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是我国的伟大发明之一,也是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作出的一大贡献。碧玉般的青釉,火焰般的红釉,“淡描五彩,精雅绝伦”的成窑,“夺得千峰翠色来”的越器,“定州花瓷琢红玉”的定瓷……凝聚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经验,赢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赞誉。
今天我们在惊叹这项伟大成就的同时,不禁会好奇中国瓷器发展的历史状况如何,好奇青釉、白釉、红釉、釉上彩、釉下彩等工艺究竟如何,好奇中国瓷器输出海外的时间、路线以及如何影响世界造瓷业的发展,等等。对于读者的这些疑问,陈万里《中国瓷器谈》一书一一给出了答案。
宋官窑绿釉双耳葫芦瓶 资料图片
《中国瓷器谈》一书的作者陈万里是中国现代享誉世界的陶瓷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他有感于“以数千年陶瓷著称的中华,竟没有一部陶瓷史”,欲为中国古代陶瓷研究“辟一新园地,扩一新境界”。他走出书斋,运用考古学方法对古窑进行实地考察,独辟蹊径地发现了瓷器碎片在考古学上的价值:“此种碎片,现在没有人过问,我想在考古学上是很有意义的……至于物件的完整与否,这不过是供赏鉴家的玩意儿,实际与考古学没有多少关系。”
基于对碎片的搜寻与研究,他解决了古代陶瓷史研究上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在碎片上勾勒出中国瓷器发展的历史。在此之前,乏人问津的瓷器史如同一件破碎的瓷器,它的“碎片”就散布在久远的历史长河中、分布在广袤的华夏大地上。每个“碎片”的质料、造型和装饰都凝聚着独特的信息,每个“碎片”都有它不可或缺的价值。作为中国古代陶瓷研究的拓荒者,陈万里致力于探究这些“碎片”,在摩挲比对中还原这些“碎片”的位置,重新拼装成一个完整的瓷器。他的瓷器史研究始于碎片,终于成器。
读罢《中国瓷器谈》,你不难发现,全书收录的是陈万里20世纪50年代以后发表的调查报告与重要论文,这些文字都是他不辞辛苦行走在大江南北实地考察窑址后的新发现,为中国瓷器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我国的青瓷被誉为世界上釉色最美丽、最富于魅力的一种器物,宋代是其烧造技术突破的关键期。在陈万里看来,宋代青瓷远远超越前代的主要原因,在于青釉中含铁量的适当以及还原焰控制的适度,这种技术上的显著进步,是宋代青瓷达到卓越成就的最重要条件。
陈万里还专门从釉彩方面考察我国瓷器发展的历史。他指出,从青釉的发展来看,唐代青瓷烧得最成功的是越器,它的色釉虽然青中闪黄,但是晶莹润泽,陆羽在《茶经》中称其类玉类冰,陆龟蒙在诗中誉之为“千峰翠色”。红釉的烧制难度更大,由于釉料配方中所含氧化铜成分的多少、火焰的不易掌握,加上铜红呈色非常不稳定等原因,所以红釉的烧成,在瓷器史上是一个极重要的发明。白釉在瓷器史上也有重要地位。由于釉下彩及釉上彩的发展,瓷器本身所蒙覆着的一层白釉愈显重要,因此,白釉就成了烧制精良瓷器的一个基本条件。加彩方面,如青花的淡雅幽静、五彩的缤纷多丽、粉彩的温润柔和,都是为人们所喜爱的,因而加彩瓷器就成为中国瓷器的一个主流。陶瓷界素有“青花贵宣德,彩瓷贵成化”之称,陈万里认为成化窑的用彩方法相当复杂,笼统地给它一个“斗彩”的俗称极不恰当。他以高士杯、缠枝芙蓉罐等实物的用彩方法为例,提出“点彩”“覆彩”“染彩”“填彩”“加彩”的说法,将文献上所谓“青花间装五彩”之说细化了。
多年来,陈万里着重考察了中国瓷器对外输出的情况。他指出,我国瓷器早在8世纪就输出海外,经阿拉伯商人之手传到印度、波斯,并由波斯到达埃及,以至非洲的东部与北部。那时输出的瓷器主要是唐代的越器。明代初期,郑和七下西洋时带出去的瓷器则主要是青花和龙泉青瓷,同时,他也从国外引进了苏麻离青色料,外来色料的应用使得宣德青花的色泽胜过元代。在外输的过程中,我国的瓷器技术也走向世界,推动了世界造瓷业的发展,日本早在南宋时就有人来中国学习造瓷技法,在17世纪中叶还从中国引进大量色料,成为瓷器的出口国。
陈万里的瓷器研究既建立在碎片上,又浸润在趣味中,字里行间洋溢着浓浓的兴趣与热爱。正如青瓷,既有细腻的质感,又有温润的色泽,折射出作者的性情与胸襟。
感兴趣的读者不妨读读《瓷器与浙江》,里面收录的访古日记有明代小品文的格调,优美的笔调中透露着闲适与从容,如《余姚上林湖访古记》载:“湖水清流见底,浅处有芦苇,微风拂之,荡漾有致。黄花小草,亦随处可以见到,风景之佳,实不让杭州之西子湖也。四围山色葱翠可爱,低诵陆龟蒙‘夺得千峰翠色来’之句,翘首南望,早已神驰于湖西村矣。”读之,令人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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