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迷雾：义和团与清朝末年的民族怒火

《义和团：被利用的爱国炮灰》第一篇：西方教堂强势进驻大清，民间义和团兴起抵抗
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有一些事件和人物，他们或许不是最耀眼的星辰，但他们的存在却像一面面镜子，映照出时代的风云变幻和民族的兴衰起伏。今天，我们将一起走进《义和团：被利用的爱国炮灰》这一章节，去探寻那些在历史漩涡中挣扎求生的普通人，以及他们背后所承载的复杂而沉重的历史意义。
那么，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历史运动中，义和团成员们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他们的行为是否真的是出于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还是被某些势力所利用，成为了他们的牺牲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段历史，去探寻其中的真相。
1900年左右，大清子民对洋人的感觉一点都不好，如果非要类比的话，大概就是俗套的文章标题：《世道变坏，是从洋人登陆开始的》。
世道变坏其实是内部出了问题，比如人均占有耕地减少、人口暴增、脱离世界潮流、财富分配不均等等，洋人登陆是结果和催化剂，而不是世道变坏的主要原因。但大清子民并不清楚，他们只能感知到洋人带来的坏处，而没有能力分析为什么会这样。毕竟那个年代的识字率很低，也不能要求群众有多么高的觉悟，那是拿大清子民开涮，一点都不道德。
对于洋人作恶，他们最朴素的认知来自教堂。自从鸦片战争以后，欧洲列强纷纷奔赴大清淘金，各种跑马圈地，划定势力范围，英国的军舰在长三角横行，法国渗透云贵，俄国看中了长城以北，后起之秀的德国则瞄准山东。
洋人来了之后并没有入乡随俗的意识，他们走到哪里都要修建教堂，并把它们作为深入大陆、拓展势力的据点，其作用类似于后来日军修建的碉堡。
只要教堂建起来，洋人就算是在方圆几十里扎根了，成为大清统治之外的另一股基层势力。所以晚清的东部省份的基层有两条垂直的统治势力，大部分时间他们都能和谐共处，但双方却也在暗中蓄积能量。
凡是有利可图的地方，总是会吸引很多追随者。大清的基层有稳固的利益通道，可以给子民提供入仕之门、缉捕盗贼、提供安全保护，作为回报，人们需要交税。这条通道已经存在了几百年，大家也都习惯了。
洋人的教堂进来以后，大规模吸引周边居民入教，并承诺入教之后可以提供保护，有的甚至可以免除赋税。大家都知道当时的局面，大清被洋人吊打，不管多大的官，只要遇到洋人都要矮半截，基本不在同等层面上。所以教堂招人时很多人都去投奔，心甘情愿做一枚光荣的假洋鬼子。于是冲突就产生了。
教民借助洋人的势力在乡里感觉棒棒的，看不起大清子民，动不动就算计人家的家产和土地。大清子民也不开心啊，我们祖祖辈辈都自力更生，日子过得好好的，怎么洋人来了就碰上了寒冬，不仅算计我们的家产，平时还要遭受人格侮辱。
这种事在当时被称为教案，尤其以山东为甚。曾国藩曾给朝廷上书："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亦不问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屈，教民恒胜。"
可见两股基层势力的冲突已经积压几十年了，等到什么时候实在憋不住了，这个"沉默的大多数"就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由于教堂的实力强大，大清的基层官员又不作为，大清子民只好抱团取暖，结成一个又一个小型社团。社员们忙时种田，闲时练武，有人闹事时就一起出动，用人多力量大的方式维护权益。
甲午战争以后，双方都绷不住了。日本取得战争的决定性胜利，欧美列强不禁发出惊叹："哇，大清埋头搞了几十年的洋务运动，居然是花架子。"于是洋人更加得寸进尺，教堂势力更大，教民也自认为是一等公民。
而大清民间的社团经过多年发展，也具备了相当规模，几乎每村、每县都有人数不等的社团。既然有所依仗，社员们也感觉自己棒棒的。当双方的仇怨积累到一定程度，弱势的一方又具备反抗实力时，大规模的冲突便在所难免。而民间社团的反抗，就是义和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