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处的女儿》：费兰特笔下母性的暗面

自从“那不勒斯四部曲”引起巨大反响后，埃莱娜·费兰特的作品只要引进总会备受关注。费兰特以传统的现实主义笔触写出了女性史诗，包含了女性生命中所有重要的经验和情感。那些女性被压抑的、不被承认的、羞于启齿的感受，她都不吝与读者分享。

今年引进的《暗处的女儿》是一本围绕母女关系展开的小说。埃莱娜·费兰特的中文版译者陈英写道：“《暗处的女儿》是一本会让人‘不适’的书。书中的各种情绪暗流涌动，会把读者席卷入一个母亲的内心世界，零距离体会到她的焦虑、不安、疲惫和暴躁。故事毫不掩饰地讲述了作为母亲的阴暗面。”

有读者难以接受书中的主人公勒达，认为她作为母亲自私冷酷。费兰特曾在访谈中这样评价这个人物：“勒达的痛苦是失望引起的。她们想打破她们的祖母和母亲的传统，她们对于生活的期待没有实现，她们遇到了幽灵，过去的女性要面对同样的幽灵。差别在于，她们并不是被动忍受，她们进行了抗争。她们没有获得成功，她们只是调整了期望，获得了一种新的平衡。我并不觉得她们是痛苦的女人，我认为她们是在进行抗争的女人。”今天这篇书评尝试以《暗处的女儿》为入口，细致梳理费兰特笔下复杂的母女关系。

撕扯的母女关系

二战后的意大利那不勒斯，在残酷炎热的烈阳炙烤下，原始粗陋的习俗似乎也被高温析出在地中海的海滩上，碱化为暴躁粗鲁的男人、混乱肮脏的街道、停滞不前的经济与循环往复的历史。这里的女性从出生之际便犹如登上了露天暴晒的角斗场，同无能的父亲、自大的丈夫、蛮横的母亲、狡黠的对手、啼哭的孩子，甚至和自己较量搏斗，在粗砺的现实中拖拽摩擦出女孩长大成为母亲过程中的血泪痕迹，这就是埃莱娜·费兰特的小说世界。

在2011年至2014年，费兰特陆续发表了《我的天才女友》《离开的，留下的》《新名字的故事》《失踪的孩子》四部作品，以宏大的篇章与深沉的笔调谱写了两位缠绕生长的那不勒斯女性的命运协奏与成长历程，将女性之间复杂难解的特殊联结、刻骨铭心的情感体验、艰难曲折的自我认同等诸多生命波澜，细腻入微地展现在公众之前；其作品被称为“庶民和女性的史诗”，享誉世界。

在费兰特所刻画的女性成长与自我身份认同历程中，女性始终在学习处理“母亲与女儿”之间的关系。波伏娃曾感叹，母女关系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难解的关系，她们既因为血脉相连而对彼此饱含深切的感情，又因为同性相斥而犹如敌人般针锋相对互不相让，而这样错综复杂的母女关系对女性的自我认知与生命体验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不似父女或母子关系，母亲与女儿之间因为性别相同而极为相似，女儿在成长过程中以母亲为向导，将母亲的言行内化于心；而母亲也会为了女儿改变自己，默然复刻女儿的心迹。母亲与女儿亲密无间的相处与基因血脉的遗传让她们如同临水自照般反映出彼此的影子。

但恰如同极互斥的磁极，母女之间过多的相似性也会导致怨恨、厌烦与仇视的萌生，女儿不仅继承了母亲的优点，也在无意中延续着母亲的特质，导致母女时常产生矛盾与冲突，这无疑破坏了母女之间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在成为母亲之时，女性由于感受到女儿对于自身时间的占用、精力的剥夺、健康的损耗以及随之而来的自我意志的磨损、自由活动空间的收紧，也会令“母亲”加深对于“女儿”的厌烦。而这些都会让女儿更加害怕和恐惧母亲，并逐渐踏上脱离母亲的征途，携带着亲缘的缺憾与情感的缺口而难以健全自我的人格。

