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十）公开的讨论

自1922年起，除艾玛·荣格和托尼·伍尔夫外，荣格还跟卡莉·拜恩斯和沃尔夫冈·斯托克麦尔就如何处置《新书》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着是否有可能将它出版，由于这些讨论是他还在创作《新书》时进行的，所以非常重要。卡莉·芬克出生于1883年，在瓦萨学院跟随克里斯汀·曼学习，而曼是最早追随荣格的美国人之一。1910年，卡莉·芬克与杰米·德·安古洛结婚，1911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完成医学训练。1921年，卡莉·芬克和杰米·德·安古洛离婚，并与克里斯汀·曼一起前往苏黎世。随后她开始接受荣格的分析，但她从来没有进行过分析实践，但是荣格非常欣赏她的批判性思维。1927年，卡莉·芬克与彼得·拜恩斯结婚，随后又在1931年离婚。荣格请卡莉·芬克帮忙把《新书》重新抄写一份，因为自从上一次誊抄之后，他又增加大量的内容。卡莉·芬克从1924年到1925年一直在做这项工作，而荣格在这段时间去了非洲。由于她的打字机太重，因此她先把这些内容手抄下来，随后再用打字机打印出来。这些笔记是卡莉·芬克与荣格的讨论记录，她以给荣格写信的形式把这些内容写下来，但没有寄出去。1922年10月2日你说麦林克在另外一本名为《白色多米尼克》的书中所使用的象征正是你最初在揭示自己的无意识时使用的，此外你还说，他曾提到一部《红书》，他说这本书包含一些神秘的内容，你正在这本书中写你的无意识，而且是你把这本书称为《红书》。你说你不知道如何处置你的这本书。你说可以把麦林克的作品形式归为小说，这没有问题，但是你只能运用科学和哲学的方法，不能让自己的内容带上小说的色彩。我说你可以使用查拉图斯特拉的形式，你认为可行，但是你很厌倦这种形式，我也有这种感觉。接着你告诉我，你可以把它制作成一部自传，对我而言，这个想法再好不过了，因为你写的内容看起来就像你在生动地讲话。但是除了以这种形式出版所面临的困难以外，你说不想把这些内容公开，因为公开这些就像要你卖掉自己的房子一样。我完全支持你的想法，甚至可以说，由于这本书象征宇宙向一个中心的集聚，而你把它视为纯粹的个人物品，表示你把它当作你自己了，而有些内容你并不想你的病人们看到……我们都很开心，因为我立即明白了你的实际想法。歌德在创作《浮士德》的第二部分时，也陷入到了类似的困境中，此时他已经进入无意识，并且发现很难找到正确的形式，最后到他去世的时候，这部分的草稿还留在他的抽屉中。你说你之前相当多的经历会被人认为是一个完全精神失常之人的表现，如果将你的这些记录出版，你将失去的不仅仅是科学家这个身份，还有你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资格，但是我认为如果你从《诗歌和真理》（Dichtung undWahrheit）的角度上来看它，那么人们会根据事情本身做出自己的选择。你拒绝把这本书的任何内容写成诗歌，因为所有内容都是纪实，但是我不认为大量使用一个面具是虚伪的表现，因为这样做能够保护你不受非利士人（Philistia）的伤害，而且正像我说的那样，非利士人有自己的权利，你面临的选择可能是成为一名疯子，而非利士人是一群经验不足的傻瓜，他们只会选择伤害你，但是如果他们把 你当作诗人，他们就可以挽回颜面。你说书中大部分内容都像如尼文一样的神秘符号出现在你的脑海里，而且对这些如尼文所做的解释完全没有意义，但是最终结果是否有意义都无关紧要了。就你的情况来看，我认为你意识到的创作步骤很明显比之前的任何人都多。在大多数情况下，心灵明显会自动地筛选掉无关的材料并直接给出最终结果，而你却记录下了整个事件、母体过程和结果。当然，掌控整个过程更加难上加难。我的话讲完了。1923年1月你前一段时间跟我讲的话令我深思，突然有一天当我读到“戏剧的序幕”（Vorspiel auf dem Theater）时，我就想到你也可以使用歌德巧妙处理整部《浮士德》的手法，也就是说，把创造性和永恒与消极和转瞬即逝的人物同时置于对立的两端。