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弓箭与城堡到战略轰炸机：战争史的经济学解释

这本书充满着勃勃野心，但并不是一本晦涩的书，甚至对于不太了解经济学原理的读者，或者不太了解军事史的经济学者都是一本既有趣又有深度的书。除了在第一章中，作者和坊间流行的曼昆的《经济学原理》类似，为不熟悉经济学的读者提供了六条简单的经济学原理：机会成本、边际效益、替代等概念，并且借助这些简单的概念应用到军事史的分析中，娓娓向读者道来。因为本书篇幅并不小，涉及案例纵横古今，所以笔者只能就印象深刻的案例进行简单的介绍，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城堡和机会成本

提到中世纪，首先浮现在大多数人脑海中的估计就是威风凛凛的骑士和高耸的城堡。但是鲜有人会考虑过这些军事项目带来的成本收益问题。即便在军事史研究中，历史学家也往往被“马背上的英勇骑士”所感染，而忽视城堡在战争中起到的作用。而作者认为，经济学思考起点之一就是人如何在有限的约束条件下进行决策，中世纪的统治者在面对是发展骑士武装还是建立城堡这个决策过程，无疑是经济学研究军事史的绝佳案例。作者主张“城堡的重要性如何强调都不为过。” 然而，现实中即便是最强大的统治者也必须在建造城堡和召集军队之间进行权衡，“在某些情形中，建造城堡耗费的巨资剥夺了发动侵略战争的机会，拨款者依靠防御工事的防守力量来消耗敌人。”因此，中世纪的统治者们不仅需要考虑到修建城堡的机会成本问题，还会涉及君主如何征税，和贵族之间存在如何的博弈关系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作者通过梳理中世纪城堡建造所耗费的成本发现，建造城堡的实际支出远超出了许多贵族持有的资源，甚至让强大的国王也难以负担。比如1189年-1199年在位的英格兰国王查理一世，花了两年时间汇集了众多工匠建成的盖拉德城堡，总共花费了11500英镑，占了他这两年财政收入的近30%，甚至在他执政时期的其他时期，有两年的财政收入还不足以支付这座城堡的成本。

这还不是修建城堡所要付出的总的机会成本。考虑到中世纪大多数的人口都是自耕农，而国王就不得不从欧洲各地招募工匠和设计师，还需要动用大量的劳动力，这也势必导致招募士兵的数量进一步减少。建造完成城堡才是故事的开始，其日常维护也会进一步让军事开支节节攀升，并且十字军从中东带回了技术革新，又进一步刺激了这一进程。坚固的同心城墙取代了廉价的栅栏，城寨城堡从被围绕的小丘变为了造价高昂的石砌防御工事…而这丝毫没有抑制不断膨胀的成本。在能花费多少、能进行多少加固和改良等方面，越发没有节制。当考虑到这样一种花费高昂的城堡却缺乏机动性，防御范围也非常有限，并不能够覆盖所有的领土，那么人们可能不禁会产生疑问，是什么样的动机和收益让统治者致力于修建城堡呢？显然，对于普遍理性和精明的统治者，城堡所带来的收益一定是超过它的机会成本，才能够促使他们这样投入。

实际中，城堡具有多重的功能，可以是军火库、高级指挥部……在紧急时刻，王家城堡可以充当国王野战部队的避难所…遭到入侵时，城堡吸引了入侵部分的大部分火力……不是一处收容所，而是军事力量的中心。因此，对于想要扩张领土的入侵者，还是领土的统治者，取得城堡的控制权就成为了掌控领地的关键。作者也特别指出了这点，“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诺曼人之所以能称霸地中海的部分地区，是因为他们拥有战无不胜的骑兵，但现在看来，他们最成功的策略似乎是占领一座城堡，再将其用作根据地，并以此为原点使邻近的城池陷入恐慌，直至臣服”。

