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中央集权”？分裂与统一，战争与和平，到底什么是历史演化的趋势？

各位喜马拉雅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孟庆延，欢迎来到我的社会学书单。

在上一讲中，我们主要给大家分享了埃利亚斯的这本《文明的进程》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个体的行为，到底是如何在历史进程中一点一点文明化的？用一个很直白的话说，人们或者叫人类为什么越来越讲文明礼貌，越来越讲节制冲动，越来越压抑自己的本能？埃利亚斯说，本质上这是一个由社会强制所开始的出现的个体自我调节的一种过程。

那么在上一讲的末尾，我说其实如果埃利亚斯只讨论这些，他没有超越涂尔干，他也谈不上在人类思想史上、在社会学的研究史中，居于什么样的位置。埃利亚斯还提出了两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第一：文明化的进程为什么呈现出阶层上的差异？或者说，为什么每个阶层，都以实现更高的文明方式跟生活方式，为竞争的目标和学习模仿的目标？

埃利亚斯所提出的另外一个问题看上去更和第一个问题毫无相干。

埃利亚斯说，欧洲从中世纪开始就已经陷入到一个大乱斗的局面里面，就像那个《冰与火之歌》那样，总有人想去争夺那个铁王座，因此出现了分裂-统一、战争-和平的治乱循环。但埃利亚斯说，到了16、17世纪的时候，统一越来越成为主要趋势，地方领主越来越没有能力去夺取那个铁王座了。换句话说，中央领主坐位置坐得越来越稳了，这就叫绝对主义君主国家的出现。

为什么绝对主义君主国家会出现呢？最有意思的是，埃利亚斯说，“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和对我上一个问题的解释是一样的”。在今天这一讲中，我们就来看一看，天才般的埃利亚斯是如何回答这些问题的。

《文明的进程》这本书其实分为上下卷，在它第一次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就是分两册出版的。我印象很深，我念书的时候，上册的封皮是蓝色的，下册的封皮是粉红色的。上册好多人读，觉得好厉害，把它归为心理学或者叫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下册很少有人讨论。

其实在我看来，绝大多数人没有看懂埃利亚斯在讲什么，下册也比上册更难读。在《文明的进程》这本书的下册，埃利亚斯突然开始飙起了对历史大势的解释，从一个微观的个体，变成了一个非常宏观的大历史趋势的研究者。

什么叫历史大势呢？在欧洲所经历过的历史中，常态是分裂和统一、战争和和平，但这种历史循环越来越少，于是他提问，中世纪后期，就是到了16、17世纪之后，逐渐形成的脱离了封建制度的、有着相对稳定的中央政权的这样一种君主专制主义国家，到底为什么会在欧洲历史中出现？

有点拗口，我们一点点来拆解。在这种绝对主义的君主国家出现之前，欧洲是什么状态？欧洲是一个封建的状态。这个封建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中国人所讲的封建、汉语语境中的封建，不是这个，是指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欧洲大陆上缺少一个具有绝对统治力的中央政权，各地的中央领主都开始起来，中央领主带着他的小弟们打天下，争夺铁王座。

争上了之后，中央领主总要奖励他的这些小弟们和有军功的人吧，怎么办呢？对他们进行分封。分封什么呢？不是发钱，也不是发荣誉奖章，荣誉奖章不值钱。发什么呢？发土地。给你划定一片土地，伴随着这片土地给你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这是西方语境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不过这个王臣不直接隶属于坐在铁王座上那些人。中央领主把土地给了各种封臣，就是地方领主，地方领主直接握有他所有的土地和人民的绝对统治权。所以在欧洲社会中，特别重要的一种建筑形态就叫城堡，城堡意味着一个庄园。

你去美国就看不到太多的城堡，但在欧洲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城堡，每个城堡你就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封建治下的地方领主，一旦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给你了，分封了这么多地方领主，这些地方领主中总有一个人或总有几个人，对这个中央的铁王座是虎视眈眈的；也总有些人特别卷，励精图治，厉兵秣马，有些地方领主就沉迷享乐了。中央领主有的也沉迷享乐，总觉得他是我的封臣，但是地方领主有愿意做强做大的，慢慢做大去挑战这个铁王座。

