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是在孔子之后才出现的一种身份吗？

历史上大多数“小人儒”的真实面目

儒家，所有人都知道是由春秋晚期的孔子创立的一个学派。经历秦始皇焚书坑儒、打击儒家学说之后，儒生的地位曾经一蹶不振，在汉初政治的宽松氛围下，儒生又逐渐开始活跃，儒家这套东西的重要性，在汉朝稳定之后需要建立政治秩序的背景下逐渐被放大提升。

《史记·叔孙通传》记载叔孙通原本是秦二世的博士，楚汉之际曾几次改换投靠的对象，最终投降汉高祖刘邦。刘邦那一拨流氓无赖起家的人，在并兼天下之后，全不知礼仪，朝堂一派乱象，高祖对此很不满意，而叔孙通察言观色，看出了刘邦内心的想法，便有了这样一段对话：

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

当时有几个鲁国儒生批评叔孙通，说你投靠了那么多人，都是拍马屁趋炎附势得以亲贵，现在汉朝初定，死伤将士尚未安抚安葬，你就要劳民伤财搞礼乐朝仪这套东西，我们不会跟你一起去做这种不合古义的事情。叔孙通则骂他们是“不知时变”的“鄙儒”。叔孙通这种儒生，是投机趋附政治、捞取名利地位的典型。对于文化不多，急需一套新的礼仪制度的国君而言，这样的儒生能轻易腾达就不难理解了。而且儒家的那套制度，也没有一贯的成例，都是因事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刘邦没有文化，自然不能用儒家繁琐的古礼，要在各得其所求、欺上骗下耳。司马迁描述的，应该就是历史上大多数“小人儒”的真实面目。

到了汉景帝时，《诗》学博士辕固生即已敢于在喜好黄老之术的窦太后面前直斥《老子》书为“家人言”，窦太后一气之下竟将他扔到猪圈里，使与野猪搏斗。文景之时，黄老学派的影响还不小，但儒者的傲慢不可一世却已可见一斑。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更成为中华帝国的官方理论，随后儒家在更广的层面上发挥政治影响、施展其抱负了。

《说文解字·人部》：

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

这是许慎对“儒”的描述及定义。儒得到“术士”之称，可以找到汉代文献的许多例证，如《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昔秦绝圣人之道，杀术士，燔《诗》《书》，弃礼义，尚诈力，任刑罚，转负海之粟致之西河。”王符《潜夫论·贤难》：“故德薄者，恶闻美行；政乱者，恶闻治言。此亡秦之所以诛偶语而坑术士也。”

为什么“儒”在两汉被称“术士”？从“术”的含义上来寻找的话，可以选择的取向很多。比如段玉裁是把它理解为本义“道”，即《周礼》所谓“儒以道得民”的“道”，儒就是“乡里教以道艺”的“师儒”。但“术”也有技艺、方术、策略、方法及手段这一类意思，“术士”似乎也可包含善讲阴阳灾异的人，包含了善于占星、卜筮的人，包含了为帝王贡献计策谋略的人，这些身份似乎多少都跟我们所知的儒有一些关联。阎步克认为：

儒者的产生与古代司礼司乐者相关，而古之礼乐多关涉于“事神人之事”，故学人谓“儒”名义通于“术士”。董仲舒对“土龙致雨”之类，仍是津津乐道。汉代儒术之与阴阳方术之混溶，也在于他们之间原有“藕断丝连”之处。……汉儒……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灾异谶纬那一套，与鬼神淫祀也并不是就能截然划开界限的。我们看到，儒术因其来源而天然地蕴藏着非理性的因素。

阎步克强调的儒之“术”偏重于礼乐，而礼乐往往于事鬼神相关，所以其中包含一套非理性的成分。《汉书·夏侯胜传》记汉宣帝诏：“曩者地震北海、琅邪，坏祖宗庙，朕甚惧焉。其与列侯、中二千石博问术士，有以应变，补朕之阙，毋有所讳”，东汉徐干《中论》：“莽之为人也，内实奸邪，外慕古义，亦聘求名儒，徴命术士”，这类“术士”就是与所谓“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灾异谶纬”密切相关的。但是从汉人的这些表述中看，术士与儒虽有联系，但似乎也对文相别，大概不完全是两个等同的概念。许慎等用“术士”一词指称儒，可能也是一种笼统的讲法，而非严格的定义，所以章太炎有所谓术士之儒为“达名”的说法。我们恐怕还得从“儒”的原始形态去追究它与阴阳方术之士的联系与区别的根源为何。

在西周时代甚至更早，有没有“儒”？

“儒”是不是在孔子之后才开始出现的一种身份？在西周时代甚至更早，有没有“儒”？这对讨论儒家、儒学的渊源以及儒的本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老问题，争论曾经相当激烈。本节不可能对如此大的问题做非常深入细致的探讨，好在前人有过比较详细的梳理，可简单介绍一二。关于“儒”的讨论，可能有四位学者的研究仍值得今天的人参考，即章太炎的《原儒》，胡适的《说儒》，郭沫若的《驳》和徐中舒的《甲骨文中所见的儒》，这四篇文章紧密呼应，环环相扣，依次多有补正进益，构成二十世纪学术史上一道难得的风景。