费兰特小说中的母亲与女儿即犹如映照彼此的镜子，她们既在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与彼此命运的纠葛，也望见了母女之间愈加遥远的距离与内心深处的裂隙，母女就在情感的彼此守望与现实的相互对立中艰难找寻着她们人生的答案。

自私的母亲

事实上，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之前，费兰特对于母女关系的深切讨论可以追溯到2006年出版的《暗处的女儿》。这部书因触碰到了社会文化中“最不可触碰的禁忌：自私、冷漠、‘反常的’母亲”而轰动一时。随后，在2021年该小说又被改编为电影并获得多个奖项，引起人们对于女性处境的广泛讨论与关注。

小说中，母亲勒达的名字源自古希腊神话，她与宙斯诞下了那个导致特洛伊战争的绝世美女海伦；在费兰特笔下，刚成为母亲的勒达面对两个年幼女儿的日夜吵闹以及丈夫的不闻不问，忍无可忍离家三年，最终造成了自己与女儿之间巨大的隔阂。

在经年之后，中年离异的勒达在女儿去异国探访父亲期间，来到海滩度假，偶遇尼娜与埃莱娜母女。年轻的尼娜带着三岁的埃莱娜，看起来温馨又幸福，这令勒达不禁回忆起自己照顾女儿时那疲惫又忙乱的暗淡时光。因而，她对埃莱娜母女怀着既羡慕又嫉妒的复杂情感。

但勒达在细心观察之后发现生活看似恬静悠然的尼娜实则正处于同她多年前一样的境况之中，于是，她鬼使神差地趁她们不注意偷走了埃莱娜最喜欢的布娃娃。埃莱娜由于找不到娃娃哭闹不止甚至生病发烧，勒达幻想以此来打破尼娜虚假的宁静，帮助她出走……然而在勒达最终坦白后，尼娜既震惊又愤怒，种种复杂情绪涌上心头令她失去了理智，她不禁对勒达破口大骂，甚至刺伤勒达，随后夺过布娃娃愤然离去。而勒达也借这一事件开始真正面对自己曾经出走的那三年，重新思考自己与女儿的关系。

简言之，《暗处的女儿》借助勒达的视角，真实再现了女性成为母亲之后那段混乱、迷茫、痛苦的时光，是费兰特尝试探讨女性所面对的纷乱复杂的母女关系，以期重新在母亲与女儿，抑或自我与女儿、母亲身份之间寻求平衡的精心之作。

不同于“那不勒斯四部曲”在国内的先声夺人，《暗处的女儿》在2024年才被译为中文。当我们目睹了“那不勒斯四部曲”中消失的莉拉后，再回首这个离开了女儿不知所踪的母亲的故事雏形，那一个个精疲力竭、争吵不休的时刻，也许能够更深层次触碰费兰特故事中复杂的母女关系，补全母女之间那断裂失踪的三年岁月，理解母亲与女儿的灵魂共颤与背向而行，找回在宿命轮回中失踪的母亲与暗处的女儿。

费兰特在书中从不避讳书写母亲的“不完美”，她们既自卑又自傲，不肯放下欲望与野心，极度自我。在《暗处的女儿》中，像她笔下所有渴望逃离庶民阶层的女性一样，勒达对其出身十分自卑，从小到大一直致力于从“自己身上抹去”那不勒斯家乡粗俗的“语言、行为和特征”。

但在度假的海滩小镇她却又自视甚高，居高临下地审视本地居民，觉得他们低俗不堪，每次出门都要精心打扮以向她们显示自己是从大城市来的知识分子女性。勒达在事业上很有野心，在自己的论文被知名学者哈迪引用时，只向自己的导师表明是由于其不俗的论文质量吸引了哈迪，而有意忽略了这篇论文是被旅途中遇到的陌生人布兰达推荐的事实，甚至也没有在事后对推荐人道谢；除此之外，勒达对于爱欲的追求也极其强烈，甚至不惜冲破道德约束。在看到哈迪的第一眼勒达即对他充满了性幻想，和“那不勒斯四部曲”中的莱农一样，也曾在年幼懵懂的女儿面前和情人在电话中调情。这样的勒达几乎是传统歌颂的母亲形象的反面。

