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青椒”，在学术外寻找意义

今年上半年，几位大学青年教师的离世再次将学术圈生态问题推上舆论风口。揭开“象牙塔”式的面纱，青年教师的生存处境近几年急转直下。它提示着我们是时候换一种眼光。当我们将学术研究看作一种特殊的行业类别时，作为“学术工匠”的普通学者同样受所处环境的行业习俗深深影响。

在刚刚过去的毕业季，我们采访了几位青年教师，想听听他们对这所“象牙塔”如今的实感。他们中有人刚刚挺过激烈竞争，即将成为“青椒”的一员；也有人初任教职几年，带过几届学生，仍在摸索这个圈子的规则和玩法。论文发表的量化要求、从读博延续至“青椒”阶段的诸多行政琐事以及利益分配不均下逐渐走向畸形的竞争都在消耗着心力。

他们选择以匿名讲述这些经历感受，谨慎地删去任何可能被对应具体个人的信息，担心“今后无法在这个圈子继续存活下去”。甚至这种自我审查的压力，在越是年轻的“青椒”那里，越是沉重。当大的环境无法改变，他们开始主动降低预期，在学术之外重新建立生活的锚点。毕竟，“学术研究”不是生活的全部。但个中感悟背后，多少又带有一声叹息。

学术研究的确不是个体生活的全部，但从知识更迭的进程而言，学术圈的生态又切实影响着具体的知识生产。简言之，它是否真正鼓励那些有所洞见的研究发现与成果？或者说，人类历史长河中曾见证许多璀璨如星辰的“大师级学者”，这些微光依然还能接续闪烁吗？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我们采访到了民俗学者施爱东。他于1996年留校任教，如今走到了行将退休之际。他以民俗学的研究视角关注学术界的行业习俗，不图“揭黑”，只是打开天窗聊聊“房间里的这头大象”。我们将“青椒”的困境转述给他，请他谈谈这些年的变化与他的观察。

施爱东坦言，“如今这样的学术生态，学术体制，注定很难产出真正的大师级学者”。他解释说，这并不意味着这一代学者的聪明才智不够，也不是不努力，而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发生了偏移，且这种偏移不是我们能够自主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改变游戏规则。”

“我经常在‘导师的事’和‘自己的事’之间拉扯”

我在决定要不要读博时，有段时间状态很差，和“老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导师的关系也有些紧张。那时候，我甚至走在学校门口，看到小摊上卖烤地瓜、卖小吃的人，他们过着很平凡的生活，我都那么向往。

当我意识到有这个想法时，我忽然意识到自己的状态已经差到了低谷，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于是，我给自己做了很多Plan B。如果学术走不通，我就去考选调生或者再去国外读个硕士。反而是在做了Plan B之后，整个人的精气神似乎又慢慢回来了。

有段时间我自己的研究不顺，本身压力有些大，又要腾出时间处理生活与工作中的杂务。最忙的时候，一周七天，我只休息一天。在这个过程中，想获得某种平衡非常难。因为有些事情通常很琐碎，它们“不重要但紧急”；而我自己做科研的时间反而是灵活的，它似乎就处于那个“重要但不紧急”的象限。我经常被这两个象限来回拉扯，最后往往只能压缩自己的时间。

模棱两可的时候，我就想先出国缓缓。后来，在国外待了一年后，我逐渐调整了心态，学着从学生的心态转变到工作心态，整个人状态也放松了很多。我原来是特别容易被周围环境影响的人，可能即便自己累了，但如果周围人还在“卷”，那我也不能休息，我不能落后。

那时我觉得，人生好像只有一条道路，上学、考研、考博、工作、结婚、生子……每个人都想在这个轨道上，如何才能最快到达下一站。但凡其间停一下，或走上任何一条其他的路，就完了。

但在国外那年，我有很多时间思考，我想要的究竟是什么。慢慢觉得，具体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其他都是服务于当下的生活。直白说就是，怎么才能过得开心。

在博士最后一年，我开始着手准备投高校教职。身边同届的人，几乎都是在海投，就业形势也并不容易，有人手里握着五篇论文，最后还是被刷掉了。有人最后在外审期间被刷掉了。我算是相对幸运的，投到第二个学校时就通过了。

