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为什么关注历史?首先是因为好奇心。而且,了解历史也是理解现在,理解现在则是为了更好的未来。”8月12日下午,名人大讲堂“古蜀文明季”正式开启。首场讲座邀请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前院长、考古学家赵辉教授。他以《古国时代——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为题,讲述史前中华大地从松散到凝聚的运动发展图景,帮助线上和线下的听众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早期演进过程,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
随着一个人类史前遗址的被发现,一连串的问题往往随之而来:这个地方当时生活着什么样的人,是务农还是从事手工业?成员之间彼此平等还是有着贫富、阶层差别?权力是如何运转的?由于时间久远,缺乏文字记录,要想全面复原史前社会非常困难。考古学家们像侦探一样,以遗址、文物作为线索,动用科技、逻辑、数据、常识以及必要的想象力,努力侦破那些被时间掩埋的秘密,尽力接近复原最初的社会场景。
自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以来,考古工作者用层出不穷的考古发现,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曾担任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的赵辉教授,数十年来行走于田野之中,投身于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研究,成绩卓著。
赵辉教授在讲座中
从“自然聚落群”到“古国”
从因血缘自然形成的群落到万邦林立、满天星斗的“古国”,再到有着强大权力中心的“王国”,这中间有怎样的过程?在本场讲座中,赵教授旁征博引,纵横捭阖,引用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四川新津宝墩古城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等重要的遗址案例,对“古国”“王国”“国家”“文明”等概念之间的演进,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让大家深深感受到中国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赵辉教授首先从文字学和文献学的角度,分析“国”“邦”“天下万国”等概念或说法,然后从考古学展开详细分析。
对于非考古专业的听众来说,首先需要弄明白,什么是“古国”?“古国”是什么时候、如何产生的?赵教授提到,在考古学界,“古国”的说法由来已久。苏秉琦、严文明等资深考古学家都有过类似表述。赵辉教授提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专家们采纳了前辈学者们使用“古国”这个概念,并正式把中国史前历史划分出一个“古国”时代,用以指夏商周三代之前,年代范围大约在公元前3300~1800年,也即新石器时代的最后1500年。“古国是理解中国早期文明的关键。古国的产生代表着历史开启了文明化进程加速度发展,也是史前社会的新阶段。”
赵辉教授在讲座中
根据考古发现,中国大地上在大约1万年前出现了农业,并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农业文化区。农业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安土重迁,在适合农业的环境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群落。当时的社会注重血缘纽带,社会的基层单位由血缘联结而成。赵教授以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为例,分析这个时期的社会特征,无论是从遗址中房子出土的器物和房子的设施,还是从墓葬中的随葬品以及墓葬的大小来看,都显示出社会成员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分化,给人的印象是一种出于生产力水平低下而不得已的平等平均的生活状态。
随着农业持续的稳定生产,社会财富逐渐积累,人口数量也逐渐增加。人口数量的增加开始带来社会结构的复杂化。一方面,在聚落内部,社会成员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在此阶段,要想稳定生活就需要律法,以及执行律法的权力中心。另一方面,在聚落群内部分化、竞争的过程中,产生了中心聚落。“中心聚落的出现,意味着原来的自然群落内部出现了不平等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内容,聚落群也逐渐被整合成一个整体,成为更广泛参与社会政治的基本单位——古国。而古国的出现,意味着史前社会生活中前所未有地出现了‘政治’内容,社会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赵辉教授说。
古国时代,在各方力量兼并整合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最高成就的代表,就是分布在今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其中最大的遗址是位于杭州西面的良渚古城。
良渚古城发达的水利系统不仅反映出良渚人对自然环境、水文等气象气候的了解与认识,也展现了当时良渚人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再者,良渚古城的城墙、莫角山台基、水坝等建筑材料全系山区搬运而来,总土方量约1100万立方米,若按照每天出工1000人,整个工程需要连续110年建成。体量如此庞大的工程,需要集中的社会动员和高效的组织管理能力。此外,从良渚大型墓葬中出土的文物可以看到,与前一阶段相比,良渚社会阶层的分化情况更加明显。制作精良的玉器、陶器和漆器可以推断良渚还是一个手工业高度发达的社会。此外,从考古文物还可以判断良渚在宗教层面,也出现了统一的信仰,把整个良渚文化整合成一个整体。在这套精密的社会分工系统背后,显然存在着一套相对应的政治管理系统,负责产品的生产与分配。而且从良渚古城居民及粮食生产情况推测,良渚古城可能在当时直接控制了2000平方公里的范围,可见其统治范围十分辽阔。
良渚的农业和手工业技术相当发达,存在显著的阶级分化,出现了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尤其是存在强制性的公共权力中心。综合以上因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学者们判断良渚文化已经发展到“国家”阶段,打破了此前国外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始的普遍观点——认为中国最早的文明始于商代。赵教授提到,以上判断因素中没有包括西方学术界非常强调的文字、冶金技术,“这恰好表达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有其普遍性的一面,也有特殊性的一面。关于良渚文化进入‘国家’阶段的判断,随着2018年良渚申遗成功,也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赵辉教授提醒,不同学者对“文明”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但从考古学角度来说,人类发展从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文明的出现就是以国家为核心标志。”
赵辉教授在讲座中
理解历史演进的复杂与波澜壮阔
更深了解自己
良渚文化之后,中国古代社会又迎来了新的变化。由于新的生产力要素的传入:冶金技术得以进步,农作物和家畜种类不断丰富,直接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由此,中原文明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赵辉教授分析说,“由于诸多原因,促成了这个时期的中原就像一个大型的蓄水池,把四面八方好的经验,经过搅拌重新组装、慢慢形成自己一套东西,由此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奠定了一个基础。中原文明大概吸收了很多先进的经验,然后摸索出适合自己发展的一套办法。比如说,在此时期的中原文明遗址,看不到像良渚那么浓重的宗教气氛。”
赵辉教授在讲座中
时间到了公元前1800年,中原文明在洛阳盆地结出一个果实,出现了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遗址的墓葬中发现有非常高级的随葬品,其都城体系庞大复杂,大型宫殿依据中轴线布局。与良渚文化浓厚的宗教氛围不同,二里头文化的铜礼器用来表现的是社会等级,更具有世俗社会的特征。“更重要的是,二里头的政治思想或者行为理念等等传播到了四面八方,北方地区、长江流域甚至更大范围里,均受到了二里头文化的影响,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它胸怀大志,有了包罗天下的迹象。这意味着中国文明由古国时代迈入了王国时代。”赵辉教授说。
赵辉教授在讲座中
他提醒大家注意,在中国这么广阔的地理范围里面,不同的地方,文明发展并不总是同步的,“有的往前发展快一点,有的慢一点,有的发展到头不走了,甚至崩溃掉了,有的从零开始重新来过。总之不是线性的过程,而是各种文化兴衰交替、此起彼伏。但总体还有一个最根本的相同之处——从自给自足的农业村落基础上发展而来,朝着国家方向发展,这是一个曲折复杂和波澜壮阔的过程。”
在演讲最后,赵辉教授说,明白中国历史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意义重大,“有助于深刻理解自己所处的东方独特的历史发展特征。更深理解自己,也有利于更好处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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