但是历史的吊诡就在于，一旦这个地方领主成功地坐上了这把铁王座，他成了中央领主，他也面对着奖励和封赏的问题。奖励、封赏之后又出现了这样的循环。因为你可以保证这个中央领主很卷，但你不能保证他的继承人很卷，对吧？你不能保证他的儿子很卷，你即便他儿子很卷，你也不能保证他的孙子很卷啊。总有出现那些骄奢淫逸、沉迷女色的不争气的孙子们，历史就这样不断地循环。

埃利亚斯说，为什么到了16、17世纪的时候，地方领主越来越不具备反抗中央领主，就是挑战那个铁王座的能力了呢？他的解释很有意思，不是什么民选政府，不是什么大写的人站起来了，不是这些造成的。

他说是社会变了。社会怎么变了呢？人口变多了，社会分工变细了，技术发展了，贸易发达了，远洋技术出现了，货币经济开始了，商人群体出现了。他说是这些社会要素的变化，导致了地方领主越来越没有能力反抗中央领主了，为什么呢？很简单，随着这些社会结构性要素的变化，我再重复一遍，不怕啰唆，社会分工的出现和技术的进步，导致了人们可以用于交易的产品越来越多，生产效率进一步提升。而远洋技术的发展意味着人们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贸易和交换。

在这两种前提下，中央领主突然发现，我可以不再把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分封给这些功臣了。我给你们发钱不好吗？你可能会好奇，以前也可以发钱，以前发钱为什么不行呢？因为那时候钱不重要，货币交易不来这么多东西。我再强调一遍，我们今天对于钱的认识是有问题的。钱本身不具备价值，钱只有在具备绝对的购买力的时候，它才具备价值，否则它就是纸，或者它就是重金属，仅此而已。只有更多的贸易发展起来了，货币才成为最重要的一般等价物。

贸易发展起来，聪明的中央领主，于是乎发现，太好了，这件事。我可以把钱给你们，我不用再把土地和城堡，还有人民，交付给你们了。如果中央领主可以通过发钱的方式，来解决分封和奖赏的问题，大家有没有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呢？这直接意味着一件事情：对坐在铁王座上的那个人的能力要求变了。过去你是什么？具有号召力，能把这群人团体起来为你卖命，或者是基于血缘，或者是基于信任，或者是基于人格魅力，同时你要身先士卒，骑在战马上，手持钢枪，嗷嗷地第一个往上冲。

但是，在这样的货币经济的发展的情况下，中央领主的素质变了，它的能力要求变了。我要想给别人发货币，首先我要判断我自己有多少货币，货币哪里来呢？你不能一直靠抢，你一直靠抢，总有抢不过的时候。要靠什么？要靠贸易。贸易靠什么？要靠生产。

因此，16、17世纪开始，一种新的做君主的能力诉求出现了。你想做君主吗？你要懂经济。什么是经济？不只是贸易，还包括生产。你要判断一下，我所管辖的范围内有多少人口，这些人口的结构都是什么？什么叫结构？多少男人，多少女人，多少成年的动力，多少老人，多少未成年的？还要判断我的土地，我这边土地中都有什么样的资源禀赋，自然资源，是靠山呐，还是靠海呀，还是种粮食啊，还是有工业呀？还要判断什么？我的这些人和这些所具有的资源，能够有什么样的产业，产业需要投入多少，用什么样的技术产出多少？从这些产出中，我作为一个君主，或者叫作为国家化身的君主，我需要抽取多少税收，来实现我的财政能力？财政能力不只有对内的税收，还需要通过对外的贸易，这需要国家或者叫作化身为君主的国家去来思考，我跟谁做生意，我可以把我的独特的产品卖到哪里去，中间可以挣取多少利润？

所谓的殖民地，放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廉价的原料的来源地和商品的倾销地。所谓的 在帝国主义的殖民时代所出现的那些什么贸易公司，比如说东印度公司，你不能只把它看作一个企业和一个做贸易的，它本质上是帝国的国家机器的触角和实现机制。

这样的一系列要求的变化，带来了进一步的变化。首先显然这不是一个君主可以独立完成的事情，他不可能既懂这个又懂那个。因此，从16、17世纪开始，伴随着绝对主义君主国家出现的，是越来越庞大的和专业的国家官僚机构。这个东西在埃利亚斯这里，被称为国王机制。国王需要笼络一帮懂这些东西的人，组成官僚体系，组成韦伯所讲的科层官僚制，让专业的人去干专业的事儿，为这个国家挣取财富。