中世纪的大型军事行动都是围绕着城堡展开的，尽管城堡相比骑兵显得更加原始，但是想要攻占一座城堡，却绝非易事，其往往超出了临时组建的军队的能力。比如卡那封城堡战役，当时城内的驻军还剩27人，仍旧能够守住城堡，并且造成300多敌军的伤亡。1206年，一支大型的法国部队则需要花费15天的时间才能攻下一座仅由13人守卫的城堡。“城堡一旦建成，攻占城堡所需的资源要远超保卫城堡所需的资源，这也是为什么贵族会不断造反，后者成了中世纪政治的标志性事件。贵族们经常能够违抗领主而无须受罚，至少在短期内，在他们的城墙后。” 因此，城堡的修建所带来的不仅是守卫领土的好处，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塑造了当时中世纪领主和贵族之间的政治关系，而这点通常被传统的历史学家所忽视。

接下来对此产生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统治者宁愿投入无休止的修建城堡中，而不是大规模征兵，扩展自己的军队呢？历史资料表明，中世纪军队的规模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庞大，例如，诺曼征服大约出兵14000人，而十字军则在哈廷部署了大约2万人，这在当时已经算是规模庞大的军队。其中最大的原因仍就是经济上，当时大多数君主是无法负担庞大的军队开支，“只有最富有的君主才有能力维持一支超过几百名士兵的常备军队。” 骑士高昂的装备相当于同时期二十头牛的价值，而当时一个资深木匠每天才能挣三便士的高薪，而骑士每天则能够获得24-28便士。而且这些骑士并不是常年都参加战争却仍旧需要被领主支付薪水，而城堡则能够终年被使用，因而领主更倾向于修建坚固的城墙。所以维持一支军队意味着常年极大的投资，还面对着忠诚和其他不确定的因素，而城堡尽管在前期花费巨大，但仍就是“最有效，确实也是最划算的策略”。

除了成本问题，中世纪的统治者不愿意组建庞大军队的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军队很难为他们赢得战争。这点实际上有点反常识。事实却是，尽管战争时有发生，但更多的都是围城战，人们很少进行激烈的战争，战役则更是罕见，例如1203-1226年法国南部的阿尔比派十字军在与异端分子交战共有49次，但是只有四次战斗，其余都是围城战。作者特别指出，战争的胜负有时很难被判定，除非一方彻底战败，在当时也无法通过比较伤亡人数和收益来判断胜负，但是占领或者守卫了城堡却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让胜负也显得一目了然。

第四章则描绘了欧洲从中世纪转变到现代战役时代的一个巨大变化，技术进步毫无疑问促进了军事和统治技术的革新，但是真正导致城堡被时代淘汰的原因却非常复杂。随着中世纪分封建制的小领主逐渐被现代民族国家的崛起所取代，军事制度和技术也随之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作者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观点，不是火炮导致城堡的衰落，“城堡在军事上再无用武之地的元凶是金钱——私人再也不能发动战争，因为成本太过昂贵，只有拥有广袤领土的统治者才负担得起战事。”因为当时昂贵的技术比如炸药的使用都是强者的特权，而只有民族国家的君主才能够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在科学技术和金钱共同的作用下，欧洲的战争才得以从城堡防御为基础转变为以军队为基础，而这些又进一步塑造了现代国家的形势。

法国为什么会卷入“核竞赛”？

当谈及冷战“核竞赛”的时候，人们首先会想到“美苏争霸”，本书则提供了一个新颖视角，将谈论的重点放在了被人忽视的一个例子，也就是法国建立核武库的整个动态博弈的过程, 我认为这是本书论述最为出彩的章节之一。本章试图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替代关系来部分解释为什么在上世纪60年代，法国会坚持发展核武器。如经济学的替代原理论述的那样，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两种商品能够获得相同的收益，那么用户更倾向于相对价格较低的商品。如果将这条原理应用于军事竞赛中，那么通过投入大量的资本生产出核武器，去代替劳动力，也就是征募的军事人员，从而降低成本，就成为了一项可行的计划。如果仅仅这样简单地套用经济学的公式，就显得削足适履。相反，本章则详细论述了法国在发展核武器时期的各方博弈和各种条件是如何促使法国实行这样的战略计划的。正如作者指出的，除了美国在二战结束前投放过核武器之外，有关核战争的一切几乎都出于理论的假设，而法国核力量和战略理论的基础也都是基于一系列的理论所构成，例如“法国是否将其军事和国防支出从常规武器转向了核武器？”以及“发展核武库是为了实现与看起来已被取代的常规武器类似的目标吗？”这些都是在法国做出核战略部署时需要回答的问题。

