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杜十娘有了百宝箱还要自沉？

《中国小说》是邵毅平对一系列中国古典小说的评读，而其切入点和落脚点，则是“人性的意蕴”，因为“正是古典小说中的这种人性的意蕴，成了沟通古典小说与现代人生的桥梁”。

无论外在世界有多么大的变动，在人性上，古今相通。在本书中，作者从人性的各层面进入文本，剖析中国古典小说中蕴含的对人性之幽深的洞察。下文从书中摘取三小节，展现了人性的不同侧面。

为什么杜十娘有了百宝箱还要自沉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的杜十娘，“风尘数年，私有所积……箱中韫藏百宝，不下万金”，在遭到李甲的背弃之后，本来不难偿付孙富的那一千来金，而后藉之独自生活下去，但是她却选择了投水自尽的绝路，让读者也深感可惜，就像李甲、孙富以及旁观者那样。

杜十娘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背叛她的乃是她最信任也最相爱的人，这使她对于跨不过人际的宿命性鸿沟深感绝望，从而最终也就失去了继续生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她的情况正与尤三姐相同：“尤三姐在抗拒她周围那些好色之辈时表现了持久不衰的道德力量，但她却不能片刻忍受一个只听到过她的声誉而不知道她准备给予他忘我之爱的男人所表现的可理解的猜疑。她一时感情冲动地自杀了。”

对于人际的宿命性鸿沟，小说家常会指出如下的冷酷的事实：

“世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纵令然诺暂相许，终是悠悠行路心。”这四句乃是唐人之诗，说天下多是势利之交，没有黄金成不得相交。这个意思还说得浅，不知天下人但是见了黄金，连那一向相交人也不顾了。不要说相交的，纵是至亲骨肉，关着财物面上，就换了一条肚肠，使了一番见识，当面来弄你，算计你。几时见为了亲眷，不要银子做事的？几曾见眼看亲眷富厚，不想来设法要的？至于撞着有些不测事体，落了患难之中，越是平日往来密的，头一场先是他骗你起了。

这番话虽然也许说得过分了一些，不过却不能不承认有相当道理。即使是至亲骨肉也不能摆脱金钱的算计，正说明了人际的宿命性鸿沟的难以跨越，原本是不分什么亲疏间密的。

但是人们一般却不容易明白这一道理。在人际关系的种种纠葛之中，人们之所以会对“越是平日往来密的，头一场先是他骗你起了”尤感愤慨，无疑是因为人们常常认为，越是亲密的人之间，应该越是没有鸿沟，或至少是鸿沟越窄；而不幸人际关系的真相，却并不能证实这一乐观的想象。因而人们在失望之余，也就感到了一种幻灭的痛苦，进而生出了一种“受骗”的愤慨。所有那些与上述这段话类似的愤慨，还有人们之所以会抱有这类愤慨，其实都是对人际关系的幻觉的破灭所致。一般来说，人们的幻觉随着人际关系的加密而加深，同时其破灭后所造成的痛苦也随之而加甚。杜十娘之所以对李甲的背弃感到如此的震惊，就是因为她起初也抱有同样的幻觉之故。

其实，人际的宿命性鸿沟，原本存在于任何人之间。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无论是“性”是“血”，抑是“情”是“义”，都只不过是架在鸿沟上的“桥梁”，却没有也不可能消除鸿沟本身。各种“桥梁”的牢度当然因桥而异，但既然是“桥梁”就总有坍塌的可能，何况可以损坏“桥梁”的因素又是那么的众多：金钱、贪婪、荣誉、嫉妒，以及人性的每一种弱点。人们对于人际关系的幻觉，就来自于这些“桥梁”的存在，所以一旦“桥梁”坍塌，便自然会跌得鼻青眼肿。而且，那些“桥梁”越是看起来显得稳固，一旦它突然坍塌的时候，便也就越是能使人跌得厉害。

杜十娘与李甲，如果仅仅是妓女与嫖客的关系，那么虽然他们之间的“桥梁”摇摇欲坠，但是因彼此不会抱太大的希望，所以反而也就不会有太大的失望。但是因为两人情深意切，所以他们之间的“桥梁”就显得分外稳固，杜十娘也就放心地走了上去。结果当发觉“桥梁”原来弱不禁风时，杜十娘早已毫无防备地跌得鼻青眼肿了。

