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一位村官的“诤言”，为何引起了毛主席的关注？

“报粮食产量要对得住群众，尤其是报所谓的‘瞒产’、‘私分’粮食产量更要实事求是，丁是丁，卯是卯，乱报是自欺欺人。宁愿挨上面批评，也不愿让群众指着自己的脊梁骨骂。这样上报的数字是虚假的，我做不出来。”在如今的人们看来，敢于实事求是的基层官员一定是忠于职守、值得赞叹的，可这样的作风放在“浮夸风”四起的背景下，听闻者的第一反应不见得是赞许，反而会担心如此“口吐狂言”的人会不会背负沉重代价。开篇这段话就出自当时的一位普通的“村官”，凭借实事求是的诤言一度惊动了毛主席，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请记住一个名字——梁纪南，他没有什么丰功伟绩，唯有一副敢于仗义执言、为民请命的傲骨，当年身为一位名不经传的大队支书，却用身体力行抵制了“浮夸风”的进一步蔓延。1958年下半年开始，公共食堂浪潮来袭，几个月内，全国农村纷纷过起了“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生活，更加可怕的是，被“浮夸风”吹得头脑发昏的领导干部们，一度认定全国上下都处于粮食装不下、吃不完、用不尽的状态。正当全国各地有如东汉末年张鲁行“五斗米道”情景再现之际，坐吃山空的势头已然初见端倪，吃不饱饭的公社社员纷纷四处找寻杂粮、野菜充饥，给时任广东省新兴县里洞公社蒙坑大队支部书记的梁纪南极深的触动。“这种无计划用粮是打肿脸皮充胖子，自欺欺人，公共食堂这样吃法，即使是一座‘粮’山，也会吃空的。”此言一出必是一语成谶，偏偏基层粮食储备已经纷纷告急，不少中层领导人们还处于头脑发热之中，由此，一场“反瞒产”运动开始了。1959年初，年关将至，梁纪南所在的新兴县也开始对基层干部展开“高压逼粮”的政策，面对大多数人习以为常的报假数只为早点回家过年，梁纪南宁愿挨批评也决不照办，开篇那段话就是他当时对上级领导问询的解释。全县四级干部会议过后，“反瞒产”运动依旧如火如荼，就在其他公社为了凑粮连种子都尽数上交之际，梁纪南硬是将蒙坑大队来年生产需要的种子和饲料粮留下了一部分，而这仅仅是他对于“浮夸风”展开抵制的开始。从那之后，凡是出席各种会议，提及“对公共食堂的意见”这一问题，他的回答在身边人眼中都是“不合时宜”的。“公共食堂不好，说好是假的。办公共食堂鸡养不了，人也饿死了。”1960年4月，眼看着大队上下五分之一的村民患上水肿病，不少妇女、小孩都因此性命堪忧，梁纪南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焦急与怒火，一个念头油然而生，那就是必须将基层如此严重的民生危机向上级领导反映，只为早日得到合理的解决办法。没有多少文化的他找来大队文书帮忙代笔写信，一方面提出要体制下放、反对“浮夸风”和“共产风”等问题，一方面对解散公共食堂提出了10条意见。可想而知，一位小小“村官”能有如此真知灼见，足以见得他体察民情之入微、求真务实之恳切。事实上，当年的确还有不少民众及基层官员写信反映情况，可大多数都是匿名信，有如梁纪南这般敢于堂堂正正署名的却是极少数，由此，他反映的问题也真的得到了省调查组的重视。1961年初，在广东省委会议室内，中央调查组、广东省领导、各地基层代表展开座谈会，主要议题之一就是讨论公共食堂的问题，梁纪南也应邀出席。面对各地代表发言依旧不敢讲真话的会议气氛，他再度唱起了“反调”。“你们尽说公共食堂的好处，我认为公共食堂弊端很多，群众意见很大，应该将其解散。”此言一出可谓语惊四座，可在梁纪南看来，自己参会的唯一目的就是将基层民情向上级如实反映，发言全程，他有理有据地将自己“解散公共食堂”的论断和盘托出。如此鞭辟入里的发言自然被中央调查组收录在调查纪要中，会后不久，毛主席南下广州展开视察之际，这份调查纪要也就成了他案头上的农村基层第一手材料。要说毛主席在看到梁纪南会议发言时必然是感动与震惊的，感动在于这位村官将所在大队的自然情况分析得有理有据，震惊在于“浮夸风”、“共产风”对于本就不富裕的大队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冲击，公共食堂更是如此。3月15日，在“南三区”会议上，毛主席谈及农村公共食堂问题时可谓言辞恳切。“广东有个大队总支书记说，办食堂有四大坏处：一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没有肉吃，四是不利于生产。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些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今年不散伙，明年也得散伙，勉强办下去，办十年也还得散伙。没有柴烧把桥都拆了，还扒房子、砍树，这样的食堂是反社会主义的！”直到此时，梁纪南曾经的仗义谏言才算初见成效，此后的他还被邀请出席座谈会，有关于公社体制、规模、平均主义等问题，他结合蒙坑大队的实际情况再度中肯发言，有关于公共食堂的问题，他也提出了更加切实可行的办法。由此，他也成了当时举国上下少有的“上达天听”的村官。6月15日，党中央正式做出指示，公共食堂采取自愿原则，昔日用行政命令大办农村公共食堂的“左”的做法被彻底纠正，“浮夸风”造成的农民吃饭困扰从此得到妥善解决，梁纪南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