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红军俘虏一国军中尉，毛主席却对他说：将来全国电台都让你管

1931年1月，毛泽东和朱德在中央苏区接见了一位被红军俘虏的国军中尉，毛泽东对他说：“等到将来胜利了，全国的电台都让你来管。”

毛泽东没有食言，新中国成立后，这位当年的国军中尉不仅担任了中央军委通信部部长，还在1955年被授予开国中将军衔，他就是王诤。

王诤是我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他从建立红军的无线电台开始，一步步为我军的通讯建设贡献了自己的一生。毛泽东曾赞誉他和他的团队是“工农红军里的千里眼、顺风耳”。

王诤，原名吴人鉴，1909年出生于江苏武进县戴溪乡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927年，他考入了南京军事交通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后进入黄埔六期无线电科学习，结业后到国民党军第9师任电台报务员，

1930年9月任第18师中尉报务员，随部队驻扎南昌。

1930年底，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王诤被18师师长张辉瓒任命为师部中尉电台台长。最终红军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不仅俘虏了王诤等人，还意外地缴获了敌人的一部电台。但由于红军战士从没见过这种“怪物”，便把电台的发报机给砸了，只剩下了收报机。

时任红一方面军参谋处长的郭化若和王诤是黄埔军校的同学，他在俘虏里认出了王诤后，耐心地对他进行了开导，真诚希望他能留下来参加红军。在郭化若的劝说下，王诤等人留了下来，为了表明心迹，他正式将名字由“吴人鉴”改成了“王诤”，意为“诤言笃信、刚直不阿”。

郭化若知道王诤是一个难得的电讯业务尖子，于是把他推荐给了毛泽东和朱德。毛泽东和朱德热情地接见了王诤，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欢迎你们当红军！无线电还是个新技术，你们学了这门技术很有用，也很难得。现在你们是红军了，希望你们好好地为红军建立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等到将来胜利了，全国的电台都让你们来管。”

毛泽东又问王诤：“这半部电台还能不能起作用？”

王诤回答：“砸坏的是发报机，但收报机没有坏，可以利用它收听国内外新闻电讯稿和侦听敌台情报。”

毛泽东和朱德非常信任王诤，不仅把收报机交给他使用，还在生活上给予他优待，每个月都发给他30至50块银圆的技术津贴，而当时红军战士一天只有3个铜板的伙食费，这让王诤非常感动。不久以后，随着王诤思想觉悟的提高，他主动给红军总部写信，要求停发了自己的技术津贴。

此后王诤用这“半部电台”设立了第一部无线电侦察台，收听国民党中央社的消息，并择要抄录给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参阅。对此毛泽东非常高兴地说：“这是不是报纸的报纸啊！”

于是王诤将抄收中央社新闻电讯稿作为电台的一项常规性工作固定下来。后来郭化若给抄写的资料起了一个名字叫“参考消息”，这便是今天的《参考消息》的前身。

不久以后，红军又缴获一部完整的15W电台，这样一来，红军就有了自己的“千里眼”、“顺风耳”。1931年1月中旬，红军第一个无线电通信队正式成立，王诤被任命为队长。

1931年4月1日，国民党军队开始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敌人并不知道红军有了电台，所以仍使用明码联络。5月12日18时，王诤利用电台收听到了国民党军第28师电台与吉安留守处电台正在联络，师部向留守处发报：“我们现在富田，明晨出发。”

留守处问：“到哪里去？”

师部回答：“向东固去。”

东固正是中央红军总部的所在地，王诤立即将这个重要的情报报告给了毛泽东和朱德。毛泽东和朱德当机立断，调集红一军团、红五军团5个师2万余人连夜急行军，向东包围了富田，全歼了敌军28师和47师，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此战红军又缴获了敌军一部100W的电台，毛泽东专门表扬了王诤，他说：“我们工农红军也有了千里眼、顺风耳，这是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

1931年6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决定成立无线电大队，王诤任大队长。大队下属无线电分队已经发展至4个，既能对白军电台进行无线电侦察，又能在红军总部与一、三两个军团之间进行无线电联络。

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王诤再次利用无线电巧妙实施联络、侦察、破译、伪装，为战斗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由于贡献突出，在1933年的“八一”建军节的庆祝大会上，王诤和陈毅、罗瑞卿、张云逸等一道被授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二级红星奖章”。

