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社会，身为亚裔意味着什么？​

在今年的好莱坞第96届奥斯卡奖颁奖典礼上，发生了饶有意味的一幕。好莱坞影星艾玛·斯通上台领奖时，因疑似无视颁奖嘉宾亚裔明星杨紫琼而引发争议。随后，“奥斯卡歧视亚裔”的话题在网络上发酵，引起讨论。杨紫琼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称并不存在种族歧视，而是她希望艾玛能和好友詹妮弗·劳伦斯一起分享“颁奖的辉煌时刻”。

这一事件本身体现出公众对亚裔身份的担忧，在美国社会，身为亚裔意味着什么？亚裔美国人日常所感受到的诸如羞耻、偏执、忧郁、自我怀疑等复杂的情感，本质上源自何处？

这类隐匿情绪被作者凯茜·帕克·洪称为“少数派的感受”。这种感受多大程度上来自于社会和媒介的塑造，又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对于外在权力关系的内化？如果我们将上述问题放置在不同文化背景中考量，例如英美的非裔群体，他们的困境、痛苦和挣扎又为我们提供了哪些理解自身的视角？

“大众想象”：

自卑与自我憎恶的开端

从媒体、电视节目和电影中，我们不难勾画出美国社会对于亚裔群体的刻板印象：擅长数学，从事的行业不是医生就是律师；服务行业的“工蚁”，企业的忠诚员工；吃苦耐劳，没有个人生活；没有主见，缺乏领导力；神情冷漠，内心不够坚定；在任何场合都缺乏存在感。

在《少数派的感受》一书中，美籍韩裔作家、诗人凯茜·帕克·洪将种族刻板印象加诸自身的阴影层层剥茧地表达和呈现出来。生活在这种阴影中的人会不喜欢自己的长相和声音，讨厌房间里有太多的亚裔，他们的自我是卑微的，看待自己的眼光逐渐变得自我憎恶：“你用白人看你的方式看自己，这样你就把你变成了自己最糟糕的敌人。你唯一的防御就是对自己严苛，这成了强迫症，因此，把自己逼到绝境也成了一种安慰。”

将自己变成自己的敌人，本质上是一种存在危机。美国民权运动的文学代言人、社会活动家詹姆斯·鲍德温在《村子里的陌生人》的《生平自述》一文中曾阐述以黑人身份生活在西方世界的感受。当他面对莎士比亚、巴赫和伦勃朗，面对巴黎石建筑、沙特尔大教堂和帝国大厦，他必须调用“一种特殊的态度”，因为这些“不是我创造的，不包含我的历史”。身为后来的闯入者，由于没有其他遗产可供利用，他不得不接受在白人社会体系中的位置，并试图隐藏自身所携带的黑人的历史。

被迫接受一种并不包含自身历史的社会位置，其影响不言而喻，那就是他对自己身处的现实社会既怕又恨：“这不仅意味着我由此赋予这个世界完全戕害我的力量，还意味着在这样一个如同地狱边境般令人自毁的世界里，我无从寄望于写作。”

凯茜·帕克·洪同样意识到了这一“本体论的问题”有多棘手，即少数族裔很难向他者解释自己为何存在、为什么会感到痛苦，以及自身的现实和他者理解的现实有何不同，只因为“全部的西方历史、政治、文学和大众文化都站在他们那边，这一切都证明你不存在”。在该书《团结起来》一章的末尾，她不无忧虑地写道：“我们将消失在这个国家失忆的迷雾中”，那种感觉“像是被幽禁，被剥夺了所有的社交线索后，我没有任何人际关系的标准来衡量自身的行为”。

要在一个不接纳自己的社会文化中存活，作为一个人而非符号存活，少数族裔必须抹杀掉自己的一部分。这不是为了摆出战斗的姿态，而仅仅是生存所需。正如鲍德温在《千千万万的逝者》一文中所言，美国黑人要成为真正的人，被白人社会接受，就必须先变得“像我们一样”：“抹杀自己的人格，扭曲和贬抑自己的经验，屈从于将个人简化到无名状态的力量，那些力量每天都在这个日渐黑暗的世界中涌现。”

于是从自我怀疑和自我厌恶开始，“少数派”们不再相信自己的感官经验、父辈乃至同一群体中其他人的经验。他们失去了参照，只能逼迫自己在另一套现实逻辑中生存，努力做到最好，却始终无法证明自身的价值。

“少数派的感受”：

“我收回了第一人称复数”

凯茜·帕克·洪给上述感受命名为“少数派的感受”。所谓“少数派的感受”，指的是一系列种族化感受，“它们来自日常种族经验的沉积，以及对现实的感知不断遭到质疑或摒弃的刺激”。少数派感受既真实存在，又不断经受着被曲解和指责的危险：“当少数派的感受终于表露出来，它们就被解读为敌意、忘恩负义、嫉妒、抑郁和好斗……我们的感受成了过度反应，因为我们关于结构性不平等的生活体验和他们误解的现实不相称。”