世情与阅历，能够使人们意识到“桥梁”的脆弱，但即使这样，人们又怎么可能预先知道“桥梁”会在什么时候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坍塌呢？又怎么可能在每一次过桥时都抱着“桥梁”会坍塌的警惕呢？因此，即使在理智上明白是“桥梁”总会坍塌的道理，但在感情上却毋宁说总是放松的时候居多，因而“桥梁”的坍塌总是会使人感到猝不及防与出乎意外。

杜十娘不能说不世故老练，即使她一心爱着李甲，但对他还是不无保留。我们看她让李甲为凑足赎金吃尽苦头，又把自己积蓄万金之事瞒着他，只说是众姐妹相赠，又不说明具体数目，便可知她于李甲仍有警惕。而且李甲的害怕严父与性格软弱，杜十娘也并不是不知道。但是她却自信只要自己一切当心，或许“桥梁”一时还不至于坍塌。于是她小心翼翼地踏了上去，每一步都“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开始好像一切顺利，而后更是胜利在望，眼看着还有最后一步就可以过去了，但是“桥梁”却在她放松警惕的一瞬间突然坍塌了：在她的计划即将实现之际，李甲却把她转卖给了孙富!

说起来，也不能责怪杜十娘的过于轻信与自信，因为如果人们什么“桥梁”也不相信的话，那么他们又怎么能和鸿沟外面的人们沟通呢？在处于鸿沟包围之中的个人孤岛之上生活，其孤独的痛苦的程度，恐怕并不亚于因“桥梁”坍塌而造成的幻灭的痛苦。所以，即使人们明知道是“桥梁”总会坍塌的道理，甚至明知道已经走上的正是一座即将坍塌的“桥梁”，但他们却还是会犹疑不决甚至毫不犹豫地走上去；同时，他们的心里则抱着希望这次是个例外的侥幸，抱着骰子会转出自己想要的数字的奢望。在杜十娘最后的绝望的痛苦里，是否也有着一种不祥的预感终获证实，侥幸的冒险终致失败的苦涩呢？

杜十娘之所以深深地感到绝望，还是因为她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挫伤：她原以为她选中的是一座稳固的“桥梁”，又以为凭藉自己的小心机智能够安然度过，但是结果却发现自己全然错了，而且可以说完全是错在自己。小说家是这样评论杜十娘“错认”的悲剧意义的：

独谓十娘千古女侠，岂不能觅一佳侣，共跨秦楼之凤？乃错认李公子，明珠美玉，投于盲人，以致恩变为仇，万种恩情，化为流水，深可惜也!有诗叹云：“不会风流莫妄谈，单单情字费人参。若将情字能参透，唤作风流也不惭。”

杜十娘“错认”的悲剧意义，正在于不仅是认错了，而且还怪不得别人！因而杜十娘的绝望的痛苦，便也是一种有苦说不出的痛苦。

杜十娘本来还可以缩回到自己的个人孤岛上去，但是她已经不愿意再忍受孤独的痛苦了；她本来也还可以再架设一座新的“桥梁”，但是她已经对自己是否有这个能力不抱希望了。所以她只能选择死亡，除了死亡她别无选择。杜十娘的悲剧，便是跨不过人际的宿命性鸿沟的悲剧。

为什么人们总是喜欢坏蛋呢

梅里美曾经提出过一个疑问：“为什么人们总是喜欢坏蛋呢？从《圣经》上的浪子开始，一直到你的那条名叫金刚钻的狗，总是越不值得人爱就越是惹人爱？”这个问题我们同样也可以对小说家和读者提出来。因为我们在小说中几乎总是看到，小说家们比起“善”来，似乎总是更擅长表现“恶”；比起那些少有的“善人”来，那些常见的“恶人”，也更让读者难忘甚至喜欢。

“善人”似乎是小说家最难置笔的人物类型，尽管在他们身上小说家也许最花力气。小说家所竭力塑造的“善人”，往往总给人以不真实的感觉；而那些小说家自己也反对的“恶人”，却往往总给人以栩栩如生的印象。