可能你无法立即看出来这一点与《红书》有什么关系，但我会慢慢跟你解释。根据我的理解，你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让人们用一种新的视角审视自己的灵魂，但无论如何，有很多内容已经超出了一般人的理解范围，就像你在自己生命中的某一时期也几乎无法理解它一样。这样看来，这本书就是你奉献给世界的一颗“珠宝”，不是吗？我的观点是我们需要给它一定程度的保护，免得它会被随手扔到臭水沟中，最终被那个奇怪老土的犹太人利用。在我看来，你能提供的最好保护就是把这本书本身纳入到展示那些试图攻击它的不同力量上。你在任何情境下都能辨别是非黑白，这是你最大的天赋之一，所以对于大多数攻击这本书的人而言，你比他们更加知道他们想破坏的是什么。你能不能不要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或许你在序言中就是这么做的，或许你在面对公众时，会采取这样的态度“要么接受它，要么放弃它；要么祝福它，要么诅咒它。你们怎么选择都无所谓”。这都没问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真理是永远不会被磨灭的。如果不耗费你太多的精力，我希望你再做一些其他的事情。1924年1月26日你在前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你梦到我以伪装的形式出现，准备去誊抄《红书》，你一整天都在思考这个梦，尤其是在见我之前，你在和沃顿博士分析的时候（我想她会感到开心）……正如你所说，你已经决定将《红书》呈现的所有无意识材料都交给我，想看一看我作为一个局外人和不带偏见的旁观者对这本书有什么想法。你说托尼已经与这本书融为一体，除了对出版这件事情不感兴趣之外，也没有兴趣把它变成一种可以使用的形式。她已经迷失在你所说的“翩翩飞舞”（birdfluttering）中。至于你自己，你说你一直知道怎么应对自己的想法，但是你在这里却束手无策了。当你接近这些想法的时候，你已经完全陷入其中，无法自拔，而且对任何东西都没有把握了。你很确定有些内容非常重要，但你却找不到合适的形式，就如你所说的，现在它们看起来就像从精神病院中冒出来的一样。所以你安排我誊抄《红书》的内容，而这些内容你在此之前已经誊抄过一次，但是自从上次誊 抄完之后，你又增加了很多内容，因此你想再把它重新誊抄一遍，在我誊抄的过程中，你会向我解释里面的内容，因为你说只有你能够理解里面几乎所有的内容。这样下来，我们可以就很多从来没有在分析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探讨，我就在这个基础上可以理解你的想法。你又告诉我了一些你自己对《红书》的态度。你说有些内容严重伤害了你对事物适合性的感觉，但是当它们到来的时候，你又不能弃之不顾，因而你开始遵循“自愿”原则，也即不做任何修正，你一直坚持这么做下去。有些图片看起来非常幼稚，但这就是它们本来的样子。各式各样的人物都在说话，如以利亚、天父腓利门等，但你认为所有这些都应该是你所称为的“上主”。你很确信天父腓利门还启示过佛祖、摩尼、基督、穆罕默德，据说所有这些人物都跟神有过交流。但是其他人物把自己认同为神，而你对此坚决否认。你说认同神根本不适合你，因为你一直是一位心理学家，而心理学家了解认同神的过程。那么我会说，当下的主要任务就是能够让世人也了解这个过程，从而不会让人们觉得上主就是自己的笼中之物，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人们要把上主想象为火柱，永远在移动，永远不在人类的掌握之中。是的，你说上主就是如此。随着你讲得越多，我越来越意识到你身上充满无数想法。你说上主身上的阴影永恒存在，我能感觉到其中的真理。1月30日，卡莉·拜恩斯记录下了荣格说过她曾经告诉他的一个梦：这是在为《红书》做准备，因为《红书》的内容讲述的是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的战斗。