最有悖传统的是，勒达并不想为女儿牺牲自我，很多时刻甚至将女儿视为夺占自己生命的寄生者。母亲对孩子的厌恶，在很多文化中都是无法被正视和接受的。母亲的角色正当性在于无私奉献。而费兰特从来不惮于写出“母性的恶臭”，甚至不顾作品在某些国家不能上架。

小说中，勒达对怀孕的体验不是幸福与喜悦，这与尼娜的大姑姐，一位常年求子不得的高龄孕妇，形成鲜明对比。怀孕让她感到自我被剥夺与吞噬，书中不乏对怀孕过程血淋淋的甚至是有些恐怖的描写：孩子好像是“肚子里的一块生铁”，而“我”的身体则变成了“带血腥的液体，一团黏糊糊的烂肉，里面生长着一只凶猛的八爪鱼，没有一点人性，它正猛烈地攫取养分，在不断膨胀，让我沦为没有生命的腐质”。

在女儿出生后勒达由于独自育儿，孤立无援，时常陷入崩溃和失控。“那一年我过得很艰难，孩子从不睡觉，也不让我睡，身体上的疲惫把一切都放大了。我太累了，不能学习、思考、哭泣、大笑，也无法爱那个过于聪明的男人，他过于沉迷于和生活博弈，缺席的时间太多了。” 当女儿打扰她写作，故意破坏她小时候的娃娃，她无法遏制地接连回击给女儿几个巴掌。想到丈夫可以继续学术追求，她心有不甘，当在学术界拥有权力的情人伸来橄榄枝时，勒达挣扎一番后离开了女儿。她付出的代价是在余生中饱受愧疚折磨。

“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个工具。”这是勒达希望女儿了解的。费兰特评价她笔下的女性：“经历了不同形式的爱，在各种变故的冲击之下，她们的爱发生了变形，但还是保留着强劲的能量，那是经历了考验、痛彻心扉的爱，是活生生的。” 她用锋利的文字戳穿了理想母性温情脉脉的躯壳，露出了真实的母亲产后巨大的心理损耗与灵魂肌理，摹写了女性成为母亲后所留下的生命之茧，也昭示了女性对于母亲身份的认同之艰。

逃离的女儿

那些在自我与“母亲”身份重压的拉扯之间忍无可忍，选择逃离的女性，也给她们的女儿带来母爱的“缺席”，在女儿的自我认同与成长过程中留下了永久的伤痕。勒达在女儿们童年时期独自离开后，女儿便开始对母亲的爱患得患失，以至于“从小她们都觉得我的感情不可靠，所以会根据我的具体行动，以及我给她们的东西来衡量”；在勒达的童年，也经历过对被母亲遗弃的恐惧。这让她在成长过程中惴惴不安，不得不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这样痛苦又绝望的感情让她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直缺少对于自我的认可，只能形单影只面对生活的巨浪。

母亲在女儿身上所留下的伤痕如同天堑般阻隔了母女之间亲密沟通的可能，当母亲想要再度接近女儿之时，她只能看到女儿遥远又模糊的面容。勒达在结婚之后很少再回到母亲身边，也不理睬母亲为自己带孩子的艰辛，甚至不清楚母亲严重的病情；而勒达的女儿也从来不想深究母亲内心的想法，勒达给她们留下信件从未被拆开，给她们打电话，得到的却只有女儿冗长的抱怨。

除此之外，女儿不仅有意回避母亲，还致力于走向母亲的对立面。勒达一直避免陷入母亲和所有女性长辈同样的困境，因此她努力学习，坚决要离开那不勒斯，不再成为像母亲一样粗俗、暴躁、时刻恐吓孩子的女性。

