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行人生》：从程序员到外卖员，普通人被算法支配的一生

《逆行人生》以中年程序员高志垒为主人公，讲述了他在遭遇互联网大厂裁员的打击后，面对生活的重压转行成为一名外卖员，并逐渐在工作与生活的磨砺中重新找回信念与勇气的故事。

虽然同样属于“中年危机”的题材范畴，与徐峥此前执导的“囧”系列相比，《逆行人生》展现出一种新的风格，对普通人的处境有更细腻的洞察与刻画。

作为一部具有现实主义取向的影片，《逆行人生》在上映之前便因聚焦于外卖员行业引发了广泛的公众讨论。影片也因为情节设定不是从普通外卖员视角出发，而是从一个坠落的、不得不成为外卖员的精英视角去呈现外卖员生态，陷入舆论危机。不少评论仅根据宣传物料就预测情节，给影片贴上“美化苦难”“富人消费穷人”“强行大团圆”等标签。上映三天来，也有评论指出《逆行人生》并非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虽然体现出普通人面对生活重压的坚韧，指出家人比房子更重要，没有虚幻美化的空中楼阁，但对于更深的行业结构性问题多有回避。

如今，在影视作品中如实呈现普通劳动者的生存状态成了愈发困难的事。影片在这方面的处理值得肯定。今天的影评把该片放置在徐峥的作品序列里进行对比解读，梳理十多年来，徐峥作为具有票房号召力的商业片导演，在创作上的变化。

治愈之旅的多重变形

在《逆行人生》上映前，除了作为联合导演参与《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三部曲的创作以外，徐峥独立执导的作品一共有三部，分别为《人再囧途之泰囧》《港囧》与《囧妈》。这三部影片在形式与内核上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它们的主人公皆被设定为在事业上颇有成就的中年男人，通过让他们体验一段曲折的旅途，表现他们从执拗到挫败，再到醒悟与转变的过程，以此来探讨以“新中产”为代表的都市群体面临的精神困境与生活危机，并试图完成“疯癫喜剧”弥合阶层差异的文化功能。

2012年，在影视剧表演的道路上探索多年的徐峥推出了自编、自导、自演的首部电影《泰囧》，这部作品不仅延续了其在2010年主演的电影《人在囧途》中的公路喜剧模式，还参照前作把互联网用语“囧”作为核心的创意概念，将人物的现实生活与内心世界的双重窘境设置为影片的文化基底，通过精于算计的商人徐朗与单纯善良的游客王宝之间的强烈对比，展开对物质与精神、财富与情感等关系的探讨。

《泰囧》以新颖的视听呈现、纯熟的类型化叙事和密集的喜剧设定为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观影体验，该片最终以12.67亿的票房打破了当年国产电影的票房纪录，成为当年的现象级电影，徐峥也借此成为内地首位突破10亿票房的电影导演。

凭借《泰囧》巨大的市场回报和口碑认可，徐峥在2015年与2020年接连推出导演作品《港囧》与《囧妈》，力图打造“囧”系列的黄金招牌。这两部影片沿用了“公路＋喜剧”的叙事框架和类型元素，将影片的外部空间从泰国分别移至香港与俄罗斯，希冀用更加紧密的叙事节奏、更具冲击力的视觉奇观和更为癫狂的喜剧桥段来延续《泰囧》在商业票房上的成功。

但浮于表面的情节套路、过载的感官刺激与失衡的喜剧桥段大幅度地消解了严肃的价值表达，使得《港囧》与《囧妈》沦为质地粗糙、脱离现实的空中楼阁。比起剖开生活真相的手术刀，它们更像一首矫情的怨曲，给困扰于都市迷宫的观众进行一次情绪上的按摩。

虽然“囧”系列皆以逃离现有生活的旅程作为故事的起点，但与其说它们是离经叛道、反抗秩序的公路片，这三部电影更应被看作是温情回归的“治愈式旅途片”。电影学者李彬曾在《“治愈式旅途片”的类型分辨与价值观解析》一文中指出，治愈式旅途片往往“将‘道路’、路途、‘旅途’作为编码模式，将主人公设置为具有某种‘病态’、人格缺陷的现代人，以道路喻人生，反映主人公在主流价值观体系内的成长变化的类型片，通过旅途故事弥合伤痛，完成精神治疗，获得心灵救赎”。

徐峥导演的“囧”系列电影无一不将回归家庭作为主人公化解精神危机、走出生活困境的终极解药，以爱情美满的大团圆结局粗暴地完成对所有矛盾的想象性解决。可以说，“囧”系列的诞生虽受网络文化惠及，但却与真正的互联网思维渐行渐远。

