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岁的荷兰女孩苏丹有一双丹凤眼,小麦皮肤,一头黑发——她是小时候从成都被领养到荷兰的华人。
1996年3月,刚出生几天的女婴被放在成都的火车站,身上有张纸条,写着“生日1996年3月3日”的字样。随后,女婴被送到成都市儿童福利院,取名“苏丹”。5个月后,来自荷兰的范思乾夫妇收养了她。
如今,苏丹在荷兰从事金融工作,有一个相恋多年的男友。“但我总是感到落寞,不知道自己是谁,从何而来。”
2007年,范思乾夫妇带着11岁的苏丹回成都寻找线索,没有太大收获。今年4月下旬,苏丹再次返回成都寻亲。
“相比小时候,我现在做好了准备。”苏丹说,不仅是见到亲生父母的准备,也做好了一直找下去的准备。
寻亲,“亲生父母是我的一部分”
从小,养父母对苏丹爱如己出,也从未向她隐瞒事实。他们告诉苏丹,他们非常喜欢中国文化,1996年第一次收到福利院发来的照片时,“我们就知道你将是我们的孩子。”
“这不是秘密,但这种感觉很奇怪。”苏丹承认,自己的身份在成长中带来了困难,她和伙伴们长得很不同,有时难以融入本地社区。“努力像大家一样”——这个想法贯穿了她的童年。
苏丹几岁时,养父母又从中国台湾领养了她的妹妹。2007年,养父母带她们回国寻亲,成功找到了妹妹的原生家庭。虽然那时还小,苏丹有些伤感。
“由于文化差异,我妹妹跟亲生父母的联系不多。但知道自己有一个家庭总是令人欣慰的,知道自己是受欢迎的。”
儿时的苏丹在荷兰
青春期之后,苏丹开始更多地思考人生的归属及意义感。她常和四个当初一同被领养到荷兰的中国孩子保持着联系,放假一起吃饭、出去旅行。
他们以兄弟姐妹相称。这些时候,她感到真正地放松。“我在荷兰很幸运,有家人、朋友和一切。但也有人觉得很漂泊,找不到家的感觉。”
大学毕业后,苏丹成为一名助理财务总监。关于再次寻亲,她觉得现在是时候了,自己做好了准备。
金钱花销外,更要面对情感重担。有好奇,想知道自己有没有兄弟姐妹,父母过得好不好,自己长得像谁。有伤感,想问当初为什么被遗弃,家里是不是还很困难。有迷茫,即使付出全力,都可能得不到答案。
“但我必须去,因为我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有人觉得我在荷兰过得好,就应该接受现状,继续前进。他们不明白那种虚空……不论情况如何,亲生父母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苏丹和养母
来蓉,“感到家一般的平静和亲切”
今年4月下旬,苏丹与男友斯特凡来到成都。因为不会说中文,他们由帮助涉外收养儿童寻亲的志愿者陪同翻译。
他们去拜访了苏丹住过的成都市儿童福利院。“福利院负责人说,当年登记的发现地点是火车站,但无法判定是哪座火车站。加上年代太久,更多信息已经遗失。被领养前,苏丹曾和一位保育员合影,保育员流动较大,找到她也很难。”志愿者朱良骝告诉记者。
苏丹去了当年人流量最大的火车北站寻找线索,而周围的商铺都因车站升级改造而歇业了。
她看到一些新闻,走失的孩子成年后在网上发布视频,因为长相相近被亲人认出。她也通过抖音发布了寻亲视频,完成了血样采集。
在成都期间,苏丹希望增加对中国的了解。她去了宽窄巷子、熊猫基地等,买了纪念品带给家人。养父母很关心她在成都的进展,她制作博客分享给他们。“我在荷兰不喜欢辛辣的食物,但我品尝了四川火锅,意外地非常喜欢!”
苏丹在这座城市,看到了很多和荷兰的相似之处——热爱美景、食物、夜生活,人们很热情。她觉得在成都感到了“家一般的平静和亲切,没法解释是什么情绪,但是很特别”。
她对斯特凡说,希望每年都来成都一趟,成都之行让她探索自我的欲望更强大了。在她的“脸书”上,“来自哪里”那一栏,她写着:四川省成都市。
苏丹和男友在成都
愿望, “希望告诉子女家族的来处”
从15岁起,斯特凡和苏丹一起长大,见证了寻亲对她的种种改变。当二人决定组建家庭时,这种念头愈发强烈。
苏丹说,如果以后有孩子,她希望告诉孩子们家族的来处在哪儿,让孩子们有机会和中国建立更多联系。
“如果见到亲生父母,第一件事是我会告诉他们,我并不怪他们,我过得很开心、很健康。我也想问他们过得好不好,如果不太好,我想尽力帮助他们。”
此次成都之行,斯特凡向公司请了一个月的假。“陪女友寻找亲生父母”这个理由虽不太寻常,但老板和同事都很支持他们,祝他们好运。
“同龄人拥有规律而确定的未来,但你们可能要不断去面对这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你们对此有足够准备吗?”
对此,斯特凡回答,寻找来处是自己和苏丹关系中的主题之一,对于填补她内心的空白很重要,“我们想面对它,而不是忽视它。”
男友在阳朔向苏丹求婚
成都之后,他们去了上海、杭州等在中国文化版图上有代表性的城市,“我们拥抱了真实的中国,这给一直寻找答案的我们带来了平静和快乐。”
斯特凡说,他很感激这次旅行,打开他了解中国的大门。“我爱这个国家和这里的人民,我们得到了很多陌生人的帮助,我们也从中收获了勇气和坚韧。”
红星新闻记者 杜玉全 张芷旖 图据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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