章太炎的贡献在于，第一次按照内涵的大小对“儒”进行了分类，提出这个词有广狭三种不同的用法。他认为，涵盖最大的“儒”的概念，是所谓“术士”之儒，儒得名于“需”，“需者，云上于天，而儒亦知天文，识旱潦”，所以古代的儒知晓天文占候，因多技而被称为术士，也就是所有有术者都包括在内。其次则是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以六艺教民的儒。最后缩小到最狭义的儒，亦即《七略》“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这类“专为师氏之守”的“儒”，也就是我们所习知的以孔子为宗师的儒家之儒。他指出“儒”和“道”一样，本来都有比较泛的用法，后来则概念缩小为某一家派的词语。

章太炎的这篇文章，得到了胡适的充分肯定，胡适并从儒的本来的身份切入，论证儒是殷民族的礼教的教土，他们在很困难的政治状态之下，继续保存着殷人的宗教典礼，继续穿戴着殷人的衣冠，他们在六七百年中渐渐变成了绝大多数人民的教师。他们的职业仍然是治丧、相礼、教学，但他们的礼教已渐渐行到统治阶级里。虽然丧礼是他们的本行，乐舞是他们的长技，教学是他们的职业，但同时也兼做着为乡人打鬼，为国君求雨等等这些事情。

郭沫若则对胡适的意见进行了批驳。他反对胡适认为儒本是殷民族奴性的宗教，到了孔子这位圣人将它改变成刚毅进取的儒的看法。郭氏认为殷人确实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但在被周人灭国之后，殷人已成为周人统治下的奴隶，西周奴隶制崩溃之后，贵族在春秋时代发生分化，许多旧贵族逐渐式微，这些人就是“儒”的来源，因为鲁国保存传统文化较完整，所以“儒”最早发生于邹鲁之地，是“邹鲁缙绅先生”的专号，其中除了旧贵族没落的人之外，还有庶民阶层上升的人。

甲骨文中常见“子需”之人，徐中舒认为他就是武丁时的一个著名儒者，且以儒为名。由此可证儒这种职业在殷商时代就已存在。徐氏的文章，虽然没有提及影响巨大的郭沫若的《驳》，但事实上他的结论隐含了对郭说的驳斥，反而为胡适的意见寻到了古文字资料的证据。

这几位前辈学者对“儒”的本义、起源、分类和演变源流等作了深刻的讨论，然而就目前而论，我们可能还没有很确凿的证据证实儒这种身份与殷人有特殊的联系，但似乎也不是没有一些可以捕捉分析的痕迹。

儒作为一种学派逐步建立于孔子以后

儒作为一种学派，没有问题是孔子以后逐步建立起来的，但是此前早应有儒这样一种人，比如《论语·雍也》：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这是除了《礼记·儒行》所记孔子与鲁哀公的对话之外，孔子口中唯一一次谈及“儒”的场合。在孔子时代，儒的群体已经开始不自觉地分化为或者被划分为不同层次、具有高下的人，很可能并不是只有孔门的人才是儒的创始者。但是，目前从古书也好、出土文字资料当中，却很难为“儒”找到春秋之前的来源，我们甚至还没有从出土的战国竹书中找到一个谈到“儒”的地方。《儒行》篇说：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哀公曰：“敢问儒行。”孔子对曰：“遽数之不能终其物，悉数之，乃留更仆，未可终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

孔子明确反对儒服的说法，他并不希望儒者的外在与一般乡人有什么区别，反过来也说明确实当时有些人好以一些不合时宜的奇装异服区别于人的方式来凸显自己儒的身份，因而被当时的贵族嘲笑戏弄甚至刻意异化。孔子说：

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慁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故曰儒。今众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诟病。

可见当时社会上对儒有一种比较重的批评和妖魔化，这大概是孔子为什么坚决要子夏做君子儒，而不要做小人儒的出发点。他所谓的君子儒，是在道德上有高尚修养，践行仁义的人，而不是流于表面形式的儒者。

从孔子所描述的“儒”所应该具有的特征：“强学待问”“衣冠中，动作慎”“博学”“举贤援能”“澡身浴德”等标准来判断，这样的人确实最接近于“师儒”这一类身份。《周礼·大宰》注“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孙诒让解释说：

“师”则泛指四民之有德行材艺，足以教人者而言。上者国学，乡遂州党诸小学，以逮里巷家塾之师，固为师而兼儒；下者如嫔妇有女师，巫医农工亦皆有师。盖齐民曲艺，咸有传授，则亦各有师弟之分。以贤得民，只谓师贤于弟子耳，奚必德行纯备之贤乎？“儒”则泛指诵说《诗》《书》，通该术艺者而言。若《荀子·儒效》篇所称俗儒、雅儒、大儒，道有大小，而皆足以得民，亦不必皆有圣贤之道也。

