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讨厌拉帮结派：打击朋党朋党，就是集团、派别、圈子

朕讨厌拉帮结派：打击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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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党，就是集团、派别、圈子。
在官场上，你入了哪个集团，就是进入了这个圈子。每个圈子各有特色，但总体有一条，这个圈子不仅维护内部人，还负责对抗外部人，包括皇帝。
整个官场，由无数个集团组成。集团是封闭的，又是开放的。集团组成的圈儿，有时还套进别的圈儿里。环环相扣，乱而不乱。各自的圈里，都有各自的规矩。但所有的圈子，却又都遵循一个原则：利我！
官场上，如果你不进入圈子，就很难混下去，就会成为孤臣。孤臣，在平常看似与其他人并无不同，而一旦有事，其抵御风险的能力是很弱的。所以，为官之道，最忌讳成为孤臣。
官与官是有区别的。总体上看，约分为几类：
第一，寒窗苦读型。这类是最苦的，也是最不容易成功的。考取功名已经耗尽了家产，耗尽了岁月，一般为官时年岁已经不小，且多是很小的官职。一旦有机会成为官员，谨小慎微，处处小心却还难以晋升，很多人的心态就蜕变为“趁着还当官，捞个够”，孝敬上级，盘剥百姓。这样的人往往极容易就被钱财拖下水，也最不容易出大格局的高级官员。
第二，掏钱买官型。这类人多是富庶家庭，既想当官又不想苦熬，或者因为祖上有某种资格，或者身为八旗子弟，天生就有捐官的资格。这样上任的官员，常常被科举士子看不起，反倒常做些出人意料的事情来。他们属于没有经过读书流程走捷径的人，因而被看作官场里的少数派。他们往往只能自己形成小圈子，难以走进科举圈内。
第三，子承父业型。这类是官场里最显赫且地位最牢固的一群人。他们往往因为有显赫的家族支撑或者由有名望的家族协调，是在官场中最有可能获得提拔，仕途最可靠、稳妥的一拨人。他们上下相罩，左右帮衬，如鱼得水，是官场的中流砥柱，也最容易成为高级官员。因为，平日里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早早成为后备力量。遇到时机，就会按部就班地得到擢升。
第四，互相提携型。这种类型的官员，多是同榜考生，或者拜在同一老师门下，他们也是官场主流。整个链条上，一个人提升了，就会趁机把腾出来的位置留给自己人，你帮助我、我帮助你，相处融洽，有资源也愿意共享。
第五，突击提拔型。这一类，往往就是那些最意想不到的人。要么靠着拍马屁功夫了得，要么是战争需要，再或者就是某类特殊技术人才，比如治水能手、防灾妙手等。或者遇到突发事件，被皇帝或者高官看上，从零基础当官，忽然就被越级提拔为官员。他们因缺少基层锻炼的过程，往往行事突兀，要么某件事出色得令人咂舌，要么做事出格，令人笑掉大牙。但这一点也不妨碍他们高升。
第六，祖坟冒青烟型。还有最蹊跷的一个途径，谁也说不清什么原因，事情三拐两拐，就将他变成了官员。这类人，只能解释为靠的是走了狗屎运的福气。他们做事往往也遵循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路子，洒脱而随意。
这种种为官类型，看似互不相干，但又千丝万缕地相互牵连着。
封建社会做官，是门学问。为官绝不是单单凭着一腔热血就能成为清官、好官，其中门道太多。如果不通晓为官之道，就极有可能此路不通，或者仕途坎坷。要通晓人情世故，还不能完全不顾国法律令，既要面子上过得去，还要关键时刻会“铁面无私”；既要会做事，还要会做人。