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做对的一件事是，在投简历前，我非常清楚内心的优先级，坚持先城市、再平台，最后是待遇，我没有太多纠结。印象很深的是试讲环节。我自己并没有很多讲课经验，面试时面对很多资历很深的教授，有些胆怯。被问到如何给本科生授课时也有些错愕。

在“青椒”“上岸”之后，一个紧接着的问题就是这个“岸”能待多少年。也就是说，手里的这份合同，三年之后它又意味着什么？几年前，高校“非升即走”好像还是一个新鲜出炉的现象，但近年来，采用 “非升即走”制度的高校已是大多数。非升即走的不确定性、需要不停生产论文的压力、不容停歇的比较，可能是很多人压力的来源。有人在角逐中胜出，就有人会离开。

具体到我，我是一直都有Plan B的人。这个过程中可能真正的消耗还不是这种考核机制，而是科研本身是一个反馈周期非常长的过程，也许今年发的这篇论文是三年前写的，即便有喜悦，但那种劲头已经过了大半了。人每天面对抽象的理论，和现实世界缺乏实感的连接，久而久之很容易陷入一种存在主义危机。

我也在寻找一些有实感的“抓手”，比如运动、烹饪、瑜伽、手工等等，工作之后，我打算把这些爱好向更专业的方向发展看看并考取证书，看能否在学术产出上搭配一些能产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的副业。

如果哪天学术这条路真走不通了，去走那个副业，也挺好。

“如果倒退几年，我不确定是否依然会选择搞学术”

又熬过了一年毕业季。

今年三月初，当我打开学生的毕业论文初稿文档那一刻，脑子里一下就冒出四个字——“论文刺客”。这不只是一个调侃。在第一次带学生之后，我就对这件事彻底祛魅了。

几年前，我第一次带硕士生。因为是新老师，学生们可能也不太了解。很多学生选导师很有自己的想法，比如他们会倾向于选教授级别、院领导级别，看重相应的资源。于是作为新导师，我在这方面是没有优势的。可是我们如今职称评审的要求之一是，必须要带过一届硕士生。

没办法，我当时只能看看学生的简历，觉得可以问问的，就打了电话问他们想做什么选题。其中一个学生说没有想好，但表示有“机动”的意愿。对我来说，这样的学生可能就不是特别适合我，我是希望学生能够有相对明确的能动性。不过由于第一年招生，最后还是匹配了。

在彼此了解的过程中，发生了很多啼笑皆非的事情。比如我当时注意到，这个学生可能基础不是特别好，就提出我有一定的研究经费，你想看什么书可以告诉我。结果他说：“老师，我没什么书想读的。”当时我就很崩溃。

到了论文阶段，我记得单单是选题，我们就磨合了很长时间。大半年过去了，都没有定下来。无奈之下我帮他选了题目，做出来也没有太多新意。说白了就是，他把我对于这些材料的理解用他的话表述出来。每章出来后，我基本要上手改三遍，等全文初稿出来，又改了三轮，幸好最后总算是过关了。

后来，这个学生毕业后，他给下一届师弟师妹留言说：“想毕业，听老师的话。”

那时候，我意识到，原来教师某种程度上在做的也是一种情感劳动。尤其每年五月前后，到了论文集中送审阶段，学生交得很急，有时候我看这些论文会看到晚上十一二点，真的很容易情绪崩溃。当时年轻，我经常忍不住深夜给学生发语音，排解完之后再回去继续看。

这些学生似乎也形成了某种应对我的策略。他们之中有人毕业后告诉我，每当看到我发来的长语音时，都要先转文字，看看我在说什么，我的语气怎样，然后再选择用语音还是文字回复。他们调侃说，总结了一套规律——老师在发怒的时候，不管说什么，都回答“是是是”。

我也带过本科学生论文，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已经保研的学生。但情况也不乐观。你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心态就变了。他们可能会觉得，过去三年的努力终于尘埃落定，有了结果，于是第四年好像就开始放飞自我了。我叮嘱他们做参与式观察要定期写田野笔记，并要求他们定期发给我看看。但有人会一直拖延，直到最后才道歉说，“老师，我骗了你。”我就又很崩溃。

回想这几年辅导学生毕业论文的经历，不得不承认，起初我的确对此是有过一定期待的，却无一例外，每次都在被现实的落差揉搓。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以至于，老师们慢慢“不敢”对学生有太多期待，觉得能毕业就可以了。而作为学生，可能也会逐渐意识到，学界的生态不太好，也就没有太多动力。