与自己的导演作品“囧”系列相比，徐峥分别于2018年与2021年参与监制的影片《我不是药神》 和《爱情神话》在人文表达与艺术质量上达到了更高的水准，前者以严峻的医药问题为切入点，对中国的底层现实进行了凌厉地刻画；后者则遵循生活流的叙事形态，精准地勾勒出当代人复杂而细碎的生活面貌。

虽然徐峥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的监制更多是服务性的工作，例如为剧本、影调、演员提供意见，或在宣发阶段利用个人影响力提高影片的关注度，但毫无疑问，长年与不同类型的年轻导演的合作，必然会为徐峥后来的创作提供更为多元的视角与理念。

显而易见的是，在融入对现实的严肃审视后，《逆行人生》摆脱了“囧”系列以缓解中产阶层焦虑为根本性目的的创作逻辑，影片的主人公高志垒虽如“囧”系列的主人公一般渴望找回内心期盼的美好生活，为此不惜以无休止的“骑行”来抵御生活的痛击，但影片依然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以治愈为价值导向的单一线索，不再以无关痛痒的嬉笑怒骂遮掩生活本身的残酷。从这个角度出发，《逆行人生》已然完成了徐峥对自己的反叛与“出走”。

“阶层滑落”的具象表达

如果说，十几年前横空出世的“囧”系列因为巧妙地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产阶层规模的壮大与互联网文化的兴起融会在一起，率先抓住“中年危机”与“中产阶层焦虑”的主题而契合了大量观众的心态，那么《逆行人生》则大胆地将近些年就业市场竞争加剧、降薪裁员潮频发、社会内卷化程度上升等社会热点问题作为切入点，将“阶层焦虑”升级为“阶层滑落”这一更具当下性的叙事主题，展露出导演书写现实的野心。

电影在开篇便用一场发生在室内空间的家庭戏，借助贴合生活的美术置景与人物表演，简洁高效地勾勒出一个都市中产阶层家庭的生活现状：辞掉工作做全职太太的妻子、卖掉老房子后和儿女居住在一起的父母、准备去国际学校读书的女儿，以及拼命工作来供养这一切的高志垒。

即便和谐的家庭关系、流畅的人物对白让一家人吃早饭的场面显得日常而温馨，但昏暗的影调、阴冷的灯光与逼仄的镜头空间已然预示着这一“看起来很美”的场景暗藏破碎的危机。而这一在开头便确立的视听风格也贯穿于整部影片之中，与徐峥以往作品里明亮、绚丽的影像基调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样态。

紧接着，在高志垒赶往公司的过程中，电影用不规则的摄影机调度，配合快速的剪辑节奏、强烈的明暗对比与信息繁杂的景深镜头，描绘出一幅拥挤、昏暗、如铁笼一般的城市景观。眉头紧锁的高志垒像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在拥堵不堪的道路、地铁、写字楼中沿着一条既定的路线穿梭，直至抵达喧闹的办公大厅，仿佛稍慢一秒就要被密集的人流吞噬。

在《逆行人生》中，城市既没有作为遥远的“他者”以消费式奇观的方式呈现，也毫无《夕照街》《洗澡》等影片中的市井风情和地方趣味，它冰冷、压抑、同质化，日复一日地挤压着人物的精神世界与情感空间。

经过前面的影像铺垫，《逆行人生》随后用极短的篇幅完成了高志垒遭遇裁员这一核心事件的叙述。伴随着回归程序员行业的心愿彻底落空，父亲中风住院、房贷长期拖欠、女儿学费待缴等一环连着一环的问题紧随其后，没有给高志垒自我的情绪宣泄留下一丝空间。

作为现代化象征的城市既能用相对稳定的规则与秩序给人们以阶层跃升的美好承诺，也极易将微小的个体裹挟进难以挣脱的旋涡之中。遭到城市机器放逐的高志垒面对的不仅是中产生活的退场与重建，还有男性尊严的断送与维护，他渴望尽快在这座“钢筋森林”里找回自己的身份位置，来阻止生活的坍塌。

人类学者豪道斯·魏斯曾在其著作《我们从未中产过》中谈到，中产阶层本来就是一个不稳固的身份，“将中产阶级团结起来的并不是繁荣，而是挥之不去的不安全感、负债资产和强制过劳”。美国著名社会学家C.莱特·米尔斯认为，在所谓的后工业社会，“新式中产阶级”大多没有自己的独立财产，他们更多是作为雇员为拥有大型资本的人工作。

与此相应，电影在开篇二十分钟便围绕裁员事件，用高强度的叙事节奏将“阶层滑落”的主题具象化地呈现出来，目的明确地告诉观众：中产的构建或许需要极为复杂的过程，但它的坠落只需要一个无法预期的意外事件。