此中的技巧，有的靠个人领悟，有的靠上任传授，有的靠朋友间交流心得，还有的直接就是上级强摊派而不得不自己摸索……这种种奥妙，说来说去，还是靠各个圈子慢慢形成的惯例在运行。倘若不懂其中的玄机，莽撞行事，是要吃亏的。因此，要做官，先要学会为官之道。
官员与官员之间的这些勾当，和皇帝是挂不上钩的。皇帝是一切的主宰，臣下对待皇帝，必须仰视且永远尊敬，不招致皇帝的厌弃。皇帝内心里，是希望百官都对自己忠诚的，但他也心中有数，总有官员在和他耍心眼儿、斗法。于是皇帝就千方百计地想破坏官员之间的各种圈子。
皇帝不需要圈子，但他也不希望官员们有一个没有皇帝存在的圈子。尤其是像雍正这样强势的皇帝，更不乐意在他之外，官员们另有“主子”（圈子的核心）。
雍正最务实，他希望臣下都能高效、快速地执行颁布的谕旨。这多少有些理想化，不符合几千年来形成的官场文化。
可是，他是皇帝，他当朝的时代，就是他的时代。一切官员，当始终以他为上，以他为准，向他看齐。这就导致，雍正朝一定会掀起一场君臣斗法。这是独裁者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做出的选择，也是臣下要经历的一场严峻考验。
谁胜谁负，都不能影响国家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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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为何要反对朋党？这是因为，早年间，他曾多次处理过民间的实际问题，洞晓官场的好多游戏规则，并非都如向皇帝汇报的那样光明磊落。
官员达成联盟的目的，是要保证联盟成员利益共享、有难互帮。只有这样的圈子才会吸引人不断加入，如果加入了圈子没有任何好处，谁还会进入呢？
皇位为何吸引人？就是因为登上这个宝座后，就成了天子。天子是天底下最尊贵的人，是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最高统治者拥有超越一切的权力和福利。
最初，大家都是穷人。渐渐地，富人从穷人中凸显出来，贵人又从富人中凸显出来，最终，最高统治者从贵人里凸显出来。所谓凸显出来，就是要享受施行权力时的酣畅和被别人敬仰时的愉悦。
主宰一切的皇帝，其代表的当然不仅仅是个人，他是国家的化身。国即是家，家即是国。而他是家、国主人。要管理好国家，就必须制定一些游戏规则。这样，法就诞生了。秦国重用商鞅，以法治国，最终使得秦国富强了，顺带让那些重臣富强了。所以，韩非子强调，君主要用“术”防奸，避免大权旁落。可申不害治理韩国的经验，又让韩非子认识到，如果仅仅重用“术”，却没有统一的“法”，就等于缺少准绳，“术”的使用就缺少了方向。
对君主而言，在“法”和“术”之外，还有一个“势”。“势”像云雾一样，龙、蛇“不托于云雾”，不能腾飞，就如同蚯蚓、蚂蚁一样。尧、舜有势，天下大治；桀、纣无势，天下大乱。
雍正对“法”“术”“势”是综合运用的。
改良法律的宗旨是寻找适合国家的法律，而不是墨守成规，不敢逾越。法是基础，有了健康的法律，国家就会稳固。法是可见的，“有形”的。
“术”是手段，是具体的做法。“术”既有形，比如奏折制度；又无形，比如通过奏折制度，大臣之间互相并不知道谁说了你的什么事，而皇帝已经掌握了你的什么秘密。
要领导人，“术”和“势”都要运用好。
雍正反对朋党的真实心态，就是要在全国建立“一管百”这样一条线，让他这个君主能随时洞悉所有官员的所作所为。而官员们形成的朋党，则是希望君主也能够遵守规则，要严格维系“皇帝—六部—督抚—州县官”这样的体系。如此一来，皇帝就不得任意作为，而要依赖部分高官才能推行所颁布的谕旨，皇帝的权力无形中得到限制。这是大臣们希望看到的，也是朋党的最大效用。但，这却是皇帝最不愿看到的、深恶痛绝的。尤其是雍正，独裁意识非常强烈，岂能容忍！