这种被迫的双向预期管理，其实和学术生态的整体异化有关。但话又说回来，为什么这种集体环境的异化，最后往往都是转嫁到导生关系上？这就要从如今大学“青椒”面临的学术环境说起。

现在越来越多高校对大学“青椒”使用的考核用语叫“KPI”。

我最初听到这个说法时，很震惊。我们都知道，在互联网领域，KPI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互联网用语，没想到的是，我们竟然在大学校园中公开使用这样的表述。落到具体每个老师身上，最终我们的大学校园似乎想培养的是“超人式”的青年教师。

什么是学界的“超人”？这就意味着，他要同时在论文发表、项目申请、学生工作、行政工作等各个领域都表现得足够优异。甚至如今在讲师上副高阶段，都需要有班主任或辅导员经历。

在这种层层递进的压力下，青年教师内部也会存在很多隐秘的竞争。以不少“青椒”都在面临的“非升即走”为例，如今这套模式仿照的是美国式大学的管理机制，可其中存在的一个很大区别是，我们的“非升即走”是有“配额”的。这就意味着，可能大家的成果都很好，但名额有限，还得继续“卷”。最后水涨船高，成了“勇者胜”“多者胜”。即便有些学者的成果也很好，但就是没办法。

这种情况下，怎么“卷”科研成果？最直观的解决办法就是，你已经是一个学术民工了，你就只能去发展你的“下线”。教授拉“青椒”，“青椒”拉学生，学生可能又包含博士后、博士、硕士、本科生。

有段时间，我也尝试过这样的方式。当时由于担心学生的田野不够深入，其中有两年暑期，我和他们一起去。我有我的材料搜集，他们有他们的。可能大多时候都是我在问问题，他们来补充，但最后返回的田野笔记差强人意。甚至可能变成，我口述，他/她来执笔细化相关的分析。

这样的论文或许是个还不错的毕业论文，但达到期刊发表的水平还需要更多修改，其中的工作量甚至是翻倍。有这样几篇论文压在手头的时候，人是很心力交瘁的。

在这个过程中，师生之间有时候也存在利益分配问题。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现行的规则下，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包容，乃至公然鼓励“老师剥削学生的学术成果”的。以C刊评价体系为例，现行的C刊评价体系很多维，而这种评价指标会给C刊编辑团队以及连带的处于学术生产下游的学者产生压力。简单来说，如果一个刊物是C刊级别，这可能意味着它有源源不断的稿源；如果是非C刊，可能约稿都约不到。

那么，C刊何以成为C刊？它背后又有很多评价赛道，比如文章的引用率，这是能否保住C刊位置的重要指标之一。于是，那些学术声望更高、徒子徒孙更多的师门内部就会互相引用。这种玩法下，学术大佬和这些C刊几乎是在互相背书，共同捍卫起一道牢不可破的学术围墙。

前些年曾有过公开新闻报道，某家C刊主编曾得意宣称，他们期刊的约稿率是90%。可想而知，这背后意味着什么。不难理解为何学术圈有个很常见的现象是，大量青年学者的投稿石沉大海，而部分学术大佬则收到源源不断的稿件邀约，以至于他的稿子最后是不够用的。这种情况下，可能有的老师就会让学生写，最后他来修改、署名。

另外，由于影响因子的考量压力，很多期刊如今在争相压缩版面。这个影响因子怎么计算呢？它指的是近几年一家期刊发表文章的被引用量，除以该期刊这期间发表的文章总数。为了提高影响因子，不少期刊编辑部的选择是把分母做小、分子做大。也就是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多约学术大佬的稿子；同时在允许的最大限度内，降低发文总量。

据相关数据统计显示，2020年，我们的C刊发表总篇数相较于2019年下降一万余篇，但同年，硕士生扩招百万、博士生扩招十万左右，整个学术市场发论文的需求其实在持续上升。

如今很多导师带着学生一起“卷论文”。到最后，可能部分老师就会希望学生的论文选题也是老师的研究方向。然而，对学生来说，这种模式的直观影响就是，学生很多时候可能是按照老师的意志在探索，很少能遵循自己的学术兴趣。当每年毕业季，不少声音纷纷感慨“学生为什么不能认真写论文”的时候，其实这背后的出发点是很复杂的。