在巨大的经济压力面前，走投无路的高志垒在年轻外卖员杨大山的热情引荐下骑上了经过改装的电动车，加入了外卖骑手这一庞大的职业群体。为了兼顾商业类型与主题表达的平衡、增加影片的戏剧性冲突，高志垒的外卖工作被设定为层层闯关的模式，他既需要驾驭这份极其辛劳与严苛的工作，也需要克服从互联网大厂中层到普通外卖骑手的心理落差。

从不熟悉系统规则、摸不清配送路线到对送餐机制和城市道路了如指掌，从频频与顾客发生矛盾、差评不断到与同事和商家打成一片、业绩不断上升，为了补齐每个月超过两万元的家庭支出，抑制生活下沉的速度，高志垒迎接着一个又一个挑战。

但这一漫长的成长过程并不似“打怪升级”的“爽文叙事”那般给人以振奋的感受，相反，人物通过忍受沉重的痛苦来换取的微弱胜利更能让观众产生切实的痛感。在一场高志垒因低血糖晕倒在路边的情节中，随着人物进行“微笑照片验证”的一次次失败，电影隐晦地暗示着我们，“温情回归”的美梦或许永远无法在这部电影里实现。

逆行而上的人生通道

如今，外卖行业已经成为中国城市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国家统计局曾经公布的数据，截至2021年底，中国有2亿灵活就业者，其中有1300万外卖骑手。而根据美团给出的统计数据，2018年，美团的骑手数量为270万人，2022年与2023年这一数字分别达到了624万人与700万人。随着外卖员总量的逐年攀升，外卖行业也开始遭受人员饱和的冲击。对于外卖骑手来说，想要维持以前的收入，就必须付出比以往更多的劳动。

通过高志垒的索引，《逆行人生》借老抠、大黑、杨大山、仇晓敏等角色细致地描绘了当下外卖员普遍的生存现状，这也让电影随着情节的推进逐渐超越了中产阶层的叙事视角，将人文关怀延伸至更多处于城市边缘、面临生存困境的人们。

与被人力资源系统所操控的程序员类似，外卖骑手的工作模式与工作价值同样被一套冰冷的算法支配着，这也让不计其数的外卖员不得不面对竞争压力持续上升的残酷局面。但是为了早日走出生活的窘困，老抠、大黑等人在一切苦痛与不公面前只能选择隐忍，哪怕到达情绪崩溃的边缘，他们也只会无力地说出一句“我太累了，我要休息”。

尽管力图对外卖员职业做到全方位展现的《逆行人生》常常呈现出紧贴现实的质感，但为了达到类型化的叙事效果、引起最大程度的情绪共鸣，影片在多处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的设置上仍带有夸张、失真等问题。

譬如，骑手在送餐途中遭遇车祸的戏码多次出现，即便这是对外卖职业高危性最直观的表现，但此做法同样存在刻意增加故事曲折性与人物悲剧性的嫌疑。再譬如，为体现高志垒外卖工作的顺利与家庭境遇的改善，人物长期患有的糖尿病竟然在高压的送餐工作中得到了大幅度好转。

纵观全片不难看出，长期从事喜剧创作的徐峥为了维持主题表达的严肃性，已经极为克制喜剧性元素的插入，但对于戏剧性叙事模式的依赖还是难免让影片脱离真实的生活逻辑，陷入情节剧的窠臼之中。

进一步而言，《逆行人生》虽然着力刻画了外卖行业的艰辛，对城市的现代性发展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但影片并未触及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问题。换言之，尽管高志垒在日复一日的送餐工作中重新建立了自我的价值认同，并开始以良好的心态与家人共同面对生活的挑战，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以人物默认“算法”的合理性为基础的。

高志垒用增加送餐时间、提高配送速度、熬夜开发“路路通”小程序等个人努力来扭转形势的做法，似乎只是从一个恶性循环跳入另一个恶性循环。人被算法驯化成机器。比起外在的环境与机制是否合理，电影中的人物更关注自己的“骑行速度”能否更快。而导致所有人进入这场内卷游戏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以及怎样才能跳出这个怪圈？影片的现实主义表达显然未能抵达这一层面。

在《逆行人生》的结尾段落，已荣升月度“单王”的高志垒还是搬出了苦于供养的房子，与一家人其乐融融地住进了成本更低的老式小区。而高志垒被其他互联网公司高层注意的结局似乎也只是为了调和影片低沉、压抑的整体氛围，并未对人物的未来进行真正的许诺。

值得肯定的是，《逆行人生》的价值表达终究没有停留在“个人努力战胜一切困难”的传统观念，它更想告诉我们，在瞬息万变的今天，仅仅依靠开足马力的“逆向而行”不代表一定能够找到正确的人生通道，只有超越以物质、利益、阶层为单一价值标准的认知，继而达到一种自洽而豁然的生命状态，才有可能开启全新的人生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