雍正的喜怒无常和多疑是十分明显的。对他而言，顺从是最好的选择。韩非子认为，龙也是一种虫，可以驯而骑之，“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倘若有人触碰它的逆鳞，必定要被咬死。他提醒道：“人主也有逆鳞。”
作为真龙天子，雍正最见不得有人瞒着他暗中行事，这是对他最大的侮辱。为抵制这种行为，他要求臣子对他绝对忠诚，又在君臣之间有意互相牵制。他的这种想法，朋党中的领头者也有。雍正当然不能允许“天子”之外，再有“准天子”或者“二天子”存在。他要敲掉这些头头，不使任何大臣能够以他的方式管理下属、对抗朝廷。
雍正反对朋党，重用了两位干才：一是田文镜，一是李卫。田文镜文凭不高，监生出身，最初官阶低，县丞角色，却很有能力，深受雍正器重。雍正最看重的就是田文镜“每事秉公洁己，谢绝私交，实为巡抚之第一人”。
田文镜的个性决定了其行事方法，必定会成为孤臣。而孤臣，正符合雍正的胃口。田文镜就因为这个原因才会受到宠爱。不仅仅是因为其才干出众，更重要的是他的为官理念正好契合了雍正的驭臣之道。
田文镜孤立到不与其他官员热络，甚至声气不通，常遭他人背后说坏话。大将军年羹尧曾奏田文镜居官平常，隆科多亦曾奏过，雍正则为田文镜辩解：“你们说的都是轻信浮言，未得其实。”
李卫几乎是个文盲，但他通晓为官之道。雍正使用他的意义就在于，他是“文盲”。只要是文盲，就不会陷入科甲朋党圈子里。雍正是读书人，深谙读书人鄙视文盲的心理以及骨子里的傲气，大热天都会飕飕冒着凉气。雍正喜欢李卫，就是在宣示“以低压高”，用低文化的官员压倒读书人的自以为是，使读书人骄傲不再。
雍正是要让李卫、田文镜成为打击朋党的两面旗帜。这是皇帝亲自树立的，谁也扳不倒。这是两个人受宠爱的深层原因。掌权者需要下属中各种角色都齐全。有幸成为某方面“典型的角色”，升迁必定有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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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们一旦结成集团，就如身怀利器一样。这样那样的利器，不仅对准老百姓，也对准圈子外的其他官员。最严重的问题是，他们还有意对抗皇帝。皇帝无形中成为冤大头。
这种对抗，最主要的手段就是糊弄。如果皇帝没有清晰而准确的判断力，很容易就被糊弄过去。举个小小的例子。明朝万历时，军队将校升官、论功行赏，取决于杀敌获得的首级。杀死了多少敌人，几颗几级，有着严格的规定。兵部有个小吏，故意把报告上的“一”字抹去，重新填上“一”字，然后拿着报告让上级看，声称有涂改，按规定应该严查。等到将校们的贿赂送上来，这个小吏又称，经过仔细核对，原本就是“一”字，并无作弊。这种明显的作弊和索贿行为，其实也存在于圈内圈外。如果是圈内人，按照潜规则送礼后，则可以晋升；如果是圈外人，不懂该圈的潜规则，则无缘升级。还有，明朝皇帝派太监到各地监督，太监们就利用手中的职权，拉拢、培养自己的圈子，用假情报糊弄皇帝。圈外的人如果不服，则会受到更为严厉的报复，对皇帝来说，还以为除掉了一个罪恶滔天的赃官。
雍正是十分熟悉这个套路的。官员们在位日久，阶层便易固化，升到哪一阶，看似都是皇帝授予和赏赐的，但其中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其中有三条是十分明显的：
第一，论资排辈。这种规则甚至被看作是合理而公平的。你在副职的位置上坐久了，一旦正职高升，这个空出来的位置理所当然地就首选副职。殊不知，副职本来就是正职提拔上来的，所以，正职升迁后，无形中还掌控着原来的部门。这种选拔人才的规则，看起来蛮有道理却并不公平。皇帝虽然不情愿，但也只能默默听任这种规则延续。因为一旦打破这种规则，会引起众多集团争抢这个位置，反而更不利于官场稳定。
