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邓小平见台上坐满白发老将，感叹：得罪人的事由我来做

1987年4月4日，就在全国人大六届五次全会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时任我军副总参谋长的徐信自豪地宣布了一个事实。“中国人民解放军精简整编的任务已基本完成！裁减员额100万后，军队的总定额为300万！”从那之后，我军在世界瞩目下开始朝着现代化军队转型方向进发，具有中国特色的精兵强军征程正式开启，要知道，开启这一进程的领导人，正是邓公。整件事还要从1984年大阅兵说起。因为十年动荡的影响，新中国国庆阅兵式一度中断了整整24年，这也使得1984年建国35周年国庆阅兵更具时代意义。那一天，邓公站在阅兵车上向列队指战员频频挥手，庄严的阅兵式震撼着国人与世界，就在所有人都沉浸其中无法自拔之际，邓公却将视线转向台上坐满的白发老将，与台下年轻的阅兵方阵遥相辉映也反差巨大。同年11月1日，就在首都京西宾馆会议厅召开的中央军委座谈会上，邓公再度做了一番将近90分钟的重要历史性讲话。“从哪里讲起呢？就从这次国庆阅兵讲起吧。这次阅兵是不错的，我说有个缺陷，就是八十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个缺陷，表明我们军队高层领导老化，这种状态不改变不行。”的确，当时的邓公刚满80岁，身为第二代中央领导核心的他，身居要位也是众望所归，即便如此，如何在新时代为新中国发展全面布局，是老人家政治生涯结束前夕考虑最多的事情，当时的他已经开启改革开放、领导队伍年轻化等进程，开启新中国和平时期建军伟业自然也是他的重要使命。在那次讲话中，邓公还作出了“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这样的惊人论断，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军当年一直奉向的“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这样的指导思想。如此高瞻远瞩，才让他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军队精简整编和体制改革的大势所趋，新中国一定要趁着这一黄金时期集中精力加快经济建设、增强国力，还要为军队现代化打下基础。当然，邓公如此论断的背后还有着很深刻的数据支撑。当时中国军队有400万的规模，在官兵比例方面，苏联为1:4.65，联邦德国为1:10，法国为1:17，可我国却是1:2.45，邓公也由此提出了“军队消肿”的观念。“现在不是‘肿’在作战部队，而是在各级领导机关。因此，与其说是‘精兵’，不如说是‘精官’！”在邓公口中，机构臃肿的我军好似一个虚胖子，看似战斗力很强实则已经患上了“肥胖病”，唯一的出路就是节源开流、改善武器装备、提高军政素质，正所谓“兵贵于精而不在于多”，裁军注定是我军应对未来现代战争的唯一出路。作为新中国最令人信服的实干家，邓公总会在抛出论断后给出实践方针，对于裁军这项大事也不例外。“消肿，主要是做两件事：就机构说主要是精简各级领导班子和机关，首先是总部和大军区、省军区的机关；就人头说，主要是减少不必要的非战斗人员，减少统帅机构、只会机头的人员最主要的是减少干部。”由此，邓公充满信心地描述了心中的裁军愿景，那就是通过减少100万军队规模来增强我军战斗力，实现精兵简政。与会众人对此无不感到振奋，可一想到严峻的裁军工作，不少人还是面露难色，邓公对此更是心知肚明，那一天，老人家再度发出感叹。“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还是由我来做吧！不把这个矛盾留给新的军委主席！”1985年，我军正式在邓公的指挥下进入精简整编历史进程中，在充分吸取过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再加上深度吸取地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以裁军为代表的军队改革从撤、并、降、交、改、理等多个途径全面展开。那段时间里，每一项改革工作对于我军而言都是一场脱胎换骨般的“大手术”，无数有着光荣历史的部队就此成为历史，除了少部分老干部离退休之外，60万军队干部大多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推向转业之路的。整整3年时间，全国共设立军转干部培训中心60余个，举办军转干部培训班1万余次，大部分转业干部都得到了妥善安置。就是这样一群将人生最美好时光交给祖国、人民的军人，用别样的“牺牲”成就了新中国解放军在新时代的涅槃。如此，也就有了开篇提到的情景，那一年，我军领导干部人员编制精简近一半，最重要的是，全军官兵比例降为1:3.3。直到此时，先前对大裁军感到难以理解的人们，也终于看到了邓公这盘大棋背后的深远用意，从那之后，我军“大陆军时代”宣告终结，邓公又一次提出“现代战争是合成军作战”的重要理念，我军改革方向从精简转向更深层的体制变革。正如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的论述，1989年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邓公为接班人留下了一支规模更小、教育水平更高、对现代战争理解更为深刻的军队，再加上坚实的民用经济与技术基础，让后来者得以全力以赴走在军事现代化进程中。殊不知，这一切的开始都源于那句“得罪人的事由我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