1934年10月，时任中央军委三局（无线电侦察局）局长的王诤跟随中央红军开始了长征。在通过敌人在湘江设立的第三道封锁线时，三局由于携带各种电台的备用器材100余担，所以行动非常迟缓。

叶剑英看到以后，马上对王诤说：“你必须马上将那些‘宝贝’都扔了，这样多的东西，队伍如何前进？不打烂这些坛坛罐罐，我们就没法前进，就不能冲出老蒋的包围，这关系到红军的生死存亡，一定扔，越快越好！”

王诤见叶剑英已经把话说到了这种程度，于是向三局下达了“扔掉包袱、轻装前进”的命令。

一个多小时以后，军委纵队的政治部主任王首道又过来检查，他看到那台100W的电台还在时，生气地问王诤：“这家伙怎么还没有扔掉？”

王诤解释说：“这是功率最大的一部电台，担负着与上海地下党和共产国际的联络任务，对指挥红军作战起到很大作用，非常重要啊！”

王首道更生气了：“什么国际？不就是派个李德来了吗？这家伙让我们吃了败仗，快把它给扔了。你们还有几部15瓦的小电台，携带比这个方便，行军作战足够了！”

但王诤却与王首道杠上了，他坚持不肯扔电台，说要请示朱德总司令，但打电话给朱德后，朱德的回答仅一个字：“扔！”

王诤只能执行命令，扔掉了这部电台，中央红军从此与上海地下党的电台和共产国际电台失去了联系，直到长征结束。

强渡金沙江时，红军进行强行军，可就在这时，王诤却患上了疟疾，每天都发高烧，身体极为虚弱。1935年4月27日，红军在云南曲靖突遭敌机轮番袭击，紧急疏散隐蔽在一片树林里。敌机飞走后，红军急行军十几里，突然发现王诤不见了。

这可急坏了时任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他连夜下令派一个排沿原路点着火把去找，但也没有消息。由于事发突然，三局内部议论纷纷，有人说王诤开小差跑了，也有人说他投敌了。

但在第三天时，王诤却突然回来了，原来那天躲避敌机空袭时，他在一隐蔽处大便，因疾病未愈，身体虚弱发软而昏迷了过去，当醒过来时，他发现太阳已经偏西，四处无人，才知道自己掉队了，于是便急急往前赶，直到夜里才赶上一军团一师的部队。

1935年8月，王诤所在的部队开始过草地，由于连日在草地里行军，大家已经无粮可吃，炊事班向王诤建议：是不是杀一匹瘦马，烧一大锅汤，给大家补充一点体力。

王诤看了一下四周，所有配给三局的马匹都已饿得皮包骨头，即便杀了，也没有多少肉，他最终将目光锁定到了自己骑的骡子上。

警卫员说什么也不肯，当时王诤大病未愈，身体非常虚弱，需要骑着骡子。马夫也跑了过来护住骡子，他对王诤说：“局长，它是畜生，不会说话，可它……”

王诤心里也很难过，他对大家说：“这匹骡子跟我很多年了，我何尝不想将它留下？可是大家久未吃粮，体力不支，如何走出草地？你们都倒下了，那革命的担子谁来挑？军委的电报谁来发？”

警卫员和马夫知道王诤心意已决，无法阻拦，竟然放声痛哭。王诤对炊事班长说：“你把它拉到远一点的地方去吧，不要动刀，给它一颗子弹吧！”

过了一会儿，不远处传来了一声枪响。王诤取下头上的军帽，朝着枪响的地方默默地致敬……

长征途中，由于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中央军委与红二、六军团的无线电联络1935在8月中断了，对二、六军团无线电联络的电台和密码本都在四方面军那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周恩来马上命令王诤一定要尽快和二、六军团取得联系。

王诤接受任务以后，亲自上机操作，凭着对统一掌握的全军电台呼号波长的记忆、凭他对红二、六军团电台报务人员操作手法的熟悉，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寻找，终于在1936年1月27日深夜捕捉到了红二、六军团电台的信号，他马上用明语呼叫，红二、六军团电台报务员龙振彪问：“你是何台？”

王诤回答：“我是总队长王诤，请阎知非队长上机，有重要事要谈。”

阎知非上机后，双方沟通了联络，红二、六军团在党中央的指挥下迅速北上，1936年10月中旬，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王诤为满足对全面抗战的需要，在延安共建立了8个战略无线电网络，还给海南、广东等地的敌后游击队和一些秘密党组织派出了电台。毛泽东曾称赞王诤说：“没有你们三局，我们在窑洞里就没事做了。”