在西门庆的众多妻妾中，唯一一个“善人”是吴月娘，她具备种种传统道德所要求的德行，与其他耽于淫欲的妻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对于读者们来说，比起其他妻妾来，吴月娘也许更不讨人喜欢，或至少是更不能留下什么印象。甚至可以这么说，在这部小说中，越是“恶”的人物，往往越是鲜明生动；越是“善”的人物，往往越是枯燥乏味。对比一下位于两极的潘金莲与吴月娘，便可以明白这一点了。

不仅《金瓶梅》是如此，比如在《醒世姻缘传》中，比起那些或多或少具有变态心理的妇女来，一味遵从传统道德的唯一“善人”晁夫人的形象，也更难以激起读者的兴趣与同情。

读者的倾向性自然来源于小说家的倾向性。寺村政男指出：“假如说作者敢于写的话，那他笔下的恶人是被描写得栩栩如生，而在描写唯一的善人吴月娘时笔势看来是减弱了。这是为什么呢？这也可能是作者心目中对于恶或多或少有所肯定。”如果小说家心目中对“恶”或多或少有所肯定的话，那么读者自然也就容易对“恶”留下更为生动的印象。

然而，除了小说家对“恶”或多或少有所肯定之外，恐怕还是因为“恶”往往总是更接近人性的本来面目，而“善”则往往总是更远离人性的本来面目，因而对人性充满兴趣的小说家们，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把“恶人”写得栩栩如生，却不容易把“善人”写得同样生动。同时，也正是基于同样的原因，读者也更容易理解那些更接近人性本来面目的“恶人”，因为我们原本就是那样的人；而不容易接受那些更远离人性本来面目的“善人”，因为我们原本就不是那样的人——只是我们想要成为那样的人，或者装作已经是那样的人。

因此，尽管也许说得过于尖刻了一点，但狄德罗的下面这段话，我们感到还是相当有道理的：“比起讨厌的德行来，恶习和他们琐屑的个人要求是更一致的，因为德行会从早到晚地向他们唠叨，给他们为难……人们歌颂德行，但人们却憎恨它，躲避它，它是冷冰冰的，而在这世界上人们必须使自己安乐舒适。并且，这样就必然会使我们脾气变坏。你晓得为什么我们看见虔诚的人这样冷酷，这样可厌和这样地难以亲近吗？因为它们勉强要实行一件违反天性的事……德行令人肃然起敬，而尊敬是不愉快的。德行令人钦佩，而钦佩是无乐趣的。”这大概足以解释我们在本文开头所提出的问题。

毛姆曾谈到，小说家在创作恶棍时，也许是在满足他内心深处的一种天性。在文明社会中，风俗礼仪迫使这种天性隐藏到潜意识的最深处。给予他虚构的人物以生命，也就是使他那一部分无法表露的自我有了生命，他得到的满足是一种自由解放的快感。我们想，对读者来说情况恐怕也是如此。

困惑于本能与道德的张力之间

人性总不免在本能与道德之间徘徊，因为人既不能完全摆脱本能的控制，为了协调人际关系又少不了道德的约束，因而人们便始终只能在二者的张力中生活。作为人的小说家，当然也回避不了本能与道德的张力。尤其是当他们在小说中处理这类问题的时候，他们更是常常典型地表现出了人们对此的矛盾态度。

在中国古代的小说中，我们常常能够看见不少性爱或猥亵的描写；与此同时，我们也常常能够听到不少相似的声明，在这些声明中，小说家们宣称，他们之所以作性爱或猥亵的描写，乃是为了维护道德的尊严。这类声明既出现在那些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严肃的小说中，也出现在那些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猥亵的小说中。以至于我们难以在它们之间作出一个大致的区别，以判定哪一个声明是真诚的，哪一个声明是虚假的。也许更方便的做法是，我们还不如把它们统统看作是同一种心理，即想要在本能与道德的张力之间保持平衡的心理的表现更合适一些。

