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年轻人，并不那么执着于“人生的最优解”

对于当下的年轻人来说，有个亮眼的学历、寻找终生的事业、选择人生伴侣、走入婚姻、生儿育女……每一步都需要深思熟虑、前瞻后顾，尽量寻找到那个“人生最优解”。但对曾经是“新世纪旅行者”的英国绘本作家埃米莉·格雷维特来说，做重大的决定更像是纵身一跃，然后尽情体验，并从中学习如何“注重实际地创造”。

埃米莉·格雷维特的人生随性所致，又收获的远比期待的多。她出生在艺术家家庭，高中毕业后拒绝进入大学，登上巴士开启吉卜赛式生活，成为“新世纪旅行者”。在四处漫游的巴士上，她结识人生伴侣，女儿降生后才重新回到房屋里生活。在养育女儿的过程中，她发现自己想要创作绘本，三十岁开始读大学，为课程作业创作绘本，从未期待出版，却获得了凯特·格林纳威奖。

这样的人生只是基于运气和才华吗？在接受采访时，埃米莉总会大笑，比如在谈到她藏在作品中的小把戏、喜欢的《花生漫画》，还有她的生活与朋友，那种兴致勃勃的喜悦让在场的人都跟着雀跃起来。

或许，这种放松与兴致勃勃，正来自于她从没想过要去寻找“人生的最优解”：“我觉得稍微叛逆、调皮一下是件好事，因为这就是你发现和犯错的方式。如果你真的从来没有犯过错误，你永远不会学到任何东西。”

高中毕业，

开始在巴士上生活

新京报：在你的绘本中，叛逆和淘气是一以贯之的主题。青少年时期的你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呢？

埃米莉·格雷维特：当我高中毕业时，我离开了家，到巴士上生活，这个选择是对父母的反抗——他们想让我去布莱顿读艺术。

那时候我并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我只知道“我不想要什么”，我不喜欢我爸爸让我去学的那种纯艺术，也不喜欢美术馆里的氛围，好像那里的人很聪明，了解更多，我有些排斥这种感觉。我喜欢画画，但当时所见的艺术性的画画教育并不吸引我。

新京报：你从小就喜欢画画吗？那时会用图画来讲故事吗？

埃米莉·格雷维特：我爸爸是版画艺术家，妈妈是艺术老师，所以我身边总是围绕着画画的工具，像颜料、画笔和纸。他们认为画画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从我三岁起，他们就会带我出门，找个地方坐下，对我说：“画画那栋楼，画画那个人。”所以我从很小就开始画画，也爱画画。

从小我就会用图画讲故事，但是真正有意识地去做这件事，是在我24岁时，女儿出生后。当有了孩子之后，我开始给她读图画书，并且想——这就是我应该做的事！

在我小时候，我爸爸和绘本作者雷蒙·布里格斯一起工作，布里格斯创作了《方格菌》，关于绿色坏脾气的污魔怪，还有《圣诞老爸》，这些都是我的最爱。当然，还有被改编成动画片的《雪人》。布里格斯在布莱顿大学当老师，我爸爸在版画系当技术人员，所以他们是同事。布里格斯同他笔下的人物一样，坏脾气，不喜欢小孩。约翰·弗农勋爵也和我爸爸一起工作，他的绘本《超级果酱三明治》同样是我的最爱。他还活着，他特别亲切，是个很可爱的人。我并没有和这些创作者有太多接触，但是他们的书来到了我的生活中。

新京报：你还记得高中毕业后离开家，成为“新世纪旅行者”那一天的心情吗？你父母对此作何反应？

埃米莉·格雷维特：那一天我特别开心，因为我自由了！没有父母告诉我他们想让我做这或做那，一个大大的世界在眼前等着我去探索。而我的父母在开始的时候很沮丧，他们当时已经分开了，并没有住在一起。我的妈妈很失望，我的爸爸更理解我一些。而后来，当我十八岁时，把我现在的丈夫尼克带回家的时候，我妈妈的态度彻底改变了，她特别开心，还来和我们一起住在巴士上。

新京报：在巴士上，你过着怎样的生活？还会一直画画吗？

埃米莉·格雷维特：当时在英国，有几千人过着在巴士上的生活。人们一群一群地生活，聚集在一起，而当夏天来临，所有在巴士上生活的人来到一起，开启盛大的节日。这样的生活方式很有意思，但也很艰辛，没有水和电，也不被允许在某处长期停留，所以要一直迁徙。我们睡在车内的地板上，在农场做临时工，摘草莓和苹果。到了寒冷的冬天，日子会更难熬。

当我遇到我后来的伴侣尼克后，我们一起攒钱，买了自己的宿营拖车，后来，我们买了一辆自己的二手巴士。攒钱并不容易，那段时间我们吃得很少，由此可见英国吃的很贵，而巴士很便宜，哈哈。尼克原本就会开车，而我学了四年才学会。

