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所有西式衣服都给我表弟的几个女儿了。在江青炮制的‘文化革命’期间,她们都被红卫兵从家里赶出来,所有衣服也都被抄走了!”这段控诉来自宋庆龄于1978年写给美国友人的一封信。相对于刘少奇、彭德怀等老革命在十年动荡中的悲惨境遇,宋庆龄在当年的确没有遭到极端迫害,即便如此,从觉察到反抗以及后续的揭批,她受到的精神摧残依旧超乎想象,最严重的一次莫过于得知亲生父母的墓地被掘。面对双亲亡故多年还要遭受如此无妄之灾,这位被誉为“中国第一夫人”的女子以特殊的方式进行了抗争,此后,她与江青乃至那个特殊时代的较量也在无形中悄然开始。1966年夏天,周总理听闻宋庆龄住地北京后海新居遭到造反派的包围冲击,随即派出一个加强连分为三班日夜守卫。那里曾是清代醇亲王府的花园,在京城闹中取静,也得以让一贯恬淡的宋庆龄在其中过着安宁的生活,偏偏所有的美好都在1966年被打破。在周总理的关照下,红卫兵虽没能进入住地胡闹,可外围整日传来的嘈杂声、高音喇叭声还是让她感到心神不宁,革命小将们每天寄来大量信件,翻来覆去都是一个意思。“强烈要求宋奶奶不要再留那种资产阶级的发型与穿那些资产阶级的服饰了!”对此,宋庆龄总是苦笑着摇摇头,直到江青亲自上门为她解释这场新“革命”的意义,面对这位“中央文革首长”,她不卑不亢的态度与善意的提醒终究让不可一世的江青怀恨在心。江青悻悻而归,宋庆龄不免感到失望又气愤,虽说两人此前并没有多少交集,可江青始终都给她留下了朴素大方、善解人意的好印象,更加令她没有想到的是,几天之后,江青的报复就开始了。8月29日,上海传来消息,万国公墓被当地红卫兵视为埋葬旧社会资产阶级的坟墓并将其砸了个稀巴烂,安葬在其中的宋庆龄父母,因为有着“蒋介石岳父母”的身份更是连棺木都被翻捣了出来,甚至被狂热分子来了个扬尸抛骨。面对亡故双亲遭受如此凌辱,宋庆龄顿感五内俱焚,她深知当时几近颠倒黑白的大环境下,自己只能求助周总理,随即连夜写下亲笔信,第二天指派卫士长隋学芳亲自送到中南海西花厅。信中字里行间展露的都是她的悲愤与忧虑,父母虽是蒋介石岳父母不假,可父亲宋耀如还是孙中山最早的战友及追随者,甚至倾尽家财支持革命事业,就连昔日的宋家都曾作为革命者的联络点,只因宋耀如从不肯宣扬自己的革命贡献,还一度被孙中山称之为“革命的隐君子”。可想而知,没有任何人比宋庆龄还了解自家父母的过往,从世俗角度来看,对亡者挖坟掘墓本就大逆不道,更何况是宋庆龄父母这般中国革命先驱者。面对这封求助信,周总理一度拍案而起,不仅急电上海民政局,命令对方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万国公墓内宋家祖墓的恢复与安置工作,还亲自拟定“应予保护的在京民主人士名单”,宋庆龄赫然在列还被放在了第一位。当时的上海民政局已经被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掌控,可周总理还是有着很强的威慑力,宋家祖墓得以重新修缮。眼看形势急转直下,宋庆龄作为经历过长期革命实践的成熟政治家、革命家,凭借丰富的斗争经验以及深邃的洞察力,她开始对江青引以为傲的“文化革命”产生怀疑,心中已经明显感受到现实发生的一切与其宣扬的革命目标相差甚远。“这算什么革命行动呢?当时陈炯明叛变,我们坚决和他斗争,这才真叫革命行动呢!”此外,就在刘少奇身处逆境之际,外界众人忙着落井下石、明哲保身,宋庆龄却对此事发出了灵魂拷问。“我很纳闷,刘少奇在党内那么长时间了,他如果真的有问题,怎么从来就没有一个人怀疑过呢?”11月,就在《宋庆龄选集》出版之际,她还冒天下之大不韪派秘书给刘少奇送书,郑重地在扉页上亲笔题签。“请刘主席、光美同志审阅指正。”身为新中国缔造者、副主席、妇联名誉主席,宋庆龄从未忘记过自己的使命和担当,眼看从羸弱逐渐走向强大的新中国再度陷入“文化革命”的阴霾,她的痛心疾首不言而喻。身为名门闺秀、“第一夫人”,显赫的身世背景决不允许她面对非待做出任何不得体的举动,有理有节进行抗争才是她的可贵、可敬之处。十年动荡,就在古老的“醇亲王府花园”中,宋庆龄面对身边一些工作人员的冷眼相待从未自怨自艾,尤其面对江青一伙人对她的婚姻、私生活进行恶意诽谤之时,她看到了这一切背后是宵小之徒企图篡改历史的惊天阴谋,随即展开了坚决且毫不含糊的反击。十年风风雨雨,她用自己的方式与江青以及那个时代竭尽全力较量着,用儒雅的倔强保护着身边每一个人,这也才是20世纪伟大女性应有的风范,值得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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