不少学者都注意到了小说家们的这种矛盾的态度。刘若愚指出，《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的作者，“对于两性关系的态度是有些首鼠两端的：一方面，他似乎同情情人们，深知满足生理欲望的需要；另一方面，他提倡传统的道德，指责婚外的恋爱”。同时，“这种首鼠两端的态度也可以在其他小说中见到，有些作品似乎有意博取淫欲的乐趣，却冠冕堂皇地说仅仅是意在劝戒。无论怎么说，不管作者的意图是宣扬色情还是劝戒，这样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白话小说更多地写了情欲与爱情，它们往往还赤裸裸地写了性行为”。夏志清也指出，《金瓶梅》的作者，“表面看来他是个严峻的道德家，他抓住每个机会斥责奸淫与败德，但他费很大力气描写做爱活动的事实使我们感到他的道德上非难的态度是当不得真的”。看来这绝不是一种个别的现象，而更像是小说家之间心照不宣、配合默契的攻守同盟。

我们倾向于认为，不少小说家的确想要表现人性的本能侧面。但是一俟他们真的这么做的时候，他们就感到了来自内心与环境的双重压力，于是不得不为自己的表现欲望寻找冠冕堂皇的道德理由，尽管其道德理由与实际描写之间有时显得那么的自相矛盾或不着边际。当天平的一头变得重起来的时候，为了保持两边的平衡，人们必须让那一头也变得重一些才行。这正是处于本能与道德的张力之间的小说家们的一般做法。

这种矛盾态度并不限于小说家们才有，在其他种类的文学家身上其实也曾一再出现。比如汉代文人喜欢写铺张扬厉的大赋，因为这种大赋可以满足他们那卖弄博学的愿望。但是这却与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念发生了矛盾，因为在功利主义文学观念看来，这种大赋显然没有什么道德意义和实用价值。于是为了堵住功利主义文学观念的嘴巴，大赋的作者们便在赋的末尾添上一段讽谏的尾巴，以表示他们的铺张描写并不是毫无道德意义的。可是有些功利主义文论家们目光锐利，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的把戏不过是“劝百讽一”“曲终奏雅”，也就是打着道德的幌子挂羊头卖狗肉而已。所谓的“劝百讽一”“曲终奏雅”，其实也正是后来的小说家们惯用的伎俩。

这种一面想要表现人生的“禁区”，一面又披上道德的外衣的做法，也并不只是中国古代小说家们的专利，或许也是东西市民小说的一个共同特色。比如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磨坊主的故事》的开场白，便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的例子。磨坊主想要讲一个在当时定会被认为是猥亵的故事，为了免受人们的指责，他先发表了一个声明：“我喝醉了；听我的嗓子，我知道醉了。所以我如果说些不该说的话，只怪萨得克的酒。”而小说家在讲述这个故事以前，也预先郑重其事地声明道：

我愿每位高尚的人，为了上帝的爱，不要认为我有什么坏意，无非我不得不把他们的故事好的、坏的，都依样讲出来，否则对不起事实。因此谁若不愿听，尽可翻过一页，另择一个故事；有的是古来大小不同的事，高尚的作为，或是道德信仰的文章。你若选择错了，不是我的错。磨坊主本是一个粗汉，你是知道的，管家也是一样，也还不止他两个，而他们两人确是讲了一些肮脏话。请你想一下，莫错怪了我。人们也不可把玩耍的事当真。

尽管磨坊主和小说家把这类故事称之为“不该说的”“坏的”“肮脏的”“玩耍的”故事，而与另一类“该说的”“好的”“高尚的”“道德信仰的”故事相对立，但是其实他们还是喜欢讲这类故事的，否则他们就不会堂而皇之地讲它们了。然而为了逃避教会与社会的指责，他们却又讲了这些推诿责任的话。尽管其推诿责任的方式与中国小说家颇有不同，但他们那想要在张力间保持平衡的精神却还是相通的。说起来，即使是后来的英国现代小说家劳伦斯，在表现性爱主题时说了那么多愤世嫉俗的话，其中也许也不无想要使自己的表现获得道德理由的隐秘企图。

既然徘徊于本能与道德之间是人性的一种基本困境，则我们有理由认为，小说家们的那种矛盾态度，其实也只不过是人性的这种基本困境的一种反映。因此，比起一味地指责他们来，我们宁可从反映了人性的基本困境的角度，去看待和理解小说家那种或高明或拙劣的自我辩护，以及这种自我辩护与其实际描写之间的自相矛盾。夏志清指出：“在中国，如在世界其他各地，小说家只得把文明人进退两难的窘境记载下来：他一面要纵容自己的七情六欲，一面想建立一个比较合理的社会秩序。”这或许就是全部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