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诗人布罗茨基有一个有趣的比较。他说,这两位俄国大作家在时间上的接近,是俄罗斯文学的大不幸。陀思妥耶夫斯基窥见了上苍的秘密,在精神上攀得太高,于是上苍便派来托尔斯泰,提倡艺术摹仿现实的观点,确保陀氏的精神得不到延续,因为陀氏是独一无二的,而托翁却是可以仿效的。
按照布罗茨基的说法,俄罗斯那条未走之路便是现代主义,就保守秘密而言,上苍在西方遭到了挫败,陀氏对卡夫卡开始的西方现代派作家的影响就是一个明证。但在俄罗斯上苍却赢了,俄罗斯文学跟随托翁,从契诃夫、科罗连科、库普林、高尔基等人,直达二十世纪的社会现实主义,文学被降至人类社会学的水平,而陀氏对形而上学的兴趣,对人类无限心灵的探索,在俄罗斯中断了。
我并不完全认同布罗茨基对托翁的评价,但这位诗人的确看到了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两条道路,现代派文学意味着更注重表达思想,而不是刻画人物个性,前者正是陀氏小说的特征。当布罗茨基暗示陀氏是现代派文学的奠基者时,他其实是在指出,十九世纪属于托尔斯泰,二十世纪属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体现在小说的主题上,托翁是在追问“人应当怎么活着”,陀氏却是在追问“人为什么活着”。
就此而言,陀氏于1864年发表的《地下室手记》成为他创作的转捩点。
人的行为不会单单依靠理性
《地下室手记》是一部完全由主人公的内心独白所推动的小说,以下我们就把第一人称叙事的主人公称作“地下人”吧。地下人自称肝脏有病,但从不去看医生,他不想治病是出于气愤。从前他是一个官吏,可现在他不工作了。他待人粗暴,并以此为乐,看到别人求他办事而遭到羞辱他就特别开心。但是,他转瞬又说自己是在撒谎,他其实成不了一个真正凶狠的人,“既不是英雄,也不是爬虫。”
地下人住在彼得堡一个简陋破旧的房间里,开篇全是他的自言自语,用他的话说,他的意识过多,正常人只要具有赖以生活的意识就够了,而“过多的意识是一种病”。这过多的意识即人的任性和幻想。地下人常常为此责备自己,折磨自己,直至承认自己内心很肮脏。事实上,他是个极端自尊的人,但如果有人打他一耳光,他又会感到高兴。他瞧不起只会行动的人,在他看来,那些行动者都是没有个性的人。
他内心其实是很羡慕那些行动者的,并认为自己不过是只老鼠,受到歧视时只会躲在地下室里,尽管有强烈的报复心,也只会在想象中追忆受辱的细节,并且添枝加叶来嘲弄自己。当他真的想报复别人时,又变得犹豫起来,因为如果采取行动,对方可能毫不在意,反而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痛苦。这一切都是由于“过多的意识”造成的。然而,假如人只是一只动物,对外界只能做出物理的反应,那么人活着又有什么意义?
我们看到,陀氏正在将地下人的内心独白推到极致,使他看上去像个不正常的人,这自然是出于理性人的看法。多数人会毫不怀疑地信奉科学理性,地下人却不愿就此罢休。比如“二二得四”是不能反驳的,这是数学逻辑的推论,是自然法则,而地下人却要对此表示怀疑。理性的人都会为自己的行为找到根据,而地下人却找不到原因,他心里只有满腔怨恨,就像他牙痛时会在哼哼中得到快感,对那些嘲笑他的人不屑一顾,哪怕这样做在别人眼里是多么不可理喻。
请别以为地下人是又一个俄罗斯文学上的“多余人”形象,他认为自己即便想要当一个懒汉都做不到,那样的话,他身上至少还有一种肯定无疑的禀性。当时俄罗斯知识界的流行观点是西方理性主义,比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宣称,人身上不存在自由意志,其行为都是遵循自然法则,人们做坏事是因为不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一旦通过启蒙认清“善”才是符合自己利益的,就会在理性和科学的引导下建立起一个美好的水晶宫社会,人性的缺陷将不复存在。但是,地下人却认为,人的行为不会单单根据理性。
现代人信奉自然规律是唯一的生存之道,“人的行为自然将根据这些规律,通过数学方法,像对数表那样计算出来,一直算到108000项,并一一载入历书;或者更妙的是,一些良师益友式的出版物将应运而生,就像当今的百科辞典一样,对所有的一切都作了如此精确的计算和记叙,以至世上不复有任何人的行为,不复有任何冒险行动了。”对于地下人来说,那些鼓吹利益即道德,相信理性可以使人行善的人,违背了一个显明的事实,那就是现代即使不是变得更残忍,也是变得更恶劣了。