第二，互相推荐。需要增补一些官员时，皇帝有时并不清楚谁更合适，这就需要上级或者吏部负责推荐。一有这种机会，就成为推荐者或者吏部大肆笼络人才或者受贿的最佳机会。他们推荐的，多是同榜相识，再或者就是之前已经加入圈子的人，所推荐的人，其实已经和朝廷选拔人才的初衷相距甚远。但对他们来说，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推荐熟人、自己人。
第三，揭发、打击。如果皇上想提拔谁，都不听从推荐者的推荐，不论资排辈，那么，为了得到这个位置，圈子里的高层人士就会发出指令，让合适的人站出来，揭发皇帝想提拔的人，打乱皇帝的节奏，让皇帝失去清晰的评判，最终屈服于官员集团。
最叫人无奈的是，这三种情况谁心里都明白，却无法打破。
官员们理直气壮：要么论资排辈，要么让我推荐。两项都不听，就发动人员揭发、打击，搞乱皇帝的思维。
叫皇帝有苦难言的是：表面上看，所有的事情官员们都是一副出于国家政务需要，我等并无私心的派头。
这种朋党顽症，清朝自顺治至康熙，几十年间，越来越固化。康熙无比头疼地说：“朕听政四十余年，观尔诸臣保奏，皆各为其党。”只有同学才推荐，只有老乡才提拔，只有亲属才列入后备干部名单，其他人统统免谈！
就是如此严重的问题，还有人为朋党歌功颂德。欧阳修曾作《朋党论》为之正名，弄出“小人朋”与“君子党”概念。称，只要排除了“小人朋”，大可行“君子党”。
可是，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君子固然自称“君子”，小人却从不自认“小人”，演变到后来，便是：在位的我们，都是君子；不在位的你们，都是小人。
这样一来，现实中掌权者就是“君子”，失势者就是“小人”。朋党，反而成为政治斗争的保护伞，让顽症越来越难以治愈。
朋党还有一个最大的弊病，那就是：越是重要的位置，越要争斗出个一二三来。本来团结协作、为国效力是所有成员的使命，但分出这个圈、那个圈后，甲圈提出问题，乙圈就奋力给予否定，以显示本圈的权力和判断力。于是，部门内，表面上一团和气，暗地里互为仇雠。遇事便相互掣肘，什么事都推不动、做不成。你拖我拖，拖得王朝败落，还各自数说对方的罪责。
因朋党的斗争，轰然倒塌的封建王朝，反复更替，换了主家！
康熙朝后期，朋党现象已是坚冰一块。不但在官员推荐与提拔中非朋党不行，即便在监察与弹劾这件事上，也是同党相庇、异党相斥。
监督者卷起舌头说话，是非曲直怎还有尺度！
顺治对朋党也很警惕，甚至提高到亡国之高度：“历代人臣植党，因之遂致乱亡。”“朕观宋、明亡国，悉由朋党。”
雍正登基，誓要建立一个“政治一新，振数百年颓风”的崭新王朝，所以，他绝不允许这样的圈子在他眼皮底下行事。
谁挡道就处理谁！誓要还官场本来面貌。
第一，敲重点。雍正元年，召集大臣，在朝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朋党最为恶习。明季各立门户，互相陷害，此风至今未息……尔诸大臣内不无立党营私者，即宗室中亦或有之。”这就告诉大家，谁也不要心存侥幸，这场改革是前所未有的，即便是满族宗室也不例外。这种拿自家人开刀的勇气，雍正说到做到。
第二，心理战。雍正二年，他亲自主笔，写了一篇《朋党论》，亮明观点，就是要驳斥欧阳修的歪理邪说，让群臣再难以为自己辩解，从心理上抛弃朋党。