你说在这场战斗中，你几乎被撕成碎片，但是你在尽最大的努力让自己脚踏实地并立足于现实。因此，你说对你而言，这就是对你所有想法的考验，而你却不把任何想法放在心上，因为无论想法被插上什么样的翅膀，它们终将消逝在时空中，不会在现实中留下任何痕迹。在一封没有注明日期和收信人且未完成的书信中，卡莉·拜恩斯谈到他对《新书》重要性的看法和出版此书的必要性：例如，我在阅读《红书》的时候，会发现它所讲的内容都是在为今天的我们指明正确的道路，而当我发现托尼把这本书拒之门外的时候，我感到十分震惊。如果她也像我一样吸收了同样多的《红书》内容，也不会在心灵中产生一个无意识点，而且我认为这不是将《红书》读过三遍还是四遍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令人费解的事情，即她为什么对荣格将《红书》出版毫无兴趣。我们国家的很多人应该都读读这本书，而且是一口气读完，因为它对当今的很多东西所进行的重新思考和澄清，动摇了所有尝试去寻找生命线索的人……他的每一句话都带有个人的活力和色彩，并且坦率直接地写出所有内容，就像康沃尔之火在他身上燃烧一样。当然，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如果他原封不动地将这本书出版，他将会永远离开理性科学界的争论。但是除此之外，肯定还有其他的方法，这些方法可以避免他做傻事，为了不让那些需要这本书的人等太久，我们必须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准备这本书上。我一直相信他肯定能够把自己所说的书写出来，果然他没有辜负我的希望。他出版自己的著作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医治这个世界，或者可以说这些内容都是源自他的头脑、源自他的心。这些讨论十分形象地呈现出荣格关于《红书》的出版问题所进行的深入思考，他感觉到核心问题就是如何理解这本书的起源，很担心这本书会被人误读。由于这本书的风格会让公众大感意外，因此荣格对此非常担心。他后来跟阿尼拉·亚菲讲，他要为这本书寻找到合适的形式，才能让它面世，因为它看起来太像预言了，不符合荣格的特点。在荣格的圈子里，他们似乎对这些问题有过几次讨论。1924年5月29日，卡莉·拜恩斯记录下了他和彼得·拜恩斯的一次讨论，彼得认为只有那些了解荣格的人才能够读懂《新书》，相反，卡莉认为这本书：是在用一个人的灵魂记录宇宙的变迁，就像一个人站在海边，聆听着奇怪且令人敬畏的音乐，但是他却无法解释为什么自己的心会隐隐作痛，或者为什么有一种想哭的冲动堵在嗓子眼，我想《红书》给人带来的也是这种感觉，也即是一个人竭力想借助它的神圣感将自己解脱出来，从而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更多的证据显示，荣格也把《新书》的复本给了其他密友，并和他们讨论出版书中内容的可能性。沃尔夫冈·斯托克麦尔就是其中的一位，荣格在1907年与他结识。在他为斯托克麦尔写的讣文中，荣格赞扬他是第一位对自己的作品感兴趣的德国人，他说斯托克麦尔是一位真正的朋友，经常跟自己结伴去意大利和在瑞士旅行，他们几乎每年都会见面。荣格这样评价斯托克麦尔：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对病态心理过程的极大兴趣和深入理解。我还发现他比较能够认同接受我较广的视角，这对我后期的比较心理学作品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斯托克麦尔和荣格一起把“我们的重要渗透”纳入到中国古典哲学、印度和密宗瑜伽的神秘思辨中。1924年12月22日，斯托克麦尔写信给荣格说：我经常渴望能够拥有一本《红书》，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能够把它抄下来；但是当它在我手上的时候，我没有誊抄，而它现在已经不在我手上了。在最近的幻想中，我看到一种装订松散的“文档”杂志，内容来自“锤炼无意识”，里面图文并茂。