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孙中山槟城基地纪念馆馆长：“投身革命，海外华人不顾一切”

距马来半岛西海岸仅3公里的槟城，要从下午6点后才开始降温。某些傍晚时分，在槟城首府乔治市打铜仔街小区公园的篮球场上，两支队伍激战正酣。对抗中，这些年轻的队员会用马来语和华语两种语言来组织战术。

比赛一度焦灼，但观众却不多。要是这场球赛提前几个小时开场，那些当时还在公园休憩着的白皮肤、黄皮肤和黑皮肤的人们，可能会为球员送上更多的欢呼和掌声。大多数时候，游走在乔治这座世界文化遗产城市的游客都免不了太阳的炙烤，面积不算大的打铜仔街小区公园就成为他们纳凉的去处。不过，这些游客不单单是为了避暑。吸引他们的，还有眼前与公园仅一路之隔的一栋骑楼。

骑楼有两层，楼栋的外墙已陈旧褪色。一楼雕花镂空的正门上挂着一块匾，匾额上有三个繁体金色汉字——“莊榮裕”。单从名号看，人们也许会猜测这是早些年马来西亚华人开设的一处茶叶作坊或一间当铺。实际上，在1910年，这里曾是中国同盟会南洋总机关部的集会之地。

如今，打铜仔街120号“莊榮裕”的监护人是邱思妮。她告诉新京报记者，她的家族在1993年买下了这栋历史建筑。后来，它被转型成为一家私人博物馆，而这座遗址也是马来西亚第一间孙中山纪念馆。

纪念馆门票费是10马币。进去后，能看见前堂两面墙上装裱着的十几幅图文，图文介绍了孙中山在槟榔屿的革命活动。一扇精致的木雕屏风将前堂和中庭隔开，屏风下是一张古雅的神台，台子的正中央摆放着一幅孙中山先生的遗像，遗像底下是他的国事遗嘱。

中庭内，陈设最多的是老房子留下来的几个木制橱柜。柜中摆放着不少孙中山与自己长兄、妻子及女儿的珍贵照片。此外，还有些信件和室内装饰品。一个由英国伯明翰制造的铁制保险箱放置在橱柜的旁边，馆内马来西亚华人解说员会向游客介绍，当时的同盟会成员可能用它来存放现款和文件。

被几个橱柜围在中间的是一张会议长桌，从现场的图文史料可知，孙中山与革命党人围坐在此多次开会。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槟城柑仔园门牌400-404号召开庇能会议，决议要发动广州黄花岗起义。庇能会议结束后，孙中山来到此处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上，他呼吁“海外同志捐钱，国内同志捐命，共肩救国之责任是也。”该会议为第二次广州起义筹款运动拉开了序幕。

在今年国际博物馆日来临之际，新京报记者探访马来西亚孙中山槟城基地纪念馆，并专访了馆长邱思妮。

尊重历史，保留商号“莊榮裕”牌匾

新京报：这栋建筑前后被收购过几次，它有多少个业主？

邱思妮：关于打铜仔街120号的文件记录，最早可追溯到1875年。打铜仔街120号最初的业主是谢裕生，他是谢氏宗亲的授托人。根据史料记载，此人可能在1879年担任过谢氏公司的信理员。1900年，打铜仔街120号的产权转让契约显示，新业主是林文耀，他是槟榔屿椰脚街的一个贸易商。1913年，房子转售给了沓田仔的潘玉端、潘玉心、潘玉淑三位女士。新的业主对这栋房子进行了一次翻新工程，包括重新安置楼梯，在面对天井的地方安置壁橱，并以花砖重铺地板。

1926年，这栋建筑由商人庄长水拥有，成为他家族的私宅。庄长水是我的外祖父，他做一些英国洋货进出口生意，还经营布匹和丝绸业务，现在门口看到的“莊榮裕”就是庄长水家族商号。上个世纪末，我母亲接手这栋房子，成为打铜仔街120号的新业主。

新京报：当时出于什么契机，想着要买下这栋房子？

邱思妮：我外祖父的生意位于槟城海墘街。日据时期，店铺被日军轰炸，外祖父就把招牌和货物搬到了现在的打铜仔街。我的母亲在日本占领期间也在这里住过几年。当时，刚搬进打铜仔街120号的“莊榮裕”住了30多个人。庄长水在这间屋子只住了4年，此后他住进了一间更大的办公楼。不过，他的继母陈燕秀女士在他搬走后便长期生活于此，并且还制作售卖当地结婚用的娘惹糕。

1991年，一家德国公司和槟城市政局联合开展乔治市的古迹保护工作。当时我还在《槟榔屿》杂志做编辑。后来我接到联合工作小组的邀请，参与打铜仔街及打石街历史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我的工作伙伴王琛发向我点出了打铜仔街120号的历史意义。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打铜仔街120号的主人是谁，因为我的父母从未带我来过这里。

我的外祖父于1989年逝世，他留下了20多间房产，一些房子或被继承或被售卖。我记得当时有两栋比较有历史意义，“莊榮裕”是其中之一，售价25.5万马币，而另外一处漂亮的独栋小别墅，售价200多万马币。我的亲戚还曾询问，是否有朋友想买这些房子。出于历史价值以及资金方面的考虑，我的家人在1992年只买下了这栋房子，并于1993年完成了相关售卖手续。

