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暴露的问题都暴露了,这个阶段之后大概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开始向好。”8月14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高端智库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在2024年博鳌房地产论坛上发表经济演讲时如此表示。
樊纲认为,从宏观经济的角度,中国经济现在仍然不景气,一季度还有5.3%的增长,二季度只有4.7%的增长。各种问题还在暴露,下行的压力仍然巨大,不确定性仍然很多。
就房地产而言,现在确实已经到了或者接近到谷底,谷底之后还有一个在谷底爬行的阶段,也即“L”形,还会经历一段困难的时期。
大家都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包括大量的财富都集中到房地产市场,以及房地产市场内部都是商品房等。
在樊纲看来,治愈需要时间。一个危机、一个波动,不是一两个月、一两年就能过去的,40年积累的问题大概需要一段时间进行修补。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企业虽然也会出现淘汰,企业内部实现重组,这是世界各国都在发生的事情。
“楼市下一阶段的发展潜力在城市化。”樊纲认为,中国发展到后期一定会形成大大小小的城市群,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形成互补,小城市为大城市提供空间互补,大城市为中小城市提供公共服务互补。
从当前房地产现状来看,到了该认真推进城市化进程的时候,同时也期待各地能有加速推动城市化进程的文件出来。
在其看来,城市化的进程不仅仅是城市内人们的刚性需求、改善性需求,城市化进程当中一个重要的需求叫作迁移性需求。
一方面是农民要进城,从农村到城市,这就是迁移性需求。“迁移性需求是一个叠加的需求,我们所有的农民都有宅基地,都有房子,而且还是大房子,但他不住了,或者是一年只回去住几天,然后他进城,就需要在城里面有住房。”
樊纲称,应鼓励发展城市群、城市带,通过更便利的交通,使得大城市带动中小城市的发展,甚至包括周边的乡村。在这些人口聚集的城市群、城市带,存在“迁移性住房需求”,房地产市场会有一个正常的发展状态。
除此之外,樊纲认为,过去中国的住房需求主要靠市场化的方式解决,这种方式满足了很多人的住房需求,但没有照顾到低收入群体的住房诉求。
一方面,低收入群体的住房成了问题;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又不敢完全放开手实现市场化,因为全部放开,房价可能会越来越高,低收入群体的住房焦虑则越来越严重。
“相比于一些国家或地区,中国的保障房、公租房等带有福利性质的住房供给规模还不够,应当适度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给。”樊纲说道。
当前多地都在加紧筹建配售型和配租型保障性住房。中国住建部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全国已建设筹集保障性住房112.8万套,占年度计划170.4万套的66.2%,完成投资1183亿元。
如今,各地保障性住房体系建设也正持续推进,对保障性住房的管理进行规范。7月份以来,郑州、昆明均发布了针对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管理办法,明确保障对象、配售价格管理等内容,广州、合肥则发布了相关征求意见稿。
业内人士指出,未来要做好“市场+保障”体系的平衡,同时还要积极开展收购存量住房用作保障性住房工作,在解决保障性住房房源问题的同时,也在市场端消化存量房产,化解风险。
在一系列政策支持下,近期各地政府正下场“收房”。 樊纲认为,这是国有资本下场“稳经济”的重要手段。
有的国家稳经济方式是发债,而中国在这块做得相对较少。“我们的优势是有较大规模的国有资本,国有资本作为公共资本,其重要职能是提供公共物品、增加公共利益,地方平台收储房子的本质是发挥国有资本‘稳经济’的作用,这也是国有资本本身该做的事情。”樊纲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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