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唐代宦官权力为何这么大？

九　唐代宦官权力为何这么大？
唐代名人辈出，但若说到宦官，权宦仇士良必然榜上有名。《新唐书》曾这样评价他：“士良杀二王、一妃、四宰相，贪酷二十余年，亦有术自将，恩礼不衰云。”历史上有名的“甘露之计”便是唐文宗为诛杀仇士良而设下的，最后却以失败收场。文宗驾崩后，仇士良拥立李瀍(chán)登基，此后权势更盛。
这段历史究竟是怎样的呢？唐代宦官又为什么有如此大的权力？
唐文宗的除宦计划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宦官专权的情况并不鲜见，汉、唐、明三朝尤为典型。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如此总结：“东汉及前明宦官之祸烈矣，然犹窃主权以肆虐天下。至唐则宦官之权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弒君、废君，有同儿戏，实古来未有之变也。”
唐中后期，宦官擅权，甚至左右着皇帝的生杀废立。唐宪宗年间，宦官势力就在立储上有着重要影响。在立储人选上，长子李宁和次子李恽(yùn)年龄较长，但母族卑微；三子李宥(yòu)晚出生几年，但母妃郭氏出身尊贵，是郭子仪的孙女。
虽然让李宥当太子的呼声很高，但宪宗起初还是立了李宁为太子，不过李宁两年后就去世了。当时深得宪宗宠信的宦官吐突承璀就建议按照长幼顺序再立李恽，但郭氏一系在朝中的支持者不少，最终三子李宥顺利登上太子之位，并改名为李恒。
但立储之争并没有就此作罢，吐突承璀暗自谋划改立李恽，而宦官中身居高位的梁守谦和王守澄等人则是太子李宥的支持者。宪宗晚年滥服丹药致使身体情况恶化，于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暴毙。王守澄、梁守谦等人立即拥立太子登基，也就是唐穆宗。而措手不及的吐突承璀和李恽最终被杀。
穆宗即位后，对有着拥立之功的王守澄、梁守谦等一批宦官委以重任，但他在位时间并不长，长庆四年（公元824年）正月就病故了。而后，穆宗长子李湛继位，即唐敬宗，但他在位不久就被宦官刘克明等杀害。刘克明准备迎宪宗之子绛王李悟入宫为帝，但王守澄、梁守谦指挥神策军入宫，杀死了刘克明和李悟，拥立穆宗次子、敬宗之弟李昂为帝，即唐文宗。
文宗虽是由宦官拥立，但鉴于父兄的遭遇，他意识到其中利害，便想要翦除宦官权力。《旧唐书》载：“而帝以累世变起禁闱，尤侧目于中官，欲尽除之。”
宦官势力正盛，想要压制并不容易，而且当时朝中的“牛李党争”正烈，文宗便自行物色人选，准备除掉王守澄等权宦。文宗发现出身贫寒的翰林学士宋申锡忠实谨慎，值得信任，所以就让他私下联合官员筹谋此事，并许诺提拔他为宰相。
后来，宋申锡升任尚书左丞，随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居宰相后，宋申锡加快了诛除王守澄等人的计划。但由于消息走漏，王守澄先发制人，反过来诬告宋申锡勾结漳王李凑谋反，致使宋申锡被贬为开州司马，最终卒于贬所。
这件事之后，文宗并没有放弃除宦的念头，而是继续物色可用之人。这时，李训和郑注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两人都与王守澄有着密切的联系，不易被宦官怀疑。文宗“以训、注皆因王守澄以进，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诚告之”。
随后，李训一路升任礼部侍郎、同平章事，成为宰相；郑注由太仆卿升至工部尚书，充翰林侍讲学士。此后，两人经常一起商议诛除宦官的计划，深得文宗信赖。
甘露之变的前因后果
起初，李训和郑注利用宦官内部矛盾，让文宗先擢升仇士良为左神策军中尉，以分化王守澄的权力，又将韦元素、杨承和、王践言等人贬谪赐死，将田全操、刘行深、周元祺、薛士干、似先义逸、刘英俐等人遣去巡边，企图逐个解决宦官集团中的重要人物。
此后，李、郑二人又与文宗商议，采用明升暗降的策略，任命王守澄为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借这个虚号夺去了王守澄手中的实权，最终秘密将其鸩杀。在灭宦行动取得重大进展后，李训和郑注又将矛头对准了仇士良等人，便有了后来的甘露之变。