换句话说，少数派感受源自于现实和想象的割裂、他者共情的匮乏，是个体与社会情境不相容时催生的情绪反应。早在上世纪50年代，詹姆斯·鲍德温就曾追溯过这种情绪反应的现实根源。在鲍德温看来，白人社会在塑造黑人形象这个问题上难辞其咎：当后者在日常中的形象有别于其社会塑造时，白人群体就会感到惊恐、被骗，甚至发起攻击，黑人因而陷入危险的境地。这一过程是双方之间的博弈，陷入困境的黑人会为了捍卫自身转而向白人世界发出挑战。没有人是赢家。

致力于书写英国非裔族群身份认同问题的英国作家伯娜丁·埃瓦里斯托在其非虚构作品《致你：一部宣言》中，特别提到了一段少年时期的亲身经历，或许可以印证媒介对共同想象的塑造作用。埃瓦里斯托15岁时，班里的一个女生开展了一项社会学研究课题。她调研了班上每一位女生，问她们是否愿意和“有色人种”的家庭做邻居。这位女生后来告诉埃瓦里斯托，75%的同学都回答不愿意。“这是同龄人对我的集体拒绝。”埃瓦里斯托日后回忆。

埃瓦里斯托1959年出生于英国伦敦，母亲是英格兰人，父亲是尼日利亚人。在上世纪50年代的英国，和非洲人结婚意味着迅速成为社会底层，哪怕她的母亲是那个年代为数不多受过教育的白人女性。埃瓦里斯托出生的时候，基于肤色的歧视在英国是合法的。

身为非裔的后代、棕色皮肤的黑白混血儿，埃瓦里斯托自幼生活在种族主义者公然暴力攻击的环境中，同伴的辱骂、邻居的冷眼、家里的窗子被人丢砖头砸碎是她每天需要应对的日常经验。

一直到成年之后她才意识到，那次曾令少年的她心惊不已的“集体拒绝”，其实和媒体宣传不无关系。在1976年种族歧视被认定为非法之前，媒体对有色人种的报道多为负面。埃瓦里斯托清楚地记得，十几岁时周围人在谈到黑人刻板印象的话题时，会突然话锋一转，说她和他们认识的其他“有色人”都不一样——听上去像是一种夸赞，实则否定了她所属的整个族裔。

在经年累月的身份对抗中，自我的边界在瓦解，个人的价值变得模糊不清，集体的荣耀亦无可追寻。少数派们仿佛被囚禁在了命运的夹层，他们想要反击、复仇，为自己和自己的身份正名。不少影视和文学作品都以戏剧化的方式叙写着他们的反扑：赚更多的钱，取得更高的地位，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然而在凯茜·帕克·洪看来，这样的解决方式依然是可疑的，原因在于，那恰恰是少数派们曾经被对待的方式：“当我们在一个摧毁我们的体系里变得比他们更好时，我们又是谁？”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以冷静的笔触剖析自己身为少数派的感受，都是一项万分艰难的挑战。长期浸淫在一种否定自己存在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人很难为自己的存在言说，正如人不能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然而在这一点上，凯茜·帕克·洪无疑是清醒的，也足够坦诚。她知道自己从小接受的教育、被抚养的方式从根本上就是为了“取悦白人”，且这种取悦的欲望已经根植在她的意识中，彼此难以剥离：“即使我宣布我为自己写作，那依然意味着我在为自己想要去取悦白人的那部分写作。我不知道如何摆脱它。”

于是她果断收回了第一人称复数，坚持用第一人称单数来写，只讲述自己，不去代表她自身经历无法辐及的人群。或许唯有这样，这本书的书写才不至于落入虚伪矫饰的道德陷阱。

想象力的萎缩：

种族创伤是唯一的叙事吗？

如何才能将种族经验转译为外界可接受的叙事方式？为了被聆听，温和似乎是必要的，但温和同力量有可能在同一个文本中共存吗？这是少数族裔作家所面临的共同难题。凯茜·帕克·洪一直在寻求超越种族创伤的表达途径：“我在尝试寻找一种结构，可以刺穿当时笼罩在文学界的体面政治。”在她看来，文学本应弥合文化的隔阂，然而出版界有意识地遴选民族故事的“单一叙事”却起到了完全相反的作用。

举例来讲，美国出版社通常会有一个配额，允许他们出版一位华裔美国作家的作品。在多位华裔作家当中，出版社则更倾向于复制经过市场检验的故事，而恰恰经过市场认可的故事是有关民族创伤的。于是一个群体的经验往往被表现为一种单一的叙事，一个民族被表现为一件事，长此以往这个民族的人就变成了这一件事。

