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清朝进士，参加了开国大典，官至副国级，把珍贵文物捐给国家

1955年初夏，一封来自海外的信几经周折交到了一位全国人大领导人手中，由此，新中国开始了与美国当局的严正交涉，只为迎回堪称“能抵五个师”的世界级科学家钱学森，而这位领导人正是陈叔通。事实上，大多后人对于这段往事并不熟悉，单单提起陈叔通也会感到有些陌生，但若提到开国大典上站在毛主席身边的美髯公，大家一定会有印象，他就是毛主席口中的“叔老”——陈叔通。动荡的中国近代史上，英雄、枭雄数不胜数，能够从一而终坚守内心追求的却不在多数，回顾陈叔通的一生，跨越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时期，时代背景不断更迭，可他那颗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从未改变，这也足以奠定他在建国后超然的政治地位。1876年生于浙江杭州，自幼秉承家学，在古文诗句方面独具慧根的他很早就立下了出人头地的志向。1902年，仅有26岁的陈叔通考中举人，次年再中进士，在后来的朝考中被点了翰林，成为翰林院编修，这段经历在当时的江南一度被传为佳话。甲午战争爆发后，面对民族危难，陈叔通开始向往维新运动，尤其对康有为、梁启超这些维新志士极为推崇，1904年东渡日本留学之后，在接触到兴中会革命思想后，他还是希望清朝保皇维新事业能够成功。要说他的爱国思想第一次发生转变还是在1910年，进入清政府资政院供职之后，他看到了大小官吏尔虞我诈，官场没有丝毫振作图强的迹象，由此，内心不仅对维新运动产生质疑，也开始逐步倾向于革命。辛亥革命开始后，在浙江省推选下，陈叔通当选为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兼任《北京日报》经理，就在他为了国事奔走之下，眼看袁世凯不断用利益笼络、收买国会议员直至攫取革命果实，愤怒的他投入到了讨袁斗争中去。1915年8月，已近不惑之年的陈叔通慨叹壮志未酬，不禁对政治感到厌倦，随即选择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一心想要为中国出版、教育事业做些贡献。在他的努力下，商务印书馆从先前印刷所、编译所、发行所各自为政的糟糕局面转为统一调度、全盘思考、通盘筹划，这一贡献极具历史意义。1926年，陈叔通再度做出选择，离开商务印书馆，来到兴业银行驻上海董事局担任常务董事一职，凭借工作认真、洁己奉公的原则，他身处金融界却一生不曾卷入任何工商经济纠纷，也因此成为一名卓有信誉、声誉的金融家。可想而知，这样一位高风亮节的社会名流自然得到了国民政府以及蒋介石的招募，奈何陈叔通早已看透时局，从未与宵小之徒同流合污，相反，面对长久以来的河山破碎之痛，他总是积极参加募捐劳军以及各种支前活动，一心为抗日救亡做出贡献。在国民党大肆发动内战之后，陈叔通又一次站了出来，当年为了营救爱国学生出狱的“十老上书”就有他的参与，此外，在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时，他依然敢于公开斗争。1949年初，离沪北上抵达解放区后，他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我党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对于他昔日不事权贵、不与国民政府同流合污的高风亮节做出了高度评价。由此，在新中国开国大典上，陈叔通与张澜、沈钧儒等民主人士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我党领导人一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新中国成立后，年过七旬的陈叔通并没有选择远离政坛，反而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委员会副主席等重要职务，官至副国级。“年老未敢忘国忧”之下，陈叔通不断为家国大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叔老”称号实至名归，毛主席还称赞他为“共产党的一名诤友”。要说陈叔通对新中国的特殊贡献，除了开篇提到的营救钱学森回国，还有一件事便是将大量珍贵文物捐给国家。翰林出身的他是近代知名出版家、银行家、鉴藏家，从手中仅存父亲留下的一幅明代唐寅《墨梅》开始，30余年来的不断搜觅，他将“藏梅”事业做到了极致。50年代后，陈叔通认为“私藏不如公藏，私藏难免湮没，公藏方可传之久远”，转而将毕生珍藏百余幅古梅及名家之作乃至十万余册珍贵书籍与藏书无偿捐赠国家。至此，叔老用毕生践行告诉了世人何为真正的忧国忧民与为国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