仇士良其人，在顺宗朝就入宫侍奉当时还是太子的李纯，也就是后来的宪宗。宪宗即位后，仇士良成为内给事，并出任藩镇监军使。据传，他当时和元稹还有一段过节。
一次，仇士良夜宿敷水驿，为了和元稹争住上房，竟然出手将其打伤。当时朝中官员奏请宪宗还元稹一个公道，但宪宗不但不为元稹申理，反而贬了他的官。借由这个故事，仇士良的跋扈气焰已可见一斑。
后历穆宗、敬宗、文宗三朝，仇士良一路做到了左神策军中尉这个手握兵权的要职。在王守澄失势后，仇士良成了宦官集团中数一数二的人物，当然也成了李训等人接下来准备诛除的对象。
在正式行动前，李训先进行了一番部署，奏请文宗任命王璠为河东节度使，郭行余为邠宁节度使，让罗立言暂代京兆尹，让韩约任金吾将军，以此来保证行动所需的兵力。
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文宗在紫宸殿面见群臣，金吾将军韩约上奏说，左金吾仗院的石榴树夜晚有甘露降下。甘露在当时被视为祥瑞之物，于是文宗及众臣便来到了临近的含元殿。文宗先让宰相和中书门下的官员前去查看，李训回来后却说不能确定是否为真的甘露；随即文宗又让左右神策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率人前去查看。
仇士良等人来到左金吾仗院后，警觉地发现这里有伏兵，于是惊慌返回含元殿。双方交手后，宦官得以控制文宗，并将其带回宫中。李训见大事不妙，就换上了随从官吏的绿色官服，骑马出逃。
随后，反应过来的仇士良等人开始大肆报复。宰相王涯、贾餗(sù)、舒元舆均被捕，来不及逃走的两省官员也惨遭屠杀，宫中各司官吏被杀者达上千人，以致“横尸流血，狼藉涂地，诸司印及图籍、帷幕、器皿俱尽”。
李训出逃后也被抓获斩杀，王涯、贾餗、舒元舆被腰斩，一时间四宰相通通遭劫。当时已出任凤翔节度使的郑注本来打算带兵支援，听闻起事失败后仓皇返回，最终也被凤翔监军张仲清杀害。
这次以甘露为由的政变，史称“甘露之变”。经此一事，宦官气焰更盛，而文宗虽未被废，但从此郁郁寡欢。开成元年（公元836年），他就曾无奈地对臣下说：“我与卿等论天下事，有势未得行者，退但饮醇酒求醉耳。”
开成四年（公元839年）十一月，文宗还对当值的翰林学士周墀(chí)说，自己连周赧王和汉献帝都不如。“赧、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说罢，文宗甚至“泣下沾襟”，次年正月便抑郁病逝。
仇士良的命运走向
文宗病重时，立了兄长敬宗之子李成美为太子，并密令宰相李珏和宦官刘弘逸等奉太子监国。但仇士良、鱼弘志等人为占拥立之功，矫诏改立文宗之弟颍王李瀍（晚年改名李炎）为皇太弟，也就是后来的武宗。
武宗即位后，仇士良让他赐死了威胁皇位的陈王李成美、安王李溶以及文宗妃子杨氏。加之“甘露之变”中仇士良的所作所为，《新唐书》对他便有这样的评价：“士良杀二王、一妃、四宰相，贪酷二十余年，亦有术自将，恩礼不衰云。”
有着如此行径的仇士良，最终结局如何呢？
起初，拥立有功的仇士良被武宗任命为骠骑大将军，并封爵楚国公。但武宗心中自有明断，对待仇士良的态度是“内实嫌之，阳示尊宠”，表面上对仇士良尊宠有加，实际上并不信任。而当时李党之首李德裕再次拜相，深得武宗的信赖和重用，这也引起了仇士良的担忧。
会昌二年（公元842年），仇士良在神策军中宣扬他们的衣服、粮草将被缩减，还称这是宰相李德裕的意思，借此煽动神策军闹事，以打压李德裕。武宗得知后，便派人传话到神策军中，称“赦令自朕意，宰相何豫？尔渠敢是？”表示这本是自己的意思，还质问神策军怎么敢这样做。
这件事仇士良未能得逞，从此变得更加惶恐不安。第二年，他升任观军容使，兼统左右军，也就是当初王守澄倒台前坐过的高位。对于这样的表面尊荣，仇士良借病推辞，于是武宗就罢免了他的其他官职，只让他做内侍监，负责管理宫廷、侍奉皇帝。但仇士良还是坚持告老退休，武宗最终应允。
仇士良临走前，宦官们为他送行，他还洋洋洒洒地说了一番如何驾驭皇帝的经验，总结起来就是：不要让皇帝闲着，要让他沉迷玩乐，这样宦官才能独揽大权。
《新唐书》载：“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又纳谏，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为诸君计，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阇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
