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核潜艇下水前，周总理对彭士禄说：记住，永远不要改姓换名

2022年3月3日晚上，感动中国2021年度人物正式揭晓，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核动力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士禄成功当选。

但遗憾的是，彭士禄已经在2021年3月22日去世了，他没有亲自见证这个荣耀时刻。

彭士禄是我国核动力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从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到大亚湾核电站，再到秦山二期核电站，无不倾注了他的心血和汗水。

1925年11月，彭士禄出生于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的一个富裕家庭，他的父亲彭湃，曾经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是领导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创办农民讲习所的传奇人物。终日忙于革命的他，并没有太多时间与孩子相处。年幼的彭士禄对父亲没有什么印象，只是隐约感到：“父亲是个大人物，全家都要为他隐姓埋名。”

1928年，彭士禄曾任海丰县妇女协会委员的母亲蔡素屏被捕入狱，英勇就义。第二年，彭湃也在上海被捕，他在临刑前高唱《国际歌》，慷慨赴死，时年33岁。刚满4岁的彭士禄一下子成了孤儿。

敌人为了斩草除根，开始四处搜捕彭士禄。幸亏海丰一带的穷苦农民不顾自身的安然，把他从一家藏到另一家，彭士禄从小就吃百家饭、穿百家衣。最后他被寄养在地下交通员陈永俊家。他管陈永俊的母亲叫“姑妈”，家里还有一位大他几岁的姐姐，几个人相依为命。

1933年夏天，由于叛徒出场，国民党兵在一个大清早突然包围陈家，“姑妈”和彭士禄一起被捕。在狱中，“姑妈”遭受了严刑拷打，但她宁把牢底坐穿，也不供出彭士禄是彭湃的儿子。狱中的难友见彭士禄衣衫褴褛，自动捐钱为他缝制了一套格子布衣裤。

彭士禄还在监狱里拍下了自己的第一张照片，他穿着难友捐赠他的这套衣服，一脸纯真。这张照片登在国民党《广州民国日报》上，旁边说明是“共匪彭湃之子被我第九师捕获”。

几个月后，敌人用尽各种手段，还是没能搞清彭士禄是不是彭湃的儿子，他们最后将彭士禄转押至广州感化院，进行了一年多的“感化”。彭士禄被放出来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在香港和澳门学习和生活。

1939年7月，14岁的彭士禄独自出门寻找革命队伍，在惠州加入了东江抗日游击队。但由于身体太弱，他不幸染上了疟疾，高烧不退，只好被秘密送回香港，在地下党负责人连贯的家中养病。

连贯很快将彭士禄的情况报告给了在重庆中共南方局的周恩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彭士禄被地下党组织辗转送到了重庆。周恩来见到他后，激动地说：“终于找到你了，你知道吗？15年前我到广州，是你父亲接我的，你父亲很会开玩笑！”

邓颖超也摸着彭士禄的头，疼爱地说：“我们要送你到延安去。好孩子，你要继承先烈的遗志，好好学习……”

不久以后，15岁的彭士禄辗转到达了延安。在延安，即便他不说话，但人人都知道他是彭湃的儿子。他曾回忆说：“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爸爸真的是个大人物。”

1941年9月，16岁的彭士禄进入延安大学中学部学习。因为他只上过两年学，学习很吃力，但他很倔强，不学则已，学就一定要学好。他的成绩很快就追了上来，还当了二班第四组组长。在一次小组会上，他说：“我们的父母亲经过残酷的斗争，有的流血牺牲了，才换来这个学校，要不好好学习，怎对得起自己的父母亲，怎对得起党？”他的话赢得了大家的阵阵掌声。

从学校毕业后，彭士禄先后在宣化炼焦厂、石家庄炼焦厂当技术员。有一次彭士禄骑车外出，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小盐酸厂，便进去看了看。老板听说他是内行，便诉苦道：“我们支援前线生产弹药需要硫酸，可是对面的硫酸厂不卖给我们。”

彭士禄听后对老板说：“你如果相信，我帮你造硫酸。”

此后彭士禄一连几个晚上在灯下设计工艺流程，然后指导厂里因陋就简生产硫酸，仅用了半个月，厂里就能每天生产200公斤浓度在90%的优质硫酸，老板高兴地说：“还是延安的娃子有本领！”

1951年，彭士禄考取选派留学苏联的名额，前往喀山化工学院化工机械系学习。留学期间，彭士禄修了36门课程，毕业时以全优的学习成绩，获得了苏联颁发的“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证书。

就在彭士禄留学期间，1954年1月，美国核潜艇“鹦鹉螺”号下水。从1954年1月下水到1957年4月第一次更换燃料棒时，“鹦鹉螺”号总航程达62526海里，仅消耗了几千克铀，其间，它还成为第一艘在水下航行到北极点的潜艇。这是继原子弹爆炸后，再度震惊世界的大事。

核潜艇的出现，很快引起了我国领导人的关注。1956年，学业已成的彭士禄准备归国。正好陈赓大将访问苏联，他接见了彭士禄，并对他说：“中央决定选派一批优秀留学生改学原子能专业，你愿意吗？”

改行，就意味着要克服诸多困难从头学起，意味着“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的证书没有了用武之地，但彭士禄却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愿意，只要祖国需要！”

不久以后，彭士禄被送到莫斯科动力学院进修核动力专业，从此与核动力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8年4月，彭士禄学成回国。这年的6月27日，聂荣臻向国务院和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标有“绝密”字样的报告《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毛泽东亲自批准了这份报告。自此，中国核潜艇研制列入中央专委的重点项目。