二战后的法国处于一种尴尬的外交地位，一方面受到核大国苏联的威胁；另一方面，法国也不甘屈从于美国。法国的政治家和军方不少人持有这样的观念，认为核技术将会让法国人获得“第二次解放”，核武器的拥有不仅能够让法国保住世界一流国家的地位，也能够扭转不断恶化的国际形势。法国国内也存在对于发展核武器的批评，认为其造价高昂却毫无用处，甚至会损害常规部队。在上世纪60年代戴高乐执政期间，法国的军事总预算仅为英国的70%左右，也就相当于美国花费在B-52轰炸机项目上的两倍预算。因此，是否值得发展造价高昂的核武器并且从中获益，必然会遭到人们的质疑。思想家雷蒙.阿隆就指出，“如果英国和美国都威胁不了苏联，法国能做到吗？”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这样发展核武器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最终法国在1965年到1971年，核武器的支出不仅都超出了预算，占了法国所有军备开支的一半，而这也导致法国常规部队的开支在1962-1967年期间下降了43%。

除了这些替代性的成本问题外，书中也考虑到了当时更为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在冷战中，尽管法国和美国结盟，但是依附美国不仅要负担高昂的费用，在某种程度上也牺牲了国家主权，法国人，特别是戴高乐都不甘受制于美国，从而核战略的一个目标就是既能够保护法国免于苏联的入侵，也能够摆脱美国的主导。因此，作者指出，1966年法国决定退出北约军事联盟时，常常被人们误解为是意气用事，而实际上却是法国精心策划好的一次替代行动，此时法国已经准备好了幻影IV式原子弹轰炸机，并且法国的政治家们也相信，核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改变了军事结盟的传统。

为什么法国要刻意摆脱美国的控制呢？经济学的原理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核武器对世界，特别是欧洲政治格局是如何影响的有力的解释。因为核打击会给周围的邻国带来伤害，所以大国出于自身的安全顾虑也不会允许较弱的邻国遭遇到核打击，这就让弱小邻国更容易产生搭便车这种“沾光”的行为。然而，尽管是北约联盟，但是就地缘政治和历史经验而言，“在遭遇核威胁时，美国更容易背弃欧洲的北约盟友，而法国则无法忽视近处欧洲盟友的保护请求，因为对法国而言，攻击导致的任何附带损害都可能更大。”从经济学的视角，即便法国退出了北约，但实际上也增强了北约的实力，那就是核威慑本身就具有外部性。

在核竞赛的国际军事和政治的研究中，人们相对比较少关注的法国的案例，本书提供了一个精彩的论述和解释，法国发展核武器的动机既有对恢复往昔辉煌的冲动，也有对受制于美国盟友的不满，但是重整常规军队的成本以及担心自身士兵沦为北约炮灰的忧虑，都交织在这复杂的决策之中。通过数据和分析，作者说明了核武器对于常规部队确实起到了替代作用，也减少了这些常规部队和国家安全的开支，尽管在短期研发武器的预算会大幅上升，但是就法国而言，核武力对常规部队于敌人核心区域发动战略打击能力的替代大概并不强，但核武器被用来替代对美国及一般盟友的依赖。拥有核武器还使法国能够追求文化和一般外交政策目标，这是常规部队无法实现的。