如果国王需要一个规模中等的官僚机器，又是专业化的官僚机器，那国王就不能和这些官僚集团形成剑拔弩张的关系。国王首先需要什么？对了，首先需要情绪稳定。你不能因为这个大臣，你看着他不顺眼，你就把他弄死了，弄死了没人给你挣钱了。你不能因为这个大臣说了两句批评你的话，你就把他杀掉。为什么？因为只有他懂国际贸易。你也不能因为一个技术专家和你有不同的看法，就把他割除掉，因为这门技术只有他懂。

这不仅要求君主从马背上征战的君主，变成一个庙堂上进行计算的君主，它还要求君主情绪总体稳定。你首先作为君主，最重要的能力不是你肆意妄为的能力，而是节制自我的能力。从君主开始，你就要学会压抑掉那些看不顺眼的情绪，压抑掉那些对别人的愤怒。要学会起码跟大臣们和官僚系统，形成协作，形成妥协，形成意识和商议。

君主是这样的，官僚集团也需要这样的素质，因为专业化和搞经济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对人理性的一种训练和规训，因为这也不是你一个人能干成的，这是一个系统上的各个链条，都按照一个规律去做事才能干成的。

你也不能总抢别人吧？随着贸易范围的扩大，你越来越需要和不同的文明之间打交道，契约就变得重要。契约的出现一定是一个理性的结果。不仅契约，还有国际法、国际贸易等等现代世界中出现的问题，都开始在那个时代逐渐浮现出来。

你说好多条约是不平等条约，没错，这是先发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优势，但是“不平等条约”它的主词依然是条约。它首先是个条约，是我和你彼此承认了这个条约，哪怕这个条约是不对等的，但这和过去不立条约、直接打到服为止，是两个状态。

埃利亚斯说，在这样的状态下，一个整体性的协作开始出现了，君主如是，官僚机关如是，地方领主手里拿着钱，却不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的大权。他没有这么多可支配的财富，他也没法招兵买马和雇佣。在这个意义上，地方领主越来越失去了反抗中央领主的能力。换句话说，过去的个人英雄主义渐渐不起作用了，那种血与火的搏杀也不太管用了。现在的协作、妥协、审慎、谈判、契约、计算，变成了一个国家的核心能力，而且这个能力是从上到下逐次传播开的。

讲到这里，也许你会好奇，地方领主不能搞钱吗？贵族不能起来吗？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历史问题。最先意识到这样一个变化的、有识之士的君主们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他们掌握了大量的财富。随着货币的更广泛的使用，开始出现了大量的货币的铸造。

我们都知道，简单说就是印钱嘛，造钱嘛。造钱之后，一定会带来一定的货币贬值。于是乎，被迫卷入到货币经济中的那些地方领主，也就是贵族们，手里拿的钱开始贬值了，就更离不开什么呢？更离不开依赖和讨好中央领主，因为财富的大头并不在他们手里。

这批地方领主的贵族们，对中央领主的依赖程度开始出现了增长。而中央领主的喜好已经不是征伐了，而是什么？而是一套基于内在强制性的自我约束而出现的越来越复杂的、我们称之为繁文缛节的、没用的礼仪。

这套礼仪的背后，还有一整套哲学观念层面的背书，这叫人的成长，这叫个性的成长，这叫理性的发现，这叫清醒的现代人。一大堆背后的正当性的说法，配合着现实的经济运转，使得贵族越来越没有用了。

贵族就只剩身份了，但他在什么意义上表现我是贵族呢？他们是最接近中央领主的人，也是最早习得和可以照着中央领主，模仿这套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人。于是，围绕礼仪的卷，就在各个阶层中遍布开来。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埃利亚斯说，你还要看到，中央领主或者叫君主，处在一个很好的位置上。为什么贵族会衰落啊？我也不怎么打仗了，不需要你们这些能打仗的人了。我也不把人和土地分给你们了，你们手里就掌握着有限的货币，而货币的价值，又经常是被我所统领的这个国家机关所调节的。就是你们手上的财富的多少，和你们所有的一定数量的钱，到底有多少价值，这些本身受到国家机关的调节嘛，受到国家经济生活的影响嘛。