在巴士上生活的时候，我仍然会画速写，画在做各种各样事情的伙伴们、画别的巴士，看见什么画什么。一切都围绕着生活，自由地生活，画画，和其他非常有创造力的人们建立连结。

新京报：你的伙伴们在创造些什么？诗歌、小说之类的创作吗？

埃米莉·格雷维特：这里所说的“创造”并非是写诗之类的创作，而是手工制作所需的物件、修理引擎这类的实用的事情。我在巴士上学会了所有事情，比如如何焊接，这是很好的！

新京报：你来自一个艺术家家庭，但是你更倾向于欣赏“实用的创造”，这是为什么呢？

埃米莉·格雷维特：我的父母虽然是艺术家，但也是很实际的人，比如我爸爸不会花钱找人装修一个厨房，而是自己建造厨房。我妈妈会缝纫、编织，还会动手做物件。这与我在巴士上遇到的人们是相通的，他们都会自己动手做所有的东西。我妈妈今年已经86岁了，她还会自己做石雕，她70岁生日时，我送她的礼物也和石雕相关。

我想，这也和我爸爸是版画技术人员有关，他向我展示的都是很实际的动手能力。我小时候去和他待在一起的周末，他会和我说：“让我们做个风筝吧！”“让我们用这些石膏做点什么吧！”

注重实践的生活态度也影响了我的绘本创作。对我来说，书不只是一个“想法”，更是一件你可以拿在手中的“物品”。所以我在创作绘本的时候，会探索如何让它在读者手中变得有趣，而不只是表达想法或讲故事——所以它和拿着平板电脑阅读是不一样的。

女儿出生后，

找到了自己的创作方向

新京报：是什么让你结束了“新世纪旅行者”式的生活？你又是如何开始绘本创作的？

埃米莉·格雷维特：在我二十五岁的时候，我女儿快满十个月，我和尼克结束了巴士上的生活，买了一个小房子。我女儿总会哭，但当我读书给她听，她就不哭了，目不转睛地看着书页，就像个小书虫。而在给她读绘本的过程中，我发现，这就是我想画的东西！我可以画画并讲故事，这就是我感兴趣的艺术形式。所以在我三十岁那年，我决定重返校园。

新京报：很多人对于自己要从二十出头变成三十岁感到焦虑，你反而是在陪伴女儿的过程中，开启了想从事的事业，是这样的吗？

埃米莉·格雷维特：是的，不过在三十岁的时候，我只是开始进入大学、学习绘画，哈哈。我觉得三十岁是个很好的年纪——三十岁的人还很年轻，但已经建造了一大部分自己的生活。

多么有趣，兜兜转转，我回到了儿时生活的布莱顿，去到父母期待的布莱顿大学学习绘画。我爸爸对此非常自豪，我妈妈有点担心，她怕我让她带孩子，哈哈，那时她也刚刚五十岁，还很年轻，有她自己的生活。不过她的担心是多余的，那时我女儿已经开始上学了。

新京报：你的第一本书《大灰狼》出版后就获得了凯特·格林纳威奖，可以讲讲你是怎样创作它的吗？

埃米莉·格雷维特：在我创作《大灰狼》的时候，别说得奖，我连出版都没有期待过。这本书是我在布莱顿大学读书时的课程作业，老师说可以随便创作，我想讲一个关于狼的故事，但我想不出故事，所以决定列出一些关于狼的事实，并猜想谁会在阅读这些事实呢？一只兔子！这就是这本书的创作灵感。

绘本对我来说是一种体裁，本身有其限制：页数是基本固定的，会以纸质书的形式呈现……但在这样的限制之内，我显然可以做许多不同的尝试，这令我很兴奋——我可以不完全依赖语言去讲述一个故事。

《大灰狼》这本书的故事和大部分绘本不一样，有些悬疑和小小的惊悚，因为我最开始就没想着要出版，完成了之后参加比赛得奖了，进而出版，并在2005年得到了凯特·格林纳威奖。

新京报：在这本书中，你创作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结局，很有悬疑感。你是怎么创作出这样的结尾的呢？

埃米莉·格雷维特：在这本书中，我画了两个结局，一个是狼没有吃掉兔子，它们一起吃着胡萝卜。在这个结局中，我把被撕碎的狼和兔子的纸拼贴在一起来呈现，画风更童趣、稚拙一些。第二个结局是，兔子的门垫上堆满了没有被拆开的信件和传单，还有图书馆催他还书的通知，这或许暗示着它真的被狼吃了。

最开始，当《大灰狼》只是我的大学课程作业的时候，这个故事停留在兔子读的关于狼的书合上了，书上有些抓痕。我预想的是兔子逃掉了，这是一个好的结局。但当我拿给七岁的女儿看，她笑了，并认为狼吃掉了兔子！