有趣的是，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中，莱农不断靠近、模仿莉拉，随后与之生发出深刻友情的契机，也是为了逃离自己的母亲。美丽、聪明、果毅、独立的莉拉不同于母亲，甚至是母亲的对立面——她不受任何人的驱使与威逼利诱，不像那个面貌丑陋、跛足、遭受父亲殴打、每日计较金钱的母亲——莱农与莉拉越相近，就越远离了母亲的阴影。费兰特笔下的女儿如同越飞越高，却也距离陆地越来越远的风筝，她们不愿认同作为“母亲的女儿”这一身份，宁愿只身飘零在远方。

然而，费兰特对于母女关系的探讨并不仅仅止于书中对于母女之间“脸红耳赤”的争吵、斗争、反目，而是捕捉到了女性想逃却又不能逃脱的命运轮回——成为母亲——目睹镜中的母亲与自己的影子重合，复现那个伤痕不断延续的噩梦。

当勒达在午夜梦回时还在惊惧于母亲亲口说要丢掉她们姐妹之时，她真的实现了母亲噩梦般的诅咒，毫无预告地离开了自己的两个女儿。莱农一度通过婚姻实现阶层跃升，却在家庭中成为了如母亲一般的女人——在怀孕后无暇顾及自己的事业，围着孩子与丈夫打转，陷入暴躁之中，命运在此形成了闭环。

“遗传”如同幽灵般游荡在费兰特的世界中，女性无论贫穷或富有、聪慧或笨拙、无知或富有才学，无论她们的丈夫是谁，身处怎样的阶层，她们都具有同样的命运——成为母亲，重复母亲的道路。

费兰特对于这一循环往复的母女关系抑或是女性命运/处境的揭示，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何母女关系总是如此紧张、对抗？因为她们总是在自己身上看到那个自己曾经厌恶的自己，她们理解了/或经历了母亲的不完美，却始终无法原谅母亲。因为自己既是那个受害者，也是加害者，这种身份的撕扯、理想和现实的割裂、命运无情的循环，不仅让她们无法修复这段复杂的关系，也让她们自身变成了无法归位的“碎片”。

但费兰特从不粉饰女性这种碎片状态。她在书中写道“我们应该从小告诉女孩真相：让她们自己想办法，营造一种可以接受的世界”，因而她尝试着将两种互相排斥的碎片拼合在一起，接受、理解、调适作为“母亲”与“女儿”的“不完美”与“不完整”。

勒达以自我缺失的代价创造、培育了另一个灵魂的新生，但她牺牲的那一部分自我其实并未消逝，而是在女儿的生命中长出了新的枝桠，这也为勒达自己回馈了甘甜。就此而言，“破碎”并非是丧失了力量、毫无价值，而是勒达生命力的来源与延续。

当勒达在离开女儿三年后意识到“我无法创造出任何东西，能与两个孩子相提并论”，她接受了那个势要分割走自己一部分的女儿，也接受了那个曾经拒斥却又逐渐在自己身上生根的虚荣、粗俗的母亲，亦接受了那个临阵逃脱、自私冷漠的自己。

勒达将母女之间相互拒斥、彼此伤害的创口变成了生命的血痂，在过往与现实的交错中，她既是不安的女儿，也是自私的母亲，是不完美的女性，也是重生的自我。

费兰特的小说并不美好，甚至有些滞涩、血腥、原始，书中充斥着女性嫉妒时的污言秽语、扭打时的哭喊尖叫与悲愤时的哽咽抽泣。这是一个混乱又嘈杂的世界，可却是每一个女孩成长中都经历过的世界。

当女性读者坚持着一字一句读过那些艰涩冗长的描写，同时也在回望岁月长河里跋涉至此的自己。她们透过费兰特那真实、粗砺的现实主义笔法，在触摸母亲的无奈与破碎，重新描绘母亲、接受不完美的母亲之时，也在原谅自己、接受那个不完美的自己。而这些带着缺憾的人物与故事，也跨越了性别、年龄、阶级、地域的鸿沟，向全世界的读者展示着家庭亲缘的复杂情感与成长过程的深切痛苦，穿越过文本和纸张、触动着每一个曾经受伤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