同样是创作者，伯娜丁·埃瓦里斯托尝试从多个角度书写离散海外的非洲人经历。她也遭遇了类似的偏见：在白人占多数的国家创作以黑人生活为主题的作品，往往意味着被窄化为种族主义的书写，人们误以为黑人写作等同于书写种族歧视、种族偏见。鲍德温则更直白地道出自己身为黑人作家的永恒困境：“我连篇累牍地写黑人的生活，不是因为我认为这是我唯一的主题，而仅仅是因为这是我必须打开的门，在这之后才能指望写别的东西。”

无独有偶，越南裔美国诗人王鸥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一再被要求解释“种族创伤”和他写作的关系，他对此相当警惕，称不愿将自己的作品贴上“创伤”或“战争写作”的标签，因为“我认为它们远不止于此”。当被问及如何理解自己的亚裔身份时，他的回答引人思考：“我反对诠释生活或艺术中的任何事物，因为问题在于：为谁诠释？还有更迫切的问题：为什么？”在他看来，媒体从不要求白人作家阐释自己的种族身份，不要求异性恋阐释自己的性别身份，不要求披头士乐队阐释自己如何重要。“他们的价值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当我把自己的身份视为需要向别人解释的东西时，那就是视自己低人一等。我根本做不到。”

与其说上述现状是政治问题造成的，不如说是事关人类对“他者”的想象力问题。我们终要面对的一大挑战是：在种族这个议题，通行的规则之下，文学能走多远？正如伯娜丁·埃瓦里斯托在《致你：一部宣言》中提出的质疑：“当一种文化的人借小说探索另一种文化时，对想象力的监管又有怎样的伦理？……在文学中强制实行某种文化隔离、种族隔离或强加其他形式的规则，这样做是否明智？”

图书出版是一门需要满足市场需求的生意，但它同样是一群人对他们所处境遇的言说。因此它足以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写照，一面映照我们共同处境的镜子。透过这面镜子，我们能看见众多对讲述者而言非说不可的事；它们如此重要，让这群人倾注时间和心血写成书。

在这个意义上，少数族裔作家面临的不公正待遇何其痛苦：在出版市场，他们首先被限定了写作的主题——讲述一个有关种族创伤的故事。其次他们在处理这个议题时要力求温和，至少得保持冷静，这样他们讲述的故事才有人听。而最大的考验是，由于讲述创伤必然受限于白人的想象力，它不能是大而化之的指责，而应当尽量私人化，起于个人经历，终于自我救赎。唯有如此，白人读者既能获知他者的苦难，又不需要为其担责。

对此，凯茜·帕克·洪的观察相当锐利：“在很多亚裔美国人的小说里，作者把角色创伤的背景设定在他们遥远的祖国或一个封闭的亚洲家庭，确保他们的痛苦不是在责难美帝国主义地缘政治或美国内部的种族主义；引起他们痛苦的外围力量——亚洲父权制下的父亲，那个时代的白人——足够遥远，所以包括读者在内的每个人都摆脱了干系。”

试想，如果一个作家在书写时，无可避免成为整个种族的代理、种族创伤的发言人，提前知晓了若以痛苦的等级来评分，二级故事就不值得讲述，十级就会成为畅销书，那么他如何同时证明自己是能够感知痛苦的人类？

在理解痛苦这个问题上，凯茜·帕克·洪坦言自己受到了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的启发：“这本书帮助我理解了：对痛苦的描述在本质上几乎就是色情的；对于那些希望通过遇见痛苦而感到高尚的读者来说，这是一种复杂的快乐源泉。”。

她渐渐学会了一种表达痛苦的方式——不利用他人的偷窥欲，不去暗示读者从中得到快感。这也正是《少数派的感受》这本书在处理个人感受方面的高明之处。

在现实中，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下，“少数派”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人，亚裔、非裔、女性、残障人士、性少数群体、社会底层等等。凯茜·帕克·洪在《少数派的感受》中讲述的是自己，更是一种应对权力不对等的重要经验。她以诗人的语言、作家的觉悟精准捕捉到了种族这个宏大主题之下无数幽微隐秘、稍纵即逝的瞬间。经由这里，她希望抵达的是更为宽广的自由之地。

正如多丽丝·莱辛在《非洲故事集》的序言中所写：“尽管白人对黑人的暴行是人类犯下的最严重的罪行之一，但肤色歧视不是我们的原罪，只是想象力萎缩的一个体现，它阻碍了我们在阳光下呼吸的每一个生灵身上看到自己的身影。”

当少数派将每一个尴尬的困境记录下来，而不仅仅靠耐力去忍受，当他们讲述，当有人聆听，人们从每一个生灵身上看到自己的身影，作为个体的人被重新放置在时间、历史和环境之中，共情才得以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