如果时间倒退几年，我其实不能完全确定是否依然会选择读博，选择走上学术这条道路。

除了繁重的考核压力，那种自我窄化和严肃化也影响着我的日常生活，就连在亲密关系和家庭关系里都显得冷寂。这个至今还在困扰着我。这些天，我正好和朋友出来旅游。他们提出想去酒吧看看。当同行的人在全身心投入的时候，我发现我还是很难融入其中。

职业历程已经成为生命历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它会形塑很多观念，以及我们和周围人互动的方式。比如，和那些完全没有话题的人，我可能真的很难与他们建立持久的联系。这也是很让我困扰的。但话说回来，如果你让我离开学术，我其实也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

如今，和职业相关的快乐大多是论文发表的那一刻。如果抛开成果不谈，纯粹的研究过程是一个快乐与忧愁交杂的体验，写完一篇论文可能会有短暂的快乐，但迅速又会陷入“下一篇要写什么”的忧虑中；而在写论文的过程中，如果突然之间有灵感、或是谈出了一个我认为很有新意的点，接下来立马又会陷入一种忧虑，因为这篇文章还得继续写完。更何况写完论文，只是论文发表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我不知道其他老师会是什么感受，但对我而言，这里面快乐的东西的确不多。以前觉得读书带来的很多创见令人兴奋，但读得多了之后，看来看去似乎也差不多。坦白说，如今让我感觉开心的事情，大部分不来自于学术。

这几年，每个学期结束后，我几乎都需要去外面放放风。如果不出去，我几乎都在干活，可能是学术活，可能是行政活。当时刚入校的时候，我甚至和学生是一样的时间安排，晚上9：50图书馆关门才离开。但现在稍微好点，虽然压力也还是很大，但逐渐觉得没必要“卷”成那样了。没有急活的话，我晚上基本是不干活的，会看看电影或电视剧。

我越发确信，人应该有其他的兴趣爱好，而且有必要让自己更加愉悦。

“我们可以生产大批量的著名学者，却很难产出大师级学者”

新京报：你在《蛋先生的学术生存》一书的代后记中表示：“我曾经把学术研究看得非常神圣，可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就是一份普通职业。”这句话几乎浓缩了你进入学术领域这些年来观念层面的关键转变。可否展开谈谈，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是否与具体的转折性的经历有关？

施爱东：我们过去对知识界和学术界有些过于神圣化了，社会上往往会用“殿堂”和“象牙塔”来形容学术界，但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学术界也是由人组成的，人和人聚在一起，它就是一个社会。几乎所有的行业社会的规则，都会在学术界这个社会中得到体现。

在学术行业，一样有祖师崇拜、学术赶集、资辈亲疏、派系与行规、控制与反抗、顺从与革命，有主流与边缘的分野，有自卖自夸的学术营销，有连横合纵的操纵方略，大佬政治无处不在。

过去我一直认为，做学问就是自己的事，只要学问做得好，我们就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真正进入了学界你就会发现，学术界根本就不是桃花源，一个青年学者如果不加入自己的专业学术圈，别说论文很难发表，没人与你交流，评奖毫无指望，就算找个知音读者都几无可能。

时间一长，你自然就把自己给封闭起来了，你的研究会逐渐偏离主流，你拿不到研究课题，得不到同行回应，开始变得愤世嫉俗，当你走到这一步时，自己就开始毁灭自己了。我的同辈朋友中有许多天才的学者，我原以为他们一定会在学术舞台上大展宏图，但有些人进入学界才十几年就开始自暴自弃，沉沦至今。

另外一些人长袖善舞，擅长学术社交，能够充分利用学术体制的游戏规则，各种头衔、帽子、利益尽收囊中，表面看来风光无限，貌似成功学者。可是，仔细一想，他们也是失败者。你想，他们为了学术之外的“诗外功夫”，花费了多少时间，搭上了多少精力，本该用的实验室、图书馆的时间，都用在了酒桌和会议桌上。他们花费了40年的学术光阴，只做了20年的有效学术，你以为他们内心不痛苦吗？要处理好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平衡好学术与社交的时间，拿捏得恰到好处，太难了！

