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政治的必需-2

困扰民主国家的，还有许多其他的治理失误。众所周知，拉丁美洲是世界上贫富最悬殊的地区。那里，阶级等级往往等同于族裔。其民粹领袖的上升，如委内瑞拉的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和玻利维亚的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与其说是不稳定的起因，倒不如说是不均的症状。很多人觉得，名义上是公民，但在现实中却横遭排挤。持久的贫穷经常滋生其他社会功能的失调，如帮会、毒品交易、普通百姓的不安全感。在哥伦比亚、墨西哥、萨尔瓦多，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威胁国家本身和其基本制度。不能有效处理这些难题，民主制合法性便会受到破坏。

另一案例是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它一直维持颇为成功的民主制——考虑到其贫穷程度、种族和宗教的多元、幅员的广袤，此成就尤为惊人。（如以更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待印度的政治发展，将会减少我们的惊异。这是本书第10—12章的主题。）但印度的民主，就像香肠的制作，越是近距离观察，其吸引力越是下降。举例来说，几乎三分之一的印度立法委员，现正遭受各式的犯罪起诉，有些甚至是重罪，如谋杀和强奸。印度政治家经常从事公开的政治交易，以政治恩惠来交换选票。印度民主的烂搅难缠，令政府在重大的基础设施投资上很难做出决策。印度众多的城市里，在漂亮耀眼的高科技中心旁，往往可见非洲式的贫穷。

印度民主明显的混乱和腐败，经常与中国快速和有效的决策形成强烈对比。中国统治者不受法治或民主责任的牵制：如想建造大水坝、拆除旧居以造高速公路或机场、实施即时的经济刺激，他们的速度远远超过民主的印度。

第四种政治焦虑与经济有关。现代全球资本主义，证明是高效的。其创造的财富，远远超越生活在1800年前任何人的梦想。自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几乎翻了四倍。[注]由于贸易和投资的开放政策，亚洲人口的大部已挤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但全球性资本主义仍未找到避免大幅波动的良方，尤其是金融业。金融危机定期折磨全球的经济增长，20世纪90年代初是欧洲，1997—1998年是亚洲，1998—1999年是俄罗斯和巴西，2001年是阿根廷。可说是罪有应得，此种危机最终在2008—2009年击中全球资本主义的老窝——美国。为促进持续的增长，自由的市场很有必要，但它不善于自动调节，特别在涉及银行和其他大型金融机构时。制度的不稳定最终仍属政治上的失败，即未能在国家和国际层次上提供恰当的管制。[注]

这些经济危机的累积，未必减弱把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当作引擎的信心。中国、印度、巴西和其他所谓的新兴市场国家，凭借对全球性资本主义的参与，在经济上继续表现良好。但显而易见，开发恰当的管制以驯服资本主义的大幅波动，这一政治工作尚未完成。

政治衰败

就民主前景而言，上述情形涉及另一种紧急但又常被忽略的焦虑。政治制度的发展通常是缓慢和痛苦的，必须经历漫长岁月。人类社会一直在努力组织起来，以征服自己所处的环境。政治制度一旦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便会发生政治衰败。制度的保存自有规律。人类是循规蹈矩的生物，生来就倾向于遵守身边的社会规则，并以超越的意义和价值来加固那些规则。周围环境改变时，便会出现新的挑战，现存制度与即时需求便会发生断裂。既得利益者会起而捍卫现存制度，反对任何基本变化。

美国政治制度可能正面临其适应能力的重大挑战。美国制度基于这样一种信念：集中的政治力量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构成了朝不虑夕的危险。因此，美国宪法设有广泛的相互制衡，使政府的某些部门得以防范其他部门的暴政。迄今为止，这个制度表现良好。因为在历史关键时刻，当强大政府是不可或缺时，其政治领导最终能达成共识，取得胜利。

很不幸，没有机制上的保障能够确保美国制度既防范暴政，又在必要时按照初衷来顺利行使国家权威。后者取决于对政治目的达成社会共识，这恰是最近几年来美国政治生活中所缺乏的。美国现在面对一系列巨大挑战，大部分与其长期财政困境有关。过去一代，美国人把钱花在自己身上，没有缴纳足够的税款。宽松的信贷，以及家庭和政府的超支，无疑是雪上加霜。长期的财政亏空和对外负债，威胁美国在世人眼中的国力根基。其他国家的地位，如中国，则获得相对拔高。[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