第三，举例子。雍正五年二月初四，他就河南参官案谈及科甲朋党，谕内阁、九卿等：按从前田文镜参劾之案，黄振国之罪本不至于死。“及被参之后，蔡珽为之党援，李绂为之陈奏，谢济世又为之翻案，勾结党援，造作蜚语，扰乱国政，诬陷大臣，为世道人心之害，所关甚大。是黄振国之罪虽服极刑而有余，尚得谓之罪不至死乎？但其所以致此不可赦之死罪者，实由蔡珽、李绂、谢济世三人成之也。着并谕黄振国知之。”按照雍正的本意，黄振国本不该是死罪，蔡珽、李绂、谢济世却为他翻案，如果你们三人不翻案，或许他还不至于罪不可赦，言外之意，朕可以宽恕。可是，就是你们三个人为他翻案，互相包庇，才促使黄振国走上了这条不归路。黄振国速死，就是你们促成的！并且，雍正还让人把这个消息告诉黄振国，让他临死也怀着对三个人的仇恨。这三个人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官，蔡珽是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代理直隶总督，李绂曾是广西巡抚、现任直隶总督，谢济世被任职为浙江道监察御史，如此要员，雍正丝毫不顾及情面，可见打击朋党的决心之大。
第四，多头推荐。雍正五年闰三月初九，雍正命九卿等将会试举人中“有猷、有为、有守”者举出。众举人亦可公举素日推服之人，或数人，或十数人举一人。本日，吏部会同九卿等将拣选举人引见。命分发各省以州县官委署试用。谕以“刚柔相济，教养兼施，化浇薄而为醇良，惩佥邪以安善类”。通过这种多人推荐的方式，试图打破举人加入某圈的可能性，以多人推荐方式避免举人因感激某一人而钻入该圈的可能性。皇帝通过亲自接见的方式，让准备到各地赴任的这些人心中存有一个观念：这是皇帝亲自挑选的，不是任何一个官员推荐的结果，应该心存感激，努力做出成绩报效朝廷。
第五，破格选拔。雍正五年四月初三，下令将会试下第举人落卷取出再阅，择文理明顺者交吏部带领引见，候简用。本日，任以各省教职，谕以勉力供职，六年内如卓有成效，督抚提荐，将格外加恩。
雍正也知道，全凭一张试卷不能证明一个人的全部才能。给落第文人制造机会，就撕开了科甲互援的网，让这些本来升迁无望的读书人归入“皇家”圈子，成为皇帝提拔的人，他们会格外卖力。
第六，综合使用。雍正五年六月十四，雍正又发出上谕，让捐纳人员与科目人员并用。他说：“近见科目出身之员，不但多有苟且因循之人，而贪赃坏法者亦复不少。至于师友同年夤缘请托之风，比比皆是，牢不可破。假若仕途尽系科目，则彼此固结，背公营私，于国计民生为患甚巨。古圣人立贤无方，各途皆有可用之才。”“使富厚有力之家叩受官职，便不希冀科名、萌营求奔竞之妄念，亦是肃清科场之道。”除道、府、同知大员不准捐纳外，通判、知州、知县及州同、县丞等官应准其捐纳。
这种混合所有制选拔人才的办法，也是为了杜绝科甲人员，尤其是同榜同学互相勾结并且拥立本届考官为师的弊端。雍正认为，让那些富家子弟捐官，他们便放弃了功名，不再追求科甲虚名，这也是肃清官场朋党的一条道。这种多元化的官场，能让各种人才为国效力。
仅仅雍正五年二月到六月，一百多天时间，雍正就做出了这么多遏制朋党发展的举措，可见他对朋党是深恶痛绝的。
而且，他还专门改了定例，让已经退休的官员恢复职务。原来的定例，外任官员一经告病就要命其退休。雍正感觉到这可能导致人才损失，于是就修改为，以后如果外任官员告病，督抚需要查明情况，批准其回原籍修养。等到病情好转，恢复健康，就可以从原籍提出申请，赴吏部引见，仍以原来职务补用。这样做，既可以杜绝有人趁机打击、压制，也不至于使人才流失。
雍正不许官员结成朋党，是出于国家考虑，更是出于皇帝作为独裁者考虑的。他希望在他的治理下，所有官员都能尽心竭力，为官一任，除了为民造福，就是忠于朝廷，除此之外，不得再有他心。
一番痛下狠手的治理后，官场朋党确实有所收敛。但这毕竟是几千年形成的恶习，绝难一次性根除。大刀阔斧如雍正，也做不到。
而雍正自己，在惩罚年羹尧等人时，却又极力撺掇大臣形成合力，参劾年羹尧，这不能不说是独特的皇家权力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