会昌三年（公元843年），退休不久的仇士良在家中去世，被武宗追封为扬州大都督。但就在第二年，有人举报他家中藏有武器，于是武宗便下了一个削爵抄家的诏令。自认为驭上有术的仇士良，最终在史书上留下了一个奸宦的名声。
宦官专权的制度根源
大反派仇士良死后，便再无宦官弄权的情况了吗？实则不然，就以武宗为例，在他驾崩后，光王李忱（原名李怡）便是在宦官马元贽(zhì)的拥立下顺利登基，即唐宣宗。
对于唐代的宦官专政，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有如此总结：“始于明皇，盛于肃、代，成于德宗，极于昭宗。”
唐玄宗（唐明皇）李隆基在位时期，最有名且最受宠的宦官当属高力士，玄宗还曾说：“力士当上，我寝则稳。”天宝初，他就被授予冠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并进封渤海郡公。天宝七载（公元748年），再加封骠骑大将军。肃宗李亨还是太子的时候，就称呼高力士为“二兄”，其他诸王和公主叫他“阿翁”，驸马一辈的则称他为“爷”，其地位之高可想而知。
不过，这一时期以高力士为代表的宦官们之所以能够参与政事，主要还是仰赖皇帝的宠信，仍然比较忠诚地为皇权服务。玄宗之后，宦官参与政治、军事的权力逐渐得到了制度化的保障，他们通过担任监军、神策军中尉、枢密使这些要职，成了握有军政实权的核心人物。
宦官监军，虽是始于玄宗时期，但当时不过是在征战期间为“监视刑赏，奏察违谬”才派遣，并非常设。安史之乱后方镇林立，这使得监军一职从临时派遣逐渐变为长期设置。到了德宗贞元年间，“天下军镇节度诸使，皆以内臣一人监之，谓之监军使”。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河东节度使李说奏请为监军王定远铸印。自此，监军置印使得宦官监军更加合法化、制度化，宦官得以名正言顺地干预地方军政。
神策军中尉的设立则让宦官坐稳了中央禁军的统帅之位。直接掌管护卫皇帝的军队，使得宦官能够进一步插手军政，甚至选立皇帝。神策军原本是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建立的一支戍边军队，安史之乱爆发后才被遣调到中原，后来逐渐发展为禁军中的主力，是一支担负着禁卫、征战、管理京畿(jī)关内事务的特殊军队。
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唐代宗任命护驾有功的宦官鱼朝恩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知神策军兵马使，于是鱼朝恩就成为禁军的统领。继鱼朝恩之后，禁军统领尚不是固定由宦官担任。直到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爆发了泾原兵变，禁军护卫不力，在德宗逃出长安后，只有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等及诸位亲王随行。经此一事，德宗罢免了许多手握重兵的将领。
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德宗任命窦文场、霍仙鸣监左、右神策军，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又任命两人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直接指挥禁军。此后，神策军设护军中尉两人，中护军两人，以宦官担任禁军统领成为定例。
此外，在代宗永泰二年（公元766年），宦官开始“掌枢密用事”，负责承奏传宣，但此时这还不是一个常设职位，只是有固定的地方来放置文书。到了宪宗元和年间，正式设置枢密使二人，后来拥立穆宗的梁守谦就是其中之一。枢密使制的确立，进一步扩大了宦官的职权范围，他们得以执掌机要，进入政治中枢，干预国家大事。
唐后期，两枢密使和两神策军中尉被时人称为“四贵”。宦官掌握军政实权，以致左右皇帝的选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