现代军事经济学：

服兵役和军事私有化

在本书的第八章，作者讲述了涉及不少现代国家军事经济学的重要实例。作者并不是某一个学派的教条主义者，而是采取了具体的案例来进行讨论。例如，在讨论如何服兵役时，作者通过具体实例指出了全民征兵还是全志愿兵制度各自存在的一些问题。通常的经济理论认为，征兵制可能会对劳动力市场进行扭曲，如果按照一般劳动力市场支付工资来雇佣志愿兵，这种制度可能不仅有效，甚至还节约税赋。而作者却指出在冷战结束前，北约成员国多数采取的却是征兵制，其原因是因为，当所需军队规模较大时，征兵制和志愿兵制两种之间的生产力差别不仅相差无几，甚至在国家实行征兵制时的经济成本可能还要小。因为如果所需的部队规模很大，志愿兵制度就需要开出和劳动力市场相同的工资，不断提高军饷，才能吸引人从民用行业加入到军营，因此反而比以同等工资强制征兵制更耗费成本。而随着冷战结束和科技的发展，很显然，现代军事更需要专业人才来熟悉高新尖端的技术设备，因此，也就更倾向具有专业性的志愿兵模式。

而对于军事安保是否应该私有化，作者也不是如同极端的奥地利学派主义者空喊口号，而是从中世纪的雇佣兵制度一直讨论到现代的国际安保来认真研究这个问题。作者提出，任何一种治理模式都存在各自的优缺点，也面对着不同的道德风险。换句话说，好的制度更好地防止机会主义者，制度是为人设立，人并不是简单地去支持或者反对某种制度。正因为履行契约中存在着不确定性，所以有一些治理模式能够通过市场完成，而有些则只能通过国家组织。非常现实的一个例子，为什么外交不能交给私人公司而一定要属于国家的主权呢？作者引用了制度主义学派的代表威廉姆斯的观点，一旦市场将外交和军事的职能交给私人公司，通常面对的风险会远远超过这些公共部门所产生的额外的行政成本。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执行某个外交政策需要依赖一个私人公司的外交官，他们既可以随意被解雇也可以当即就制定重大政策，而对于个人却只在乎金钱激励和晋升机会，那么后果如何？并且在这些军事和外交事务上，还涉及忠诚等道德风险，在中世纪的雇佣兵制度出现过兵变和背叛的例子就比比皆是。在现实中，私人军事公司也说明了这一点，比如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桑德莱恩公司签署的合同。一旦私人军事公司的雇员在国外行为不端，面对的很可能最坏的情况不过就是被解雇，这就导致私人军事组织的雇员更容易有机会主义的倾向，而这些组织为了防止这些风险，就不得不开出更高的薪水来作为激励条件。以2006年，在阿富汗为美国提供私人安保服务的DynCorp公司为例，其员工的起薪是每年10万美元，而美国特种部队的年收入在25000美元到120000美元之间。作者认为，当人们讨论究竟是公共部队好还是私人部队好时，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应当考虑到其复杂性，真正值得人们注意的是，人们对于这些安保商品的明确预期是什么，如何更好地用这些私人公司补充或替代公共品。

当军事史拥抱经济学

在本书的最后，作者指出了目前研究军事史的一些局限，一方面，人们忽视理论；另一方面，历史上军事史的编撰可能受到更多政治家和亲历者兴趣的左右，一些军事人员编撰的可能更多吸取教训，而缺乏严格的历史研究。作者担忧军事史可能慢慢成为“军事的历史”而非真正的军事史。尽管目前军事史的研究更多吸收了各个新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但遗憾的是，经济学在其中很大程度上是缺席的。作者认为经济学的思维可能不仅有助于阐述军事史，其实也能够在军事史中找到更多阐述经济学原理的案例，让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经济学概念，以及当代军事事务。在这本书中，读者可能不必担心经济学吞噬军事史，或者被军事史的复杂性将经济学所淹没。相反，本书为我们呈现了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当军事史和经济学原理彼此拥抱时，我们既能看到人们战争的残酷，也能更多理解世界的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