学问一定是用时间堆出来，熬出来的。这样的学术生态，学术体制，注定很难产出真正的大师级学者。不是说我们这一代学者的聪明才智不够，也不是我们不努力，而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发生了偏移，而这种偏移不是我们能够自主的。现行的行业生态和行业民俗决定了我们可以生产大批量的著名学者，却很难产出大师级学者。

新京报：你是硕士毕业后直接留校任教。当时这个选择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你也在书中讲述自己的成长背景，从一个“小县城男孩”到如今的民俗学前辈学者，再过四年就退休的位置，这一路走来你曾遇到过的最大的阻力和摇摆是什么？能实现这样一种身份的转变，你觉得这三十余年间的外部环境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施爱东：我是1996年留校任教的。以我的硕士资质和我的文学功底，放到现在，我是肯定没有资格留在中山大学这样的名校任教的。但是我们那个年代，正是知识无用论的年代，当时社会上正风行着诸如“做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你要是不认真学习，就让你继续读博士”这样一些现在年轻人很难相信的流行语。

我虽然资质一般，但我是真心想做学问的。那时候的男硕士生还是很好找工作的，社会需求量很大。由于我硕士期间就一直在广东电视台实习，他们已经内定以名编名记的指标引进我，但我最终还是选择了留校，当时我的家人和朋友都是不理解的。

在学术道路上，我最幸运的地方就是来到北京，进入了一个所谓高端学术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基本上不用为学术发表而苦恼。我赶上了民俗学界的学术革命，很快就进入了主流民俗学圈，可以站在风暴眼中间，冷眼旁观整个学界的风云变幻。

我最大的阻力是经济条件和身体条件。我的同事张晖去世的时候，我和杨早接受凤凰网采访，我说到“贫家子弟从事人文学术会拖累整个家庭”的观点，遭到很多贫家子弟的谩骂。许多大学生意识不到家庭经济条件对于学术工作的影响。

大学期间，反正你是学生，我也是学生，都由家里供着。可是当我们走向社会之后，我们面对的压力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的家庭还可以继续对你进行投入，而我的家庭可能还需要我来回报，于是，我们可以投入到学术研究中的时间和精力就很不一样了。你想想，这样一下来，若干年后，未来你的成就肯定会远远大过我，这是贫家子弟没办法回避的一个问题。

我自己就是一个贫寒子弟。刚刚硕士毕业的时候，为了赚钱，我曾在一家广告公司做过总经理助理，一边做科研、当班主任，一边还要兼职写方案，做企业管理，我的身体严重透支，最后病倒住院。学术研究决不是靠一点小聪明就能做出成绩的，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非常倚重于学者的体能体力。

我的身体素质明显比别人弱，我是个理性的人，非常清楚自己的缺点和弱点，这个障碍是我逾越不了的，这一点注定了我不会有什么大的学术成就。经济基础不仅影响青年学者的时间投入，甚至可能影响到一个学者的生命周期。如果没有经济基础做后盾，人文学者注定是贫穷寂寞的。所以，我还是愿意冒着挨骂的风险，奉劝贫家子弟，尽量不要选择从事人文科学。

新京报：当年你初入大学任教时，国内高校的“青椒”生态是怎样的？

施爱东：那时候不“卷”。我是1996年留校在中山大学中文系当老师，那时候的工作压力不大，学校对老师还没有每年必须发多少核心期刊的要求，我们还有时间和精力来继续学习，还很愿意带着学生去实习，甚至郊游。年轻学者有时还一起打牌，喝酒，日子过得很快乐。

我们那时候没有什么急着要摘的帽子，竞争也不激烈，大家的心态都很平和。我发表得比别人多一些，还被朋友们笑话说：“你急什么？”我倒不是急，就是有写作冲动，老想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那时候写论文，没有现在这么功利的目的。

新京报：你曾在2010年就写过一篇《学术行业生态志》，从民俗学者的视角去看学术界内部的“行业民俗”。彼时，大学“青椒”的生存处境还没有引发今天这么多的讨论。你当时是如何注意到这个问题的？这些年间，“青椒”的生存压力日益受到关注，据你观察，这一问题在这些年间是否有所变化？

施爱东：我写作《学术行业生态志》的时候，论文发表的量化要求等问题已经出现了，但还不是太严重，我虽然意识到了问题，但我的笔调还是轻松的，略带戏谑的，要是今天重写，笔调会沉重很多。