当这本书要出版的时候，我陷入了恐慌——我似乎不应该创作一个非大团圆式的结局，这个故事不能这么结束。所以我创作了第一个结局。很多小孩子看过真心相信第一个更开心的结局，我觉得这样很好。当他们长大一些，会发现那个开心的结局或许不那么牢靠。

新京报：会有这样的恐慌，是因为收到了编辑的修改意见吗？

埃米莉·格雷维特：并不是因为我的编辑，是我自己想这样调整。《大灰狼》的编辑也是我最新作品《10只狗狗分香肠》的编辑，我所有的书都是和她合作的，她和我完全是不同性格的人，我们一起合作了二十年。或许可以说我是个忠诚的人——我和我丈夫尼克在一起三十三年了，哈哈。

绘本和生活一样，

实用主义和幽默并重

新京报：在你的书中，总能看到你自己的生活里的物件，它们增加了你的故事的真实感，为什么会选择将你的生活融入作品呢？

埃米莉·格雷维特：我喜欢在绘本中加入我现实生活中的物件。我把食谱、票据、借书卡、宣传单、地图……一切我能找到的东西都放进一个盒子里，这样我需要用到它们的时候就可以找到，甚至是一张有咖啡污渍的纸我也会收进去，然后在创作绘本的时候，把它们用进去。

在书中，我扫描了许多生活里的物品，比如我家的门垫、图书馆的卡片，这模糊了现实和书中世界的界限。还有兔子在看的那本关于大灰狼的红色的书。在兔子不知所终那页，我放了一张红色的书被啃噬的照片。在制作这一页的时候，我尝试让我的狗咬那本书，但它拒绝了，最后是我自己咬的，哈哈。

新京报：这太幽默了。在你的书中，幽默也是很重要的特质，你是怎样在创作中表达幽默的？

埃米莉·格雷维特：对我来说，幽默确实非常重要。有时候，这种幽默是通过画面展示出来的——这也与刚刚说的创作绘本令我兴奋的点有关，“不完全依赖语言去讲述一个故事”。

在《大灰狼》中，兔子读书越发着迷，突然，它意识到，自己走进了书中，就在狼的鼻尖。这个画面氛围很紧张，同时，我又把兔子的神态尽量画得幽默，好像在说：“噢，糟了！”虽然很残酷，但也很逗，有时候幽默能够化解一些残酷。

我的书中也藏着一些小小的把戏。比如在《大灰狼》中，我画了一个狼变成的大树，它吃掉了风筝，在画这个画面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花生漫画》里可怜的查理·布朗！他的风筝永远都会被树吃掉，永远放不起来。我是史努比的忠实粉丝。

还有一些很难被翻译的把戏，比如在故事的结尾，兔子的门垫上有广东餐馆的宣传单，那其实是英语里的“谐音梗”，Cantonese这个词，发音很像Carrot Eats，听起来就是一个兔子会经常光顾的餐厅，对吧？或许有的人会觉得这有些无厘头，哈哈。

新京报：在你的书中，有太多幽默的“梗儿”，它们极具故事性，你是如何在主线故事之外，加入这些有趣的支线的呢？

埃米莉·格雷维特：在我创作的时候，我会尝试着画出更多故事的背景，这样人物也会更立体。一般来说，当我创作到一半的时候，我对人物就会有更多的认识和想象，我就会构思它在主线故事之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比如《大灰狼》里的兔子，它有自己的积蓄，会邮购蔬菜的种子，等等。不过在构想这些之后，要把想象出来的内容简化，并加入合适的位置，不干扰主线故事。

除此之外，我还将对生活里重要的人的感情藏在了书中。《大灰狼》中，兔子借书卡上的那些日期是我朋友们的孩子的出生日期，这些朋友都是我在巴士上生活时认识的朋友。还有我的另一本书《獴哥的信》是献给我的朋友佐伊的，我和佐伊也是在巴士上认识的，我们在我二十岁的时候就成为了朋友。她总想踏上旅途，于是我创作了一只獴踏上旅途，给家人寄明信片的故事。

新京报：《獴哥的信》的提献页也很让人印象深刻，你把佐伊充满活力的照片也印在了书上。你的“新世纪旅行者”朋友也找到了她的终生事业了吗？

埃米莉·格雷维特：她和她的丈夫建造房子、做再生皮革手工包。我有一间很旧的小木屋，当我想翻新它的时候，她和她的丈夫来帮我们做了很大一部分翻新工作。他们仍然会在节日庆典的时候参与其中，缝制装饰品、搭建舞台、安装灯光设施。