这批人在衰落，埃利亚斯说，还有一批人在崛起。什么在崛起呢？商人或者叫资产阶级，这批商人就是整个现代世界转换的枢纽环节，大家开始搞钱了。搞钱是有门道的，不能靠抢的，需要低买高卖。商人是自由民，他和地方领主之间没有人身依附关系，这个群体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需要贸易。

我不说了吗？你千万不要觉得东印度公司什么是一个商业机构，东印度公司的本质是国家帝国权力机制的触角。商人群体开始出现，而商人群体是最懂妥协的艺术的，是最懂谈判的艺术的，是那些靠理性算计来牟利和生存的人。

这些人在国家生活中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他们开始渐渐地成为国王重视的群体。于是乎，国王手下有两拨互相竞争的群体。国王除了搞钱和搞经济之外，就是要慢慢地去不断地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这边力量如果强一点了就打一下，就扶植一下那边；那边力量强一点了，就扶植一下这边。贵族和资产阶级围绕着所谓的中世纪的绝对主义的君主国家，展开了竞争，而这些竞争又具体体现在什么层面呢？竞相模仿上层所向往的那些礼仪规范，来彰显人文明的内心。

由此，自我强化、自我调节、自我均衡的一套机制，成了一种模板，开始从君主扩散到贵族，扩散到资产阶级。而社会中的下层也看到的这个趋势，开始进行模仿，以期实现什么？阶层的跃升。埃利亚斯说，节制、自律，都成为了和所谓的启蒙现代相匹配的同频词汇，也塑造了那个时代的某种风尚。

今天我们的人特别不容易理解风气和风尚这两个字。什么是风气？就是大多数人所追逐和模仿的行为方式，就叫风气。这个玩意儿也叫时尚，也可以翻译为fashion。在中央领主面前，贵族也好，资产阶级也好，或者说商人也好，他们的谈笑、他们的举止、他们的礼仪、他们的社交，都要首先以自律为前提，被精心雕琢，这样才能表示自己对国王和国王所统领的官僚机器的敬畏和服从，而维持与国家的良好关系。

在这个图景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君主的强大，或者叫国家的强大和神圣不可侵犯，还能够看到的是，两支不同力量的不断地消涨。

因此埃利亚斯说，什么叫现代国家？他说现代国家，不只是什么个人的成长，什么理性的人的出现。他说现在的国家，本质上是君主通过官僚机关，实现了国家对暴利和税收的独占。这个独占，用更熟悉的话说，叫垄断。国家垄断了经济，也就垄断了财政税收。通过垄断财政税收，使得它可以垄断军队，为什么？因为它不用再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给领主了，军队就直接控制在中央领主手中。

讲到这里，我们基本上已经讨论完了《文明的进程》这本著作的最核心部分。它之所以重要，埃利亚斯之所以不是无名鼠辈，而是大器晚成，就是因为在我看来，他用社会的变化，解释了两个看上去毫不相干的问题：一个是个人的行为为什么越来越文明礼貌了？一个是国家，现代国家，它的国家能力到底是如何出现的，以及这个国家能力的本质是什么？不是我们在政治哲学中习惯看到的那套表述，而是国家通过理性计算的方式，实现了对暴力和税收的绝对垄断，这才是《文明的进程》的最核心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埃利亚斯，把社会学带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他解释了个人与国家的双向成长。埃利亚斯的这些讨论其实打破了一些我们的常识。什么常识？比如说，我们认为，现代国家的出现，它的前提来自于理性人的、独立的人的成长。我们会认为，国家和个体之间在现代世界中是在分一块蛋糕，个人权利多了，国家权力就变少了，这是我们普遍的一种认识。所谓的大政府、小社会或者大社会、小政府，特别多这样的讨论。

埃利亚斯说，你们可能搞错了。现代国家的出现，表面上看是个体的理性化，而实质上是，恰恰国家通过个体的理性化实现了对暴力和财政税收的绝对垄断。因此，现代个体与现代国家，在埃利亚斯这里，其实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共同成长的过程。

那么这个共同成长到底意味着什么？打破这种认识，对于我们理解现在社会，到底有什么样的帮助？为什么我会说，埃利亚斯跟福柯本质上是同一时代的人？《文明的进程》和《规训与惩罚》其实有着内在莫大的关联。对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下一讲中具体展开，帮助我们透彻地理解埃利亚斯跟福柯，也帮助我们比较透彻地去理解什么是现代文明。好，我们下一讲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