一个人的心灵是自由的
理性设计会压制人的本性,现在我们可以明白布罗茨基的意思了,所谓陀氏窥见了上苍的秘密,这秘密就是人类心灵的非理性。人的自由意志决定了,人往往会有各种荒诞不经的幻想,做出不可理喻的事,从而证明自己是人,拥有“永恒的不良习性”。但是,“当唯有二二得四盛行于世的时候,还有什么个人意志可言呢?”毕竟人所追求的全部目的是生活,不是二二得四的规律。
人类“喜欢追求目的,却并不喜欢达到目的”。这句话对人性的洞察,要比托尔斯泰的道德教诲更加深刻。在地下人看来,“对于真正的苦难,即破坏和混乱,人是永远也不会拒绝的。”这就是复杂的人性。贪婪、虚荣、自大、谄媚、伪善、嫉妒、势利,这些人的本性导致了生活的痛苦。水晶宫是没有痛苦的,因为痛苦就意味着世界的不完美,可没有人性缺陷的世界,就不是人的世界了。
为了证明人是情感的动物,人的自由意志既可为善,亦可作恶,地下人开始回忆往事。他是个极度敏感的人,总觉得自己长得又丑又蠢,同事似乎老是用厌恶的眼光看他,而他同样在心里蔑视他们,因为他们全都工作勤勉,向往富贵,只有他憎恶公务,感到自己在机关里不过是个懦夫和奴才。“我是独自一个,而他们却是所有的人。”这个“所有的人”就是他的敌人,他除了在地下室读书,胡思乱想外,跟谁都不来往。
他盼望发生一个故事。终于有一天,他路过一家小饭馆,看到里面有人在打台球,于是便走进去,无意中挡住了一个军官的路,军官抓住他的肩膀,若无其事地将他挪到一边,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地下人怀着羞愧回到家里,幻想军官在冲突中将他扔出窗外。这以后,他怀着愤恨悄悄跟踪那个军官,拟写了一封要求决斗的信。这封信没有寄出去,他几度试图在涅瓦大街上故意与军官相撞,但最后一刻还是让开了。
地下人为此感到痛苦万分,他想象自己有一天能成为英雄,征服世界,然后含着泪水拥抱所有的人。他开始去同学家做客,在别人客厅里却一言不发,闷闷不乐,对所有的人都怀恨在心,因为他们都瞧不起他,“他们什么都不懂,他们对现实生活毫无所知,我敢发誓,正是这一点最使我感到气愤。”当他参加一个同学去外省赴任的送别宴会时,他和所有的人都吵了起来,并向其中一个人发起决斗,结果大家越发不理睬他,丢下他就离开了。
他坐上马车去追那伙人,头脑里全是疯狂的念头,他感到遭受了侮辱,既想要复仇,又觉得荒唐。等他来到一家隐蔽的妓院时,大家都不在那里,只有一个年轻女子。他已经喝得烂醉,对着那个姑娘大发议论。此刻他所有的知识都用上了,他开导她不应该糟蹋自己的青春,受尽凌辱,患上痨病,慢慢地死去。一个人的心灵是自由的,应当去恋爱,去结婚,哪怕这意味着要过穷困的日子。他的宏篇大论终于引起姑娘伤心,送他出来时,把一封男人的旧情书递给他看。
接下来几天,他幻想着姑娘会来找他,向他表白爱情,但又怕她来找他,发现他的穷困潦倒。那个姑娘真的上门了。他俩都感到窘迫,默然相对。地下人几乎失去了理智,为了报复她的不请自来,他冲她大喊大叫,说他那个晚上不过是在嘲弄她,因为有人侮辱了他,他就拿她出气。
“我恨你,因为我那时对你撒了谎。因为我只不过是耍嘴皮子开开心,听凭脑子胡思乱想一阵子。而实际上,我要告诉你,我需要的是什么呢?要你们统统完蛋,正是这样!我需要安静。为了求得安静,不致有人来打扰我,我马上可以只收一个戈比把整个世界卖掉。是让整个世界毁灭,还是让我不喝茶?我说,为了让我永远能喝茶,宁可让世界毁灭。”
休谟表达过同样的思想:“我宁愿毁灭全世界,也不愿划伤我的手指,这与理性并不冲突。”不过,地下人在表达这一思想时却不像休谟那样冷静,而是近乎狂怒,像是在反驳自己。出乎意料的是,姑娘听到他的狂喊后,猛地扑到他面前,双手搂住他的脖子,放声大哭起来。地下人也禁不住号啕大哭:“人家不让我……我不能做一个……善良的人!”他扑倒在沙发里痛哭。
但是,很快他就感到了羞愧,“眼下我们的角色完全颠倒过来了,如今她成了英雄,而我却变成了一个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他抬起头来,“反正迟早总得抬起头来的。”他心里萌发起占有的情感,两眼闪射出灼热光芒。姑娘先是感到惊惧,但顿时就明白过来,拥抱了他。不过,一刻钟后,她就坐在地板上,脑袋耷拉在床前。这一回她全明白了,他只是在对她进行报复,不可能爱她。姑娘从地上爬起来,一声不响地离开,将他递给她的五卢布扔在桌上,走了。
