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学生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 年一月，美、英、法、意、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召开所谓 “和平会议”，实则是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目的是重新分配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中国曾在战争期间对德宣战，也算战胜国之一，派了代表参加。在中国人民舆论的压力下，中国代表向和会提出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和归还租借地等七项条件，后又提出取消 “二十一条” 和收回德国在山东权利的陈述书。

然而，美、英、法和日本相互勾结，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奉行对外妥协的卖国政策，帝国主义根本不理睬中国人民的正当要求，反而无理地在和约中规定把德国在山东占有的各种特权全部让给日本，而 “二十一条” 则借口不在会议讨论范围之内被置之不理。

巴黎和会彻底暴露了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打破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幻想。

1919 年五月一日，北京大学的一些进步学生获悉和会拒绝中国人民要求的消息，当天学生代表就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五月三日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

五月三日，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在报上发表，全国群情激昂。晚上，北大法科大礼堂挤满了北京的大专学校学生，演讲者讲述中国在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情形，大家捶胸顿足、愤慨万分。有一个北大学生当场咬破中指，撕破衣襟，血书 “还我青岛” 四个大字，悬挂在会场台前以表决心。会上纷纷提出严惩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并举行游行示威等建议。因为曹汝霖是军阀政府的交通总长，“二十一条” 是他经手签订的。章宗祥是驻日公使，出卖胶济铁路经管权、济顺和高徐两铁路修筑权给日本的经手人。陆宗舆是币制局总裁，1915 年的驻日公使，向日本进行各种借款的经手人。会议一致通过多项决议，包括通电全国，联合各界一致行动，誓死力争；电致巴黎的中国代表，决不签字；通电各省于五月七日（纪念 “二十一条” 的国耻日），举行全国游行示威等，并决定次日联合北京各校学生在天安门举行游行示威。

五月四日下午一时，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朝阳大学、汇文大学等十四个学校的学生三千多人来到天安门广场。他们手持各种旗子、标语牌，上面写着 “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宁肯玉碎，勿为瓦全” 等字样，有的还绘着山东地图和各种讽刺画。

当学生在天安门集会时，北洋军阀政府的步军统领和警察总监带军警赶来，企图以 “大总统” 的命令解散学生队伍，学生们愤怒高呼 “打倒卖国贼”，见势不妙，这些人只好低头溜走。

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前往东交民巷使馆区，以表示中国人民的意志，并企图使帝国主义改变对中国的态度，但帝国主义的巡捕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军警不准大队通过。大队退出东交民巷后，奔向卖国贼曹汝霖住宅所在的赵家楼。学生们高呼 “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 等口号，沿途散发一万多份传单，许多工人、商人和市民也加入游行队伍。

曹汝霖住宅的黑漆大门紧闭，门口有巡警守护，学生们怒不可遏，将沿途拾来的石子如雨点般掷过去，打碎曹宅临街的全部玻璃，还用竹竿挑下房子上的瓦片，有几个学生从窗口跳进曹宅，打断铁锁，打开大门，大队一涌而入。曹汝霖见势不妙，仓皇越墙逃跑，正在曹宅的章宗祥躲闪不及，被学生痛打一顿。学生们捣毁曹宅所有家具，还在曹宅放起火来。不久，军阀政府的反动军警赶来，逮捕了学生三十二人。

学生的正义斗争获得社会各阶层群众的广泛同情，甚至许多 “社会闲人” 和段祺瑞的反对派都以 “爱国者” 自居，对政府当局提出抗议。军阀政府害怕五月七日有全国性行动，于五月六日释放被捕学生。

五月七日国耻纪念会被强迫解散，但爱国宣传无法阻止。北京街道上，学生们三五成群热烈地开展活动。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广州、重庆等地学生都在这一天举行大规模集会和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运动像风暴一样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传播开来。

五月九日，北京军阀政府以为风潮已过，下令为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辩护，并传讯被释放的学生，追究五月四日行动的主使人。北京学生对反动政府的反人民措施愤怒到极点，五月十九日，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并向各省的省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农会、学校、报馆发出罢课宣言，要求严惩曹、章、陆三贼，取消诬蔑学生的反动命令。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之后，也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

北京学生罢课后，一方面派代表到全国各地联络，商讨采取一致行动，发动更大规模的斗争；另一方面组织演说团，在群众中广泛宣传。此后，北京全城的街道、胡同、游艺场所都有学生活动。军阀政府采取极其野蛮无理的手段制止学生的爱国活动，不许学生举行会议，检查新闻，查封报馆，步兵和马队在街上巡逻，逮捕学生。五月二十五日，教育部开会限各校学生三日内复课，否则将予以严厉镇压。

反动政府的镇压激起青年学生更强烈的义愤，斗争愈发尖锐。六月三日，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宣传活动，被反动军警逮捕一百七十多人，北大法科被当作临时监狱，学校附近驻扎大批军警，戒备森严。六月四日继续逮捕，因北大法科容纳不下，又辟北大理科为临时监狱。

皮鞭、警棍、刺刀和监牢并未使爱国学生屈服，反而更加强了他们反帝爱国的斗志。六月五日，全市出动五千多学生，其中还有许多中学生，他们组成三个纵队，到处进行讲演，连警察厅门前的马路也成了活动地点，学生们带着行李、用具准备坐牢，令警察也束手无策。

六月三日军阀政府大肆逮捕爱国学生的消息迅速传至全国，从广东到黑龙江，爱国运动的浪潮在二十多个省份的一百五十多个大中小城市掀起，运动的广泛性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工人阶级以空前的政治罢工规模加入斗争，显示出伟大的力量，五四运动从此转入一个新的阶段。运动的中心从北京移到上海，运动的主力也由青年知识分子扩大到工人阶级。

首先发动罢工的是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区是上海。六月五日，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两万人以上。六月六日、七日和九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罢工工人总数前后约有六七万人之多。上海工人阶级的罢工风潮迅速波及各地，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

六月十日，北洋军阀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并宣布罢免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六月二十八日，中国政府代表也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五四运动取得重大胜利。

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青年学生起了先锋作用，工人阶级发挥了主力军作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