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昆阳之战

昆阳之战是新朝末年发生在王莽政权与更始政权之间的一场重要战役。

公元前9年，王莽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新”。新朝建立后，与周边各族冲突不断，朝廷连年对外用兵，同时新莽王朝政令严苛，兵役、徭役、赋税加重，再加上地方官吏横征暴敛，极端天气肆虐，自然灾害频发，民不聊生，众多百姓背井离乡，各地爆发了众多农民起义和军事割据。王莽天凤四年，就是公元前17年，王匡率众进入绿林山，收纳流民，发展到数万人，绿林军由此得名。后来，南阳郡的西汉宗室刘演、刘秀兄弟招兵买马于舂陵举起义旗，攻打南阳重镇宛城，失败后投奔绿林军。

王莽地皇四年，就是公元前23年，绿林军围困宛城，在绿林军内部各势力操控下，西汉宗室刘玄登基称帝，年号更始。随后，绿林军派成国上公王凤、廷尉大将军王常、太常偏将军刘秀等领兵北上，攻占颍川郡的昆阳、定陵、偃邑等地，兵锋直指洛阳。

刘玄登基称帝和宛城被困的消息传至长安后，王莽派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率领四十二万大军，与驻守颍川的严尤、陈茂会合进军南阳，欲剿灭更始政权。王凤、王常、刘秀等人领兵数千人，在阳关截击王莽军，见王莽军声势浩大，众将率军退入昆阳城。昆阳城中部分绿林军将领担心兵败会连累妻儿，想就地解散。刘秀劝阻众人，认为昆阳城内缺少兵马粮草，如果上下一心共同御敌，仍有胜算；若各奔东西，很难全身而退；况且绿林军尚未攻下宛城，没办法分兵前来救援，昆阳城一破，各路起义军都将溃败。此时斥候来报，王莽大军已抵达昆阳城北，绿林军将领无计可施，于是采纳刘秀建议，由王凤、王常率领昆阳城内八九千守军坚守待援，刘秀亲率十三骑出城征调援军。

王莽军兵临昆阳城下后，严尤劝说王邑舍弃昆阳城，直奔宛城，与城中守军里应外合，击垮绿林军，但王邑担忧绕过昆阳城会招致王莽斥责，坚持要拿下昆阳城，并下令已到城下的十万大军将昆阳城四面合围，安营扎寨，攻打昆阳城。绿林军守将王凤等人想开城献降，王邑却不肯受降，执意要消灭城中绿林军，王凤等人被迫死守待援。严尤又建议围三缺一，诱使城内守军出逃并前往宛城报信，以扰乱绿林军心并迅速拿下昆阳城，王邑仍未采纳。

刘秀到达郾邑、定陵，要征调守军前去救援昆阳城，郾邑、定陵守军将领贪恋钱财，不愿出兵，刘秀劝说众将打败王莽军后缴获的钱财物资将更多，众将领才同意出兵。刘秀从郾邑、定陵调集数千人回援昆阳。刘秀亲率领步骑一千余人，先到王莽军阵前叫阵，斩杀数十人，援军将士看到刘秀身先士卒，勇猛冲杀，纷纷冲向王莽军，斩杀王莽军数千人。为激发昆阳城中守军士气并瓦解王莽军战斗意志，刘秀伪造书信称宛城已被绿林军占领，十万绿林军不日将到达昆阳，并故意让书信跌落在王莽军中数封。王寻、王邑见信后心中不安，而昆阳守军则士气大振。刘秀接着选拔三千精锐，渡过城西河流，直取王寻、王邑中军大帐。王莽军乱作一团，刘秀军趁机冲破敌阵，斩杀王寻。昆阳城守军见援军发动攻势且城下敌军陷入混乱，全军出击，进攻王莽军。王莽军大败，士兵恐慌，争先恐后夺路而逃，相互踩踏、落水致死者不计其数，绿林军乘胜追击，王莽军尸横遍野，百里不绝。王邑、严尤、陈茂见大势已去，仓皇而逃。绿林军缴获了王莽军的大量军需、粮饷、辎重。

昆阳之战中王莽军兵力数量在史料记载中有较大悬殊。《东观汉纪》记载王莽兵力为五六万，《论衡》记载为3万，《汉书》记载王莽军总数为四十二万，《后汉书》记载王莽动员百万大军，其中披甲上阵的军士有四十二万，《资治通鉴》也采用了四十二万的说法，并记载到达昆阳城下的王莽军为十万。

王莽军失败的原因主要有：征调的军队缺少精锐，多为各州郡临时拼凑，战斗力较弱；王莽军士气低落，而绿林军此前连战连捷，士气高昂；王莽军数量庞大但缺乏有效统一指挥，王寻等人傲慢轻敌，在刘秀集中兵力进攻时，其他军营无人救援；昆阳守军在无路可退的情况下只能拼死抵抗。刘秀则通过个人游说调来援军，并抓住战机，集中优势兵力给予王莽军指挥系统以毁灭性打击，其出色的指挥对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

毛主席认为，正是因为刘秀在昆阳之战中的主观正确指导，使得昆阳之战成为后发制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认为，此战后刘秀威震天下，是其成就帝业的开端。秦汉史研究学者林剑鸣认为，昆阳之战是各地反抗王莽政权统治的决定性的一战，各地义军不再惧怕与王莽军作战，王莽政权四面受敌，末日来临。文史作家张向荣认为，昆阳之战歼灭了王莽政权的大部分有生力量，是王莽大势已去的象征，是刘秀成就帝业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