很明显，荣格寄过一些材料给斯托克麦尔。1925年4月30日，斯托克麦尔写信给荣格说：我们同时看了《审视》这一部分，它同样给人一种你仍处在极大的精神错乱中的感觉。从《红书》中节选一部分放到这样的集体环境中是值得尝试的，当然你的评论不可或缺，因为你要调整的地方也主要集中在这里，这里有极其重要的丰富资源，包含意识的和无意识的。而且我明显是在幻想“制作一个同样的复制品”，你能够理解我的行为：你不用害怕来自我身上的外倾魔力。绘画也具有很强大的吸引力。荣格“评论”部分的手稿（见附录B）应该和这些讨论直接相连。因此荣格圈子里的人对《新书》的重要性和是否出版它持不同的观点，而这些都取决于荣格的最终决定。卡莉·拜恩斯没有把《新书》誊抄完，她只誊抄到第二卷的前27页。在接下来的六年中，她主要集中精力将荣格的论文翻译成英文，接着她又开始翻译《易经》。在某一时期，笔者估计应该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荣格又回到《草稿》中，重新进行编辑，在将近250页的内容上增删。他的修改主要是为了使语言和术语现代化，同时又修改了他已经使用花体字誊抄到《新书》中的内容，还有某些遗漏的内容。很难想象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除非他在严肃地思考出版这本书。1925年，荣格在心理学俱乐部做了多场分析心理学的报告，他在这些报告中提到了《新书》中的某些重要幻想。他向听众描述自己如何展开这些幻想和这些幻想如何构成心理类型思想的基础，还有理解幻想起源的关键所在。卡莉·拜恩斯把这些讲座记录下来并编辑成书。同年，彼得·拜恩斯开始准备把《向死者的七次布道》翻译成英文，但并未公开出版，荣格送了几本给他英语是母语的学生。在一封被认为是写给亨利·莫瑞感谢荣格寄给他此书的回信中，荣格写道：我深信出现在我脑海里的这些想法都是相当美好的东西，正是因为我了解这些东西，所以我可以毫不费力（毫不脸红）地跟你讲我曾经是多么的阻抗和固执，在它们第一次到来的时候，这是一个多么大的麻烦啊，一直到我能够读懂象征语言之前，它们都比我迟钝的意识强大。荣格很有可能是把出版《向死者的七次布道》当作出版《红书》的一次尝试。芭芭拉·汉娜认为荣格对出版《向死者的七次布道》感到很后悔，而且“强烈感觉到自己应该只把它留在《红书》中”。荣格在某个时候写了一篇名为“评论”的手稿，内容是对第一卷中的第九、第十、第十一章的评论（见附录B）。他在1925年的讲座中已经讨论过一些幻想，当时还谈到了更细节的内容。从风格和构思的角度上看，笔者认为这一部分文本大概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完成的。他很有可能已经写了或者准备为其他章写更多的“评论”，但是迄今还未发现这些内容。这份手稿显示他为理解每一个幻想的细节做了大量的工作。荣格将《新书》的复本送给了很多人：卡莉·拜恩斯、彼得·拜恩斯、阿尼拉·亚菲、沃尔夫冈·斯托克麦尔和托尼·伍尔夫，这些复本也有可能会转给其他人。1937年，彼得·拜恩斯的房子被一场大火烧毁，他手中的《新书》也遭到破坏。多年以后，他写信问荣格是否可以再送他一份复本，并表示想将它翻译成英文。荣格回复说：“我试试看能否再给你做一本《红书》的复本，请不要担心翻译的问题，我可以肯定它已经有两个或三个译本了。但是我不知道是谁翻译的，翻译的怎么样。”这个译本数量的推测应该是根据他给出去的复本数量所做的假设。荣格也让以下人物读过或看过《新书》：理查德·霍尔、缇娜·凯勒、詹姆斯·科什、希美纳·罗伊丽·德·奥古洛（当时还是个孩子）和库尔特·伍尔夫。阿尼拉·亚菲读过《黑书》，缇娜·凯勒读过《黑书》的某些章节。荣格很有可能也向其他密友展示过《新书》，例如埃米尔·梅特纳、弗朗茨·里克林、艾丽卡·施莱格尔、汉斯·特吕布和玛丽-路易斯·冯·法兰兹。很明显，荣格只让那些他完全信任的人看这本书，而且他认为这些人能够完全理解他的想法，而他的相当一部分学生都不符合这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