《学术行业生态志》传播很广，但是这些声音不仅没有阻止事态的发展，这十几年间的量化要求反而愈演愈烈，许多985高校甚至只以顶级期刊和权威期刊的发表量来作为衡量标准，连核心期刊的发表都不算数了。

另一个令人无奈的问题是，这些年的各种头衔和帽子越来越多，而且全都跟学者的各种待遇密切挂钩。两个旗鼓相当的青年学者，其中一个只要评上一个“某某学者”或“某某人才”，立马就能平步青云，与另一个学者拉开孙悟空一个筋斗的距离。中央一再强调“破五唯”，可是具体落实到了高校，不仅没有“破”，反而相当于给出了“五唯”的“维度”标准。

头衔和帽子的利益大大刺激了青年学者之间的恶性竞争。“卷”是当代青年学者最现实的处境，“累”则是最平常的身心状态。当年青年学者已经不大可能享受过去那种平静的读书生活了，也不再有仰望星空，思接千载的思想空间。大家都在写论文、发论文、评奖、争帽子的人生大道上阔步狂奔。现在的青年学者，比起我们和我们的上一代人，都辛苦多了。

新京报：如今很多大学“青椒”的压力之一是变相的“非升即走”。可能到第二个聘期之后，即便符合合同要求，也会因为坑位有限而无法留下。你在学界很多年，我很好奇，你是如何看待国内目前通行的这种“非升即走”的竞争机制的？为什么如今国内的一流高校几乎都被推着走上了这样一条路？在这样的机制下，真的能有助于产生更优质的学术成果吗？如果不能，那改变的阻力究竟在哪里？

施爱东：我们一直在说要拒绝“躺平”“打破铁饭碗”，具体如何操作呢？许多高校将之具体化为“非升即走”的激励措施。

“非升即走”本质上是一种末位淘汰制。从表面上看，这种制度似乎是没办法促成更优质的学术成果。你想一下，所谓优质学术成果，肯定是由优秀学者生产出来的，并不是由末位学者生产出来的。“非升即走”制度并不对优秀学者产生作用，只对末位学者产生作用。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非升即走”制度淘汰了末位学者之后，就会给一些新的、潜在的优秀学者腾出一个新的坑位。如此不断的轮换，就能确保这些有效坑位都由中等以上的学者所占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非升即走”制度是有助于学术生产的。

青年学者为什么反感“非升即走”制度？是因为这种制度对每一个尚未升职的青年学者都制造了一种紧张感。谁会喜欢紧张感呢？表面上看来，掌握“非升即走”生杀大权的院系领导似乎没有压力，但事实上，他们的压力也很大，因为他们也要面对考核。在校内，他们要跟兄弟院系竞争；在校外，他们要跟兄弟学校竞争。从上到下有一系列的考核指标，层层压下来，最后必须落实在青年学者的头上。

理论上说，“非升即走”制度并不会对优秀学者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但事实上，“非升即走”的实际压力，会让每一个青年学者都感觉到如芒在背，很不舒服。大家为了快出成果，不得不涌向那些短平快的投机项目，长此以往，可能会让那些产出时间较长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受到损害。

新京报：你在书中谈到了“师门派系”问题。一旦有意进入学界，师生之间的相处模式就不仅是授业与求学的关系，背后涉及复杂的权力版图较量。且在曾经很长时间里，这种“依靠个人魅力建立起来的学术团队，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如今，这种派系竞争似乎在走向恶性。这些似乎都对青年学者，尤其是“没有门派和根基”的“青椒”形成了无形的壁垒。你会怎么看这种转变？

施爱东：这些都是量化管理的恶果。尤其是现在的学术期刊，评刊标准中就有“引用率”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指标。某位学者的论文如果有较高的引用率，那么他的投稿命中率也会得到大大的提升，因为杂志编辑也是有压力的，他们需要高引用率的论文来提升刊物的级别。

一些精明的学术团队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所以他们就会投杂志编辑之所好：你不是需要高引用率的论文吗？那么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团队的论文都是有较高引用率的，因为我们可以互相引用。

