述在此文收录到1974年版本时被删除掉了，剩下对英语教育的讨论也只是将它视作造成日本的国际孤立与日本人外国观的一个成因。这意味着，英语教育问题，在加藤的“杂种文化论”中的意义已不是实务性的，而是观念性的。至此，批评英语教育与倡导“杂种文化”之间看似形成了难以解释的龃龉。事实上，这并不代表加藤否认了日本英语教育的必要性，问题只在一个“度”字，是适度还是过度的问题，加藤所批评者唯在“过度”而已，因为过犹不及。对“过度”英语教育的批评是加藤始终未变的姿态，2007年，他在参与十卷本的《加藤周一自选集》的编辑工作时，便将《信州》一篇选入其中，正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从加藤在界定“杂种文化”时所列举的事例来看，无论是日本人日常生活器物层面的变化，还是他们对平等观念和受教育权利的拥护，无非都指向民众在外来文化影响下的观念变迁，并通过将其与一味文化提纯的知识人对比，从而揭示大众与知识人在观念上的分歧。在加藤看来，战后日本的民主主义建设或许依赖于这样一种观念的变革。而“只有制度变革是建立在观念变革的基础上的，它才是扎实的、可持续的，因为观念一旦形成，往往具有相当的韧性”。但是，无论加藤在何种程度证实“西洋种的文化如何深刻地滋养了日本的根”并“以一种不可逆转的形式进入了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也无法在制度层面唤醒日本文化开国的操作主体。或因如此，他才会在后收录于新版的两篇评论中强调权力对观念塑造的决定性影响。

一如本文开篇所言，“杂种文化论”在中国的译介往往与系列丛书的出版计划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事实上，它在日本的出版亦面临着同样情形。1956年，依托于讲谈社倾力打造的“百万人的新书”计划，初版《杂种文化——一个小小的希望》正式刊行；1971年，缘于时任讲谈社第四代社长的野间省一欲承创始人野间清治之遗志成为“国民教育家”，并打造面向“不盲从权威、不媚俗”之“新一代年轻人”的综合文库，加藤的这本评论集遂出现在讲谈社文库本的“非虚构作品”系列名单中。然而现实往往难遂人愿，1956年版本未能借势成为一代畅销书，而1974年版本即便在13年间重印了22次，在销量上远胜于旧版，但在与同一出版社推出的“讲谈社现代新书”的销量对比下依旧相形见绌。此处试举两例：板坂元著《日本人的逻辑构造》6年间重印16次，中根千枝著《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19年间重印73次。在此意义上，不仅读者的喜好、偏爱可见一斑，日本文化纯种抑或杂种的接受市场也不难窥见。同样，日本人论、日本文化论著作至今在中国读书界也拥有市场，而这些才是值得我们深思、反思的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