地下人追出去,大雪纷纷扬扬,街上空无一人。他为什么要追她,这样的结果难道不是更好吗?此后他再也没有见过她。但是,他总感到问心有愧,于是要在这篇手记中暴露自己的卑劣。他知道,这篇小说中没有英雄,只有反面人物,因而将会给人不愉快的印象,由于“我们大家脱离生活,都各有各的缺陷,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如此。我们脱离生活已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有时对真正的‘活生生的生活’感到某种厌恶。”
在向“我们大家”发出的挑战中,地下人捍卫了真实的生活。
“哪儿没有爱,哪儿也就没有理性”
熟悉陀氏生平的读者或许有所了解,陀氏从彼得堡起程前往西伯利亚,经过朋友家,看到客厅里灯火辉煌时,曾禁不住热泪盈眶,在监狱里他阅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渴望着高墙外的自由。但如果我们不了解他出狱后的思想变化,他对西方理性的失望,就不会明白这篇小说的意图,也不会明白,为什么后来的尼采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都宣称地下人是自己。
这些作家和思想家都跟随陀氏,反对现代理性主义。纪德曾敏锐地指出,陀氏作品中的人物有一个特点:“一种情感突然转变为对立的情感。”从癫狂到悲伤,地下人的情绪常常矛盾而错乱,但都是出自他的直觉。一方面,他似乎受到理性的影响,奉行利己主义,即使世界毁灭也绝不影响自己喝茶;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情感才是人的本性,他拒绝治疗牙痛就是在反抗自然法则,并借嘲弄自己来嘲弄理性。他对待妓女的态度由同情转恨,同样不是在谴责知识人的虚伪,或者恶棍的卑劣,而是表明,在“活生生的生活”中,人的心灵往往是不受理性支配的。
在所有对陀氏思想的探讨中,舍斯托夫的分析最为深刻。他认为陀氏具有双重视觉,总能看到“我们大家”看不到的东西。在陀氏看来:“哪儿没有爱,哪儿也就没有理性。”而理性将利益视作人类行为的最重要动机,导致价值贬值。陀氏想要突破自然法则,正是为了走出“我们大家”注定生活于其中的地下室,而“所有的人”都把地下室看作是唯一的现实,即一个由理性规定的世界。
可以想见陀氏的世纪孤独,他的第二视觉发现了现代人堕落的秘密,那就是理性放逐了心灵,这使陀氏感到脚下的土地在塌陷。按照康德哲学,经验世界是由理性原则所规定的,陀氏则认为,现实生活中不存在这种永恒的原则,并试图与理性的自明性相对抗,充足理由律是不存在的,二二得四的规律是不存在的。对他来说,逻辑上是正确的东西未必就是绝对真理。但是,由于他的这种努力看不到任何希望,地下人才感到如此屈辱和痛苦。
在常人眼里,地下人的言行完全是癫狂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陷入了癫狂。感性的人往往是情商低的人,陀氏和他的地下人就是如此。可是,我们不应忘记,陀氏的真正意图是反对当时从西方传来的流行观念,即可以从自然法则推导出历史法则,并听凭其摆布。地下人向我们指出,人的最高利益不是服从理性原则,而是行使自由意志,不能为了福祉、安宁牺牲人的自由和个性。通过地下人近似癫狂的言行,陀氏揭示了人的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冲突,无论这决定论是自然的,还是历史的。
陀氏对于建构理性的质疑,预见到了后来的乌托邦灾难。这是一个患有癫痫病的阴郁作家从上苍得来的启示,他在十九世纪就已意识到,理性社会要求的一致性将摧毁他所珍视的“活生生的生活”,哪怕这生活充满悲伤和不幸。完全由科学理性统治的世界是可怕的,它无视陀氏所说的“活的灵魂”,这质疑也包括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人工智能时代。因为,如果没有自由意志,人类就将不成其为人,不可能有真正的生活。
归根到底,这是一个关乎人为什么活着的基本问题,它必然会导向人类存在的形而上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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