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蒋廷黻回忆录－附录5节3段公版书

蒋廷黻的同乡前辈邵阳魏源是清季经世致用学派的主要人物，道光六年（一八二六）刊行《皇朝经世文编》，是清代学风大转变的开端。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鸦片战争后，魏源又梓行《海国图志》，这是中国近代士人综合中外资料所为知己知彼的第一部著作。日文译本对于明治维新很有影响。

经过魏源的倡导，曾国藩的以身作则，经世致用学风士风弥漫三湘洞庭间，谭嗣同、唐才常、黄兴、宋教仁、蔡锷等就产生在这环境里。李剑农、左舜生、蒋廷黻也产生在这环境里。

蒋廷黻常津津乐道他脑海中的国家观念是在湖南明德学堂读书时产生的。而其回国后的第一部出版品即译述哥伦比亚大学海斯教授的《族国主义论丛》（Essays on Nationalism by Cartlon J.H.Hayes）（胡適题签。海斯在此中译本有一英文序）。这一译本中有蒋的译序〔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秋作于南开大学。台北追悼会刊行“略历”谓蒋于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起任教清华大学，误。蒋是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始就清华教职〕。说明这是他和学生们合作译述以外，特别指陈：

我虽明知族国主义的缺点，我确以为中国人的政治精神病惟族国主义的精神药能医治。同时我愿意承受海斯教授的劝告：中国应图主权及土地的完整，确不应行反国际主义的政治经济或教育政策。中国若欲自强，必须有国际的同情与协助。这是反国际主义的政策所不能谋得的。

怎样能收族国主义之利而免其弊，怎样能进世界和平及国际正谊，而免国际主义的虚浮和幻想，是值得注意研究的。

要强调指出的：蒋廷黻这种言行，绝不是逢迎世俗，而是他自少年深受老乡“经世致用”学风人文环境影响的最初表现。可以说：他自拿起粉笔，即不同凡响，就决心将自己的研究面对现实，并将其心得贡献国家社会，绝不做一张留声机唱片。

《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台北影印本中有蒋手撰的一段“小引”（一九五二年九月十六日于纽约），其中有云：

二十五年以前，我曾试对外交当局贡献一点意见。我说过：“东北问题的重要不在不平等条约问题之下，而其困难反有过而无不及。我们应该早为预备。”我那时在南开大学教书，不但未入政界，并且没有意思参加政治。我的建议不过根据我的研究，提出来以供当局参考。

因为我深感东北问题的重要，所以在我的研究工作中，东北占主要位置。

由这一段回忆更可了解蒋廷黻志业正是发挥他的乡贤魏源倡导的“经世致用”学风，面对国家现实问题，“先天下之忧而忧”且“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艾三年而蓄之”。（详下文）

许多纪念蒋廷黻的文字，都强调他整理第一手资料的贡献。但相湘以一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生并与蒋氏有三十年交往的关系所体认：整理资料固然重要，但世人千万不要忽略蒋廷黻倡导的应用客观态度解释史实这一大事。

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十月，蒋廷黻在介绍英国史家陶恩培（Aunold Toynpee）撰《中国革新运动与日本土耳其革新运动的异同》译文〔李颐译，载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十月二十三日天津《国闻周报》第四卷第四十一期〕“前记”中即特别介绍原文价值“能给我们一种新见解与鼓励”，“以外人能了解中国的问题到这个地步，已经了不得；我们也应该听听旁观者的话”。可以说这就是蒋廷黻研究中国近代史基本态度的最初反映。从此以后，蒋氏的许多有价值和专题论文，不仅比对参证中外各方史料，并且折衷中外各种不同见解而得到的“兼听则明”的结论，完全跳出我国过去“虚骄”史论的旧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