王诤还选派了上百名报务、机务技术精通得力的红军干部到各大城市进行地下工作，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主人公的原型李白，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之一。

抗战中后期，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延安通信材料奇缺，王诤就自己动手，创办了一个通信材料厂，利用缴获的破飞机、旧汽车、旧铁轨等废旧材料，成批生产无线电通信器材，保证了电台的正常运转。

抗战胜利后，王诤在1945年11月被任命为中央军委作战部副部长兼三局局长。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党中央撤出延安，转战陕北。有一天，王诤被叫到了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递给了他一份文件，王诤打开一看，电报纸的右上角上画着四个黑黑的英文字母“A”，后边加了个“毛”字。

按照当时的规定，电报上签四个“A”为特急报，要求即刻译发，限6小时内必须发出；而后面又加上了“毛”的批注，则表明这是毛泽东主席亲自交待立刻发出的特急报，3个小时内必须发出。电报是给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彭德怀司令员的，毛泽东指示他在青化砭设伏，消灭胡宗南部已孤军深入的第31旅。

王诤拿到电报以后，马上回到了报务室，亲自与西北野战军司令部联络，但由于一路上的颠簸，电台发信机的一只灯泡震坏了,

电报无法发出。

周恩来马上命令秘书立即调车跟报务主任到三十里外的徐家沟取灯泡，还好报务主任回来得及时，王诤换好灯泡以后，终于和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取得了联系，把电报发了出去。尽管口袋布置得晚了一点儿,

幸好没有耽误敌31旅把自己装进去。

此战结束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下令给通信兵装备中吉普以上的小车，以防震坏通讯设备。首长的特殊关怀使王诤更加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此后他只要一上车，就和报务人员轮流把机器抱在怀里，尽管因为路上颠簸，他们的身上经常被机器磕得青一块紫一块，但大家谁都没有一句怨言。

新中国成立后，在军委三局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央军委通信部，王诤任部长。为了统一领导管理全国党、政、军各系统的通信事业，王诤又兼任了国家邮电部党组书记副部长。1955年，王诤被授予中将军衔，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1964年，在一次外交部组织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一位外国记者问外交部部长陈毅：“贵国最近连续打下了美国的U-2型高空侦察机，请问你们用的是什么武器？”

陈毅说：“我们是用竹竿把它捅下来的呀！”

这当然是陈毅的一句玩笑话，60年代初，美制U-2飞机屡屡侵犯我领空，进行空中侦察活动。此事引起了王诤的关注，他主动带上电子雷达专家，深入导弹部队，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在搜索雷达上加装照射天线，以隐蔽我雷达信号特征，使U-2飞机报警器失灵，这才一举击落了美军的侦察机。

“文革”爆发后，王诤也受到了冲击。一些好心的领导和同志，为了争取让王诤早一天出来工作，劝他写个检讨算了，但他坚决不写。于是有几个同志帮助王诤代写了检讨，并找他的长子王苏民他的笔迹签了字，然后把检讨送给了黄永胜。

但王诤得知此事后，不禁大怒，当即抓起茶杯砸向王苏民的头上，使他鲜血直流，他又马上给黄永胜写信，庄严声明：“那份检讨是别人瞒着我王诤代写的！”

就这样，王诤又被安排回干校进行“改造”，直到1972年7月31日才恢复工作，被重新任命为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

1973年初，周恩来把王诤叫到西花厅，拿出一张尼克松访华时给我国的卫星通信地球站的照片问他：“这种设备我们能不能制造？”

王诤看了以后，立下“军令状”：“三年内我们可以把地球站造出来！”

随后王诤连续49天蹲在工厂研究所调查研究，组织150多个单位进行技术攻关大会战，终于在1975年底建成了我国第一座卫星通信地球站。王诤将这个好消息报告给了已经重病住院的周恩来后，周恩来高兴地说：“为期三年，言而有信，谢谢你们。三年了，终于见到了，要开庆祝大会，要盛大！”

1977年，王诤积劳成疾不幸患上了癌症，但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工作。1978年8月13日，王诤病逝于北京，享年70岁。

王诤去世后，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亲笔为他题词：半部电台起家，一生征战为民。这可以说是对他一生最好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