《周礼·大司徒》注“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孙诒让解释说：

云“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者，即《大宰》九两之“师以贤得民，儒以道得民”者也。贾疏云：“以其乡立庠，州党及遂皆立序，致仕贤者，使教乡闾子弟，乡闾子弟皆相连合同就师儒，故云连师儒也。”

所谓“师儒”就是因有德行才艺、通《诗》《书》经义可为师而兼儒的人，这种身份的人，上至掌教国子的国学，中至乡遂州党小学，乃至里巷之塾都是存在的，而且很多是退休之后回到乡里教育子弟的贤人耆旧。《周礼》虽然是东周的书，但是其所记录的很多制度性的东西确实有相当早的来源，我们相信这些情况是有渊源而非只反映战国时代的情况的。以此衡量，恐仍郭沫若对儒的溯源推测最合理，儒应当是从西周时代的师儒这类人演变而来的。但是胡适的儒出自殷人教士说，也不能轻易否定，只不过与其说儒是在血统上继承了殷人教士，还不如说殷人的文化教育制度间接地成就了后来“儒”的出现，像孔子这样作为殷商之后的宋国后代，更在文化上、心理上继受商代的制度，进而发展出一套儒家学说，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间接地孕育春秋以后“儒”的产生

前些年新见的西周荣仲方鼎，很多学者指出，很可能与西周学制有关：

王作荣仲廱，在十月又二月庚寅，子加荣仲扬瓒一、牲大牢。己巳，荣仲速芮伯、胡侯、子，子锡白金钧，用作父丁肆彝。史。

“廱”字李学勤释“序”，谓庠序之序，但字形恐不符，序的声旁是从吕字分化出来的予，与此无关。但此字确实跟一般“宫”字有区别。其所从声旁实与甲骨文雝字声旁一致，疑即辟雍的雍的初文，《诗·大雅·灵台》：“於论鼓钟，於乐辟廱”，周王朝为贵族所设大学亦兼有行大射礼的功能，辟通璧，因校址像璧圆之形故称。李学勤说：

按文献记载，西周学宫继承前代传统，不仅一处，……《文王世子》还讲到：“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以币。凡释奠者必有合也，有国故则否。”这是说建立学校时有规定的祭祀，并且演奏合乐。鼎铭“王作荣仲序”是始立学，所以荣仲得到的赏赐有乐器和祭牲。到芮伯、胡侯之子入学时，所赐便只有“白金”了。

他的释字及理解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把这一篇铭文解释为与学宫的建立有关是可信的。更重要的是，从铭末族名“史”及作器对象用日名称谓看，多位学者指出这个“荣仲”应与商代薛国有密切关联，是殷人遗民。这位殷遗应当是为周人负责太学的师儒类人物，因周王为之建学宫，而得到族长的恩赏。

李学勤还指出在另一件摹刻的西周金文中也有所谓“序”即我们所说的“廱”，即《西清古鉴》著录的执尊：

乙亥，尹????于廱，赏执，锡金二、聿二，执用作父丁尊彝。

尹氏在学宫赏赐这位“执”的物品除了铜块之外，还有两支笔，这正是“执”供职于周人学宫的明证。因为作器对象是父丁也是日名，可以推测他应该也是一位殷人后代。李学勤此文还指出，商代晚期的卜辞里，也有“天邑商公序”“天邑商皿序”的记录，按照我们的看法，“天邑商公雍”“天邑商皿雍”，或许就是商代的辟雍。周人的制度显然直接承袭商末的制度而来。

殷遗民投靠周朝而担任文化宗教一类职务的，最有名的是微氏家族，此族后来在西周王朝世为史官，史墙盘铭对其先人及周朝先王事功文辞优美典雅的记述历历可见，这是大家都熟悉的。

从现在的资料看，西周的师儒一类人物，有大量是归顺了周朝的殷遗担任的，这无非是因为殷人历史积淀深厚，文化高于周人，周人要利用殷人的“文献”资源，为自己的王朝服务，这为造就周人的礼乐文化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并间接地孕育春秋以后“儒”的产生。

徐中舒力图从古文字资料为“儒”溯源的做法，自然十分值得提倡。其所释甲骨“需”字，从传抄古文的一系列字形看，很可能是正确的，该字应当是“濡”的初文。后来的“需”字，是从雨、而声的一个形声字，也就是甲骨文这个字的后起分化字。

甲骨文的“子濡”，就是一个一般的人名，他应当与武丁时其他以“子某”命名的贵族一样，是王的一个子辈；卜辞所见有关他的内容，徐氏多有误读，其实并非如徐中舒所说，他是负责祭祀祖先、劝侑酒食、接待宾客等等的人，所以也与所谓儒的身份毫无关联。可以肯定地说，商代甲骨文字资料中，目前尚看不见与儒有关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