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末,邓公访问新加坡,面对李光耀,他态度鲜明地表达了中国对于越南的严肃态度,简而言之,中国不惹事也绝不怕事,如果越南自认有苏联撑腰敢为所欲为,中国必定会给予反击。1979年初,邓公访美,在美国尚未承诺摒弃台湾的情况下恢复中美邦交,确保了中国日后对越南采取行动时美国不会倒向苏联。直到此时,不少国际政要都以为邓公领导下的中国不会轻易给越南及苏联以颜色,可李光耀深知邓公那句“中国人说一句是一句”的份量,对越反击战的爆发让世界见识了何为大国气魄。要说当年中国出兵越南,虽不是一时兴起却也没能做到万全准备,派出的作战部队中,甚至有大批刚刚入伍的新兵,不但没有实战经验,就连最基本的军事训练都没有参加。不少人看到这都会有一种“凑人头”之感,可战争从来都不是以人数定胜负,低素质的战斗阵容必定意味着无法预估的伤亡情况,这一点对于身经百战的邓公而言,必定是十分清楚的,可他为何还会这样做呢?在笔者看来,这才是品读历史的意义所在,将这场战争放回当时的国际大环境,结合新中国国情,我们才能体会出邓公和其他领导人为了新中国屹立不倒做出的大胆取舍与尝试。首先来看促使中越关系迅速恶化的幕后推手——苏联,早在1969年,中苏关系就已陷入冰点,由此,毛主席做出了一项重要的军事决定,那就是调集全国大量精锐部队北上驻防,以此遏制苏联突然出兵南下。因为这项决定,此后多年,中国南方兵力部署都是相对空虚的,当然,这样的兵力战略部署也起到了有效震慑作用。如若不是越南的肆意妄为还有《苏越友好合作条约》的签订,崇尚和平的中国断然不会轻易出兵,说到这就要聊一聊邓公推行改革开放后我军的建制问题。当年全中国的确有200个师的兵力不假,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部队都处于满编状态,这一情况是在邓公1975年出任我军总参谋长后出现的。当年因为军费有限的缘故,再加上针对部队整顿工作的逐步开展,为了保证我军在这种情况下还能保持绝对的战斗力,所有的师级部队被分成了甲种师和乙种师两个类别。甲种师,顾名思义,就是装备精良的满编部队,每个师都要保证1.2万编制,平时的主要任务就是战备训练,可以说是战斗部队中的第一梯队。至于乙种师,更像是替补部队,即第二梯队,虽与甲种师一样的建制,但实际人数只有甲种师的一半,平日里的任务更倾向于生产建设,军事训练时间被大大缩减,只有在战备阶段才会重新扩充至正常编制人数。所以说,我军当年派出的对越反击战阵容中,除了38军、39军、54军等全员甲种师王牌军以外,其他参战的部队中,很多师都是乙种级别的。在奉命出战的29个师中,甲种师仅有8个,其余21个乙种师要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扩编,除了在全国范围内抽调骨干,只剩下征兵这条路,这也才是当年有11万名新兵刚入伍就冲向越南战场的由来。了解兵力构成后,我们才能理解为何这场战争的酷烈程度堪比抗美援朝,有如昆明军区当年进行总结时提到的那样。“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我军牺牲6900余人,伤14800余人。2月17日、18日两天,伤亡达4000人,后勤部门措手不及,无力全部救治,伤员死亡很多。”由此可见,那部震撼国人的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中国军人们浴血奋战的场面绝非作秀与渲染,而是真真切切的战场写照。人们常将刚入伍的军人称为“新兵蛋子”,殊不知,1979年冲上越南战场的新兵们,有多少只学会了简单的实弹射击、手榴弹投射就被匆匆带上战场,“边打边学”是他们上的第一堂军事课。战场从来都是最残酷的地方,因为缺乏战斗经验,新兵们最初总会因为太过密集的队形惨遭越军炮火袭击,但别忘了,他们都是中国人,中国军人的血性传承恰恰是在战火洗礼中完成的。那一年,一位名叫唐立忠的新兵,主动请缨下,凭借熟练的战斗技能炸毁了越军三处碉堡,当时的他仅仅入伍一个半月,是所有新兵的骄傲。事实证明,中国军人的意志与实力从来都是值得信任的,那些将生命、青春奉献给对越反击战的中国军人们,必定永载史册。
乙等师进入战时,临时补充新兵至满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