新京报：在巴士上的经历和认识的人对你的绘本创作来说非常重要吗？

埃米莉·格雷维特：是的，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有些人仍然生活在车上。我还有一个朋友，她是个律师，当她需要钱的时候，她就去做律师的工作来付账单。现在，她和丈夫重新在巴士上生活，她还有一小片土地，她在那片地上种辣椒。

在我的作品中，藏着巴士上的生活和那时结识的朋友们的痕迹。当然，如果我不说的话，没人看得出来。

新京报：现在在英国，年轻人还会过着“新世纪旅行者”那样的生活吗？

埃米莉·格雷维特：仍然有年轻人在巴士上生活，不过不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那么容易。以前，物价比现在低，年轻人独立生活的成本没有那么高，巴士的驾驶也没有那么多限制。现在，一个人没有到一定年龄，无法取得可以驾驶巴士的驾照。

从探索书的可能性，

到关心更现实的议题

新京报：在你的作品中，经常会呈现出只有在纸质书上才能呈现的效果，要用手拿着书翻页才能体会到乐趣，因此许多读者觉得你的书是无法被电子书取代的。你是怎样创作出这种“无法被电子书取代”的特质的呢？

埃米莉·格雷维特：我喜欢在创作的时候探索书本结构中蕴藏的可能性，因为人们都知道一本书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即使是小孩子也对此很熟悉，所以当你稍微改变它时，读者就会发现它。在我早期的作品中，做了很多这样的探索。

在我的书《再来一次！》中，一只小龙让妈妈反复讲睡前故事，龙妈妈在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朗读中，把故事越讲越短，故事里的角色也越来越困，小龙还是不肯睡觉。这样题材的绘本并不少见，所以我将书中书也设计成了一个独立的、有重力的世界，里面的恶龙、公主和其他角色都像是舞台上的话剧演员一样。当小龙发脾气把书摔来摔去的时候，它手里的书中的角色，也和书中的文字一起，被甩到了一边。

在创作过程中，我一直找不到一个让自己满意的结尾。有一天早上醒来，我梦见一本书上有一个洞，是小龙喷出的火在书上烧出了这个洞！这样的梦只发生过那一次。于是，在《再来一次！》的封底，因为小龙闹着不睡觉而发怒烧出的洞冒着烟，小龙的睡前故事中的恶龙、公主都从那个洞中爬了出来。我很喜欢这样玩纸质书的结构，也觉得那个梦很神奇。

新京报：在尝试了各种对书的结构的探索之后，你现在创作的关注点有什么变化吗？

埃米莉·格雷维特：随着我的年纪变大，我在创作中更加关注环保主题的内容，这种关注可能是下意识的。我的作品《爱整洁的皮皮》就是与环保相关的，最近，我刚完成这个系列的另一部作品。

我们把世界搞得一团糟，不是吗？在我年轻的时候，气候变暖、环境变化仍然感觉离我们很遥远，但现在它正在发生，不是吗？虽然让全社会采取有效的行动并不容易，但我想创作与之相关的故事。

世界总是在剧烈变化。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根本没有智能手机，甚至我今年二十七岁的女儿直到2018年左右才拥有智能手机。但现在的小孩子都在使用它了。

新京报：技术的变化速度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现在自动生成图画的AI也已经出现，艺术家的处境是否会越来越艰难？艺术家创作的优势又在哪里呢？

埃米莉·格雷维特：艺术家的处境确实越发艰难。当然，我认为AI生成一本好的绘本是很难的，但复制一本平庸的并不难。几年前，我担心人们会在平板电脑上阅读，不再看纸质书，但这并没有真正发生。所以我希望能够出台一些保护措施，阻止AI从我们在互联网上发布的内容中学习。

我认为画画和写作应该是属于人类的工作，我们需要表达对生活的感受，向孩子们展示人性化的一面，这种对生活的体悟是细致入微、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不是某些机器能决定的。我们需要反映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不认为应该让机器为小孩子创作。是我们自己把事情都搞砸了。

新京报：你觉得在当下，孩子们需要些什么呢？

埃米莉·格雷维特：现在人们总在寻找“最优解”，也期待孩子们表现得很好。但我觉得，稍微叛逆、调皮一下是件好事，因为这就是你发现和犯错的方式。如果你真的从来没有犯过错误，你永远不会学到任何东西。

我的女儿是个很乖的孩子，我曾经试图让她调皮，但她真的很乖。她刚刚完成了社会人类学的研究生学业。我很感谢她，要不是她来到这个世界，我不会创作绘本。我觉得这很酷。

我现在还记得小时候，爸爸给我睡前读罗尔德·达尔的故事，《詹姆斯与大仙桃》《查理和大玻璃升降机》《女巫》，还有《玛蒂尔达》。

那个喜欢读书、一直对不合理说“不”的玛蒂尔达是我的最爱。我那时就想像玛蒂尔达一样，有自己的魔力。

采写/王铭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