一些自私的博士生导师，为了提高自己论文的美誉度、命中率，往往会要求学生在论文写作中尽量多引用他的著述。比如我在书中提到的某学者一篇毫无学术含量的论文，在这篇只有22条注释的论文中，仅引自己和导师的论文就引了11次，这位学者居然还是2007、2008连续两年同专业被引频次全国第一的学者。这也是学术成果量化管理体制下的一朵奇葩。

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改变游戏规则，不能以“引用率”作为论文评价和期刊评价的主要指标。不改变游戏规则，就不可能改变这种恶性征引的现象。

新京报：你提到，相比于传统的“师门”，大部分青年学者更容易形成的是松散的“圈子”。据你观察，这样的“圈子”是建立新秩序的一种可能性吗？它是否也会在日后的发展中，沦为另一种旧式共同体？

施爱东：我并不反对“圈子”。事实上，任何学术的发展，都必须依托于一个学术共同体。如果用我们的社会性话语来表达，所谓学术共同体，就是“学术圈子”。“圈子”是必然存在的，中国学界有，西方学界也有，有人的地方就有“圈子”。

我提倡的恰恰是你说的这种松散的“圈子”。“圈子”不是严格的学术团体，而是一种开放性的学术共同体。一般来说，这种圈子也会有核心人物、骨干人物，“圈子”内部也有中心和边缘的区分。

但这种“圈子”还是不同于门派，门派是相对封闭的，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宗师和掌门弟子的权威是相对固定的；而“圈子”是开放性的，任何一个“圈子”成员都可以随时进出，核心人物只有依靠自己的杰出的学术思想和人格魅力才有资格居于中心位置。因此，门派的学术思想往往就是导师的学术思想，发展空间很小；而“圈子”的学术思想因为它的开放性而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所有的学术新秩序，都必须依托于学术共同体才有可能建立起来。反过来说，正是因为新的学术共同体的不断新陈代谢，才能不断推动新的学术秩序的健康发展。“学术圈子”不是学术团队，而是一个小社会，“圈子”一定是松散的、开放的、非强制性的、所有“圈子”成员都受到圈内舆论监督的。

新京报：面对上述种种压力，我采访的“青椒”中大都经历过生命意义的重新确立。他们几乎都会提到，对他们而言最有益的转变是，逐渐意识到学术不是生命的全部，那些与生活建立实感的抓手同样重要。你会怎么看这种转变？似乎这一代年轻学者，相比你那一代会更早意识到这种转变？很多年轻学者开始觉得，学术生产确实是一件很苦的事情，几乎很难为生命供给足够的能量。为什么这种“对学术纯粹的热爱”在年轻一代学者当中，似乎越来越少了？

施爱东：我觉得这一代年轻人比我们那一代人更加理性。我们这一代人大部分都是1980年代上大学，那个时候刚刚拨乱反正，一切欣欣向荣，我们这代人都受到理想主义的感召，集体主义、国家意识的观念比较强烈，我们中间的许多人都抱着科技救国、学术救国的理想，如今，有些人的理想已经破灭了，也有些人依然坚守自己的理想。

事实上，所有的理想，最终还得落实在残酷的现实和个体的生命历程当中，过于理想化的信念反而可能遭遇更大的失落，我们这一代人，其实已经到了“闲坐说玄宗”的年纪，我们这代人的经历对于现在的年轻一辈来说，可能也只有参考意义。

现在的年轻人变得比我们更现实，也许是一件好事，而不是一件坏事，至少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为自己确立一个超理想的境界，他们可以更理性地直面残酷的现实。

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生命和生活才是最重要的，学术只是一种追求生命质量，充实美好生活的手段，是我们人生旅途的一个选项而已。如果这个选项不是自己的热爱，就尽量不要踏入。

新京报：去年采访时，你曾说起，如果有学生想读博做学术，你都会“劝ta好好再想想”。如今，你依然持这样的态度吗？

施爱东：是的，从我理解到学术的生活本质和社会本质之后，我一直都是这个态度。尤其是对于贫家子弟来说，如果不是特别热爱这个行业，不要踏入。尤其是人文科学的从业者，付出和回报的不对等，真的不是贫家子弟所能承受的。

当年我曾预言的我身边那些不可能有较大学术成就的贫家子弟，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打破我的预言。也许是我过于毒舌，但我说的是我自己知见范围内的大实话。

采写/申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