新京报：成为新业主后，对“莊榮裕”进行了哪些改造？是否考虑把“莊榮裕”这块牌匾改为“孙中山槟城基地纪念馆”？

邱思妮：准确来说，这栋房子是我母亲买下来的。后来，我自己花钱聘请了一位木工师傅，两人一起找来一批老木匠、白灰匠及油漆匠，根据国内外古迹保护专家的意见，用最小的预算，尽最大的努力修复“莊榮裕”，并于1994年1月完工。

我并没有想过把“莊榮裕”这块招牌换掉。在一段时间内，“莊榮裕”也是庄家做生意的货仓，作为商号，它代表了那个时代独有的记忆。此外，也是出于对外祖父的尊重，对历史的尊重。作为一名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我相信我们应该将这栋富有历史意义的房子保留下来。

孙中山在这里动员财力和人力参与革命

新京报：为什么选在2001年2月4日举办孙中山槟城基地纪念馆的首个展览？

邱思妮：马来西亚第四任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在2001年设立了马来西亚首个农历新年的开放日。这个开放日一直延续到今天。

在马来西亚首个农历新年开放日，打铜仔街被选中，成为全国第一条在农历新年开放的街道。后来知道总理要来参观，我们就临时布置了展览，整个陈列摆设只花了几天时间，我在好朋友林玉裳和吴美润的协助下，根据王琛发的研究成果，在屋内设置了图文展。不过，首次展览的空间只占屋子的一小部分。

新京报：此次展览都有哪些展品？取得的效果怎么样？

邱思妮：1910年12月，《光华日报》在打铜仔街120号创刊，这份报纸是世界华文报业新闻史上发行历史最久的海外华文日报。在后来该日报的周年日，我从阅书报社和《光华日报》周年特刊复印了一些珍贵的史料，拿到它的“诞生地”进行展出。这些史料成为此次展览的部分展品，此外，还有这间屋子留下来的遗迹，都与孙中山有关。首次展览的大部分展品，如今都能在馆内看到。

槟城开埠于1786年，是英国人在东南亚的重要海港城市。作为一个国际都会，槟城是马来人、华人、印度人、欧洲人等各色人种的聚居地。由于种种原因，在2001年前的马来西亚，当地人很少谈及孙中山在此革命的历史。不过，自从马来西亚时任总理来到孙中山槟城基地纪念馆参观展览，被多家媒体报道后，在马来西亚公开谈论孙中山就很普遍了。

新京报：作为同盟会南洋总机关部的参会场所，这座建筑与国民革命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当时，孙中山槟城基地纪念馆所在地起到了什么作用？

邱思妮：1910年，孙中山将同盟会南洋总机关部由新加坡迁到槟城，这里由此成为了同盟会阅书报社和海外革命开会重要场所之一。同盟会在英属马来亚是地下组织，因此它借助阅书报社的庇护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在马来亚和新加坡成立的阅书报社前后超过50个。除了供应各种书籍、杂志和报章，这些阅书报社也传播革命主张，并为本地或到访的革命同志举办演讲。1909年1月底，槟城阅书报社在柑子园94号设立。几个月后，社址迁到了如今的打铜仔街120号。

孙中山先生还曾多次在打铜仔街120号召集华人捐款支持革命。1911年10月10日，新军在武昌起义，并成功夺下政权。槟城同盟会南洋总机关部的革命支持者突闻武昌起义成功，大受鼓舞，他们立即行动起来，汇款两万元叻币到香港，支持革命军政府。海外华侨的汇款在巩固革命成果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

总体来说，同盟会南洋总机关部成了中国革命在南洋的枢纽，扮演着动员财力和人力以支援革命的角色。

今年10月纪念馆二楼将对外有限开放

新京报：在策展方面，孙中山槟城基地纪念馆还有哪些计划？

邱思妮：目前游客来了，还只能在一楼逛逛。你可能已经看到了，我们的二楼暂时还未对外开放。主要是因为楼顶漏水，二楼正在翻修，或许还要等几周。今年10月，二楼将开始有限量地对外开放。但具体什么时间段开放，要等装修完后的策划方案，也有可能一周只开放一次。

此前，由于疫情的关系，我们纪念馆临时关闭了好一阵子。去年10月，孙中山的曾侄孙女孙雅丽代表宋庆龄基金会找到我，希望我们早点儿重新开放纪念馆。去年11月，纪念馆就重新对外开放了。在策展方面，我们打算加入一些新的元素，比如在展品周围放置二维码，方便游客使用电子设备，通过扫码来了解展品信息。

新京报：作为馆长，你会给游客推荐纪念馆的哪件展品，或者你认为馆里的哪件展品最有意义？

邱思妮：就展品而言，我们所展出的大多数都是复制品，只有一些家具摆件是老房子留下来的。但我认为，整间屋子才是价值所在，它是实实在在反映时代变迁的载体，这其中还包括它所见证的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后人追溯历史提供了证据。

好比当你走进这栋建筑，并逐渐了解这间屋子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之后，你会感受到孙中山先生投身革命事业的波澜壮阔，你也能切实感受到当时海外华人不顾一切、投身革命的家国情怀。我想，这也是我创办这家纪念馆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