1959年10月，当时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率团访华，毛泽东向他提出了为中国核潜艇研制提供技术支持的请求，但赫鲁晓夫却傲慢地说：“你们中国搞不出来，只要我们苏联有了，大家建立联合舰队就可以了。”

毛泽东听后大怒：“我们再也不会让任何人为了自己的目的使用我国领土！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彭士禄被任命为核动力研究室副主任，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当时他们手中只有5张模糊不清的外国核潜艇照片加上一个玩具模型，在核潜艇建造方面的知识近乎为零。

没有核潜艇资料，彭士禄就参考国外核电站搞理论研究、方案设计；缺乏核专业人才，他就边研究边打造人才队伍；为了验证一个参数，他们常常三班倒，夜以继日地连算好几天……

在研究的前期，彭士禄团队里的人经常对某个技术上的问题意见不一致，甚至会发生激烈的争论。每当出现这种情况，彭士禄就对研究人员说：“不要吵，做实验，用实验结果说话。根据实验结果，我来签字，我负责！”

1965年，代号为“09”的中国核潜艇工程上马，近万人陆续来到位于四川大山沟中的909基地。彭士禄也不例外，他成了“搞水电的”神秘人，告别北京的妻子儿女，“一声令下，打起背包就走。”和家里的联系，只剩下一个“成都291信箱”的地址。

彭士禄经过研究，提出应先建一个陆上模式堆，即先在陆地上按照核潜艇在海上航行的状况做模拟实验，当完成陆上模拟、定型后，核反应堆就可以复制装在潜艇上。

但这种方式却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反对意见认为，建模式堆是跟在洋人屁股后面的“爬行主义”，不仅使经费提高，而且还会延迟核潜艇下水的进度，应该直接将反应堆装在艇上，一步到位。

彭士禄当即反驳了这种说法：“中国从古至今没建过核潜艇，不知道核潜艇是何物？只在国外发表的照片和公开出售的玩具上见到。如果没有一个模式堆做实验摸索，进行科学论证，心里没底，是纸上谈兵。陆上模式堆不是仿真机，不是计算机模拟，而是真枪实弹，是完完全全的原子反应堆！”

两种意见方案最后报到了周恩来和聂荣臻那里，他们最终表态：为核动力潜艇一次建成试验成功，必须建陆上模式堆，这个堆不是试验完成就报废，而是建立了一座核动力装置实验室，用来培养核动力人员和艇员，这个钱不会白花，是合算的。

1970年，在核潜艇即将下水前，周恩来在7月15日和16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会议，详细听取试验现场准备情况的汇报。他一进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就问：“彭士禄来了没有？”

彭士禄马上站起来回答：“总理！我来了！”

周恩来在听完彭士禄的汇报后，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小彭，记住：充分准备，一丝不苟，万无一失，一次成功。”然后他又补充说：“小彭，记住，你是海丰人，永远不要改名换姓！”

从1970年7月18日起，陆上模式堆开始起堆试验。25日，反应堆开始提升功率，每提高一档功率，出现的险情也越多，反对继续提升功率的声音不绝于耳。但彭士禄却力排众议，继续提升功率，8月30日，在他的果断拍板下，主机实现了“满功率”，他也因此得到了一个“彭拍板”的雅号。

曾有人问彭士禄：“你为什么敢于拍板？”

彭士禄回答说：“其实有个秘诀，一定要用数据说话。”

对方又问：“在潜艇核动力研制过程中，那么多次拍板，有没有拍错的时候？”

彭士禄说：“有啊，怎么可能没有？错了，我就改过来，再继续前进。只要三七开，有百分之七十的把握就可以干，不然，都准备好了，要我们干什么？”

在彭士禄的努力下，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成为继“两弹一星”后的又一国之重器、国之利器，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1971年8月15日，核潜艇开始系泊试验和航行试验。彭士禄身先士卒，随艇出海，临行前，他对妻子说：“放心，这次一定能成功，我有信心。万一喂了王八，你也别哭。”在他的亲自参与下，首制艇先后进行了三个阶段检验性的航行试验。

1974年夏，就在首制艇进行最后一次调试时，剧烈的胃疼使彭士禄全身汗湿。他被抬到医务所，经医生诊断是急性胃穿孔。经过手术，彭士禄的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但他却说：“我喜欢这个工作，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就是死了也是值得的！”

1974年8月1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正式编入人民海军的序列。就在这天，已经88岁的朱德在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的陪同下，检阅了“长征一号”。彭士禄也在现场，他望着倾注自己全部心血的核潜艇，热泪夺眶而出……

1985年，世界第一艘核潜艇“鹦鹉螺”号总设计师、“美国核潜艇之父”里科弗来中国访问，尽管他会见了我国很多技术专家，但在离开中国时，还是遗憾地说：“就像两颗彗星不相遇，你们的真神没出来……”

里科弗想见的“真神”，就是彭士禄。当时彭士禄正在广东建造核电站。

1983年初，彭士禄出任广东大亚湾核电站筹建总指挥，57岁的他再次开始了新的征程。在蛇口招商局一间不足15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彭士禄经常早晨吃方便面，中午吃秘书买来的快餐盒饭，晚上和大家一起聊天、讨论问题，他就这样废寝忘食地演算出了法国核电的主要参数。

面对建设中出现的各种争议和问题，彭士禄依然敢于拍板，有人指责他大胆，他却说：“不是我大胆，那是我的责任，如果100个问题，我必须解决99个，只能剩下1个必须要上面解决的问题，我才能请示报告。否则，要我这个全权负责的总指挥干什么？”

彭士禄是公认的技术大拿，但并不是个只懂书本的书呆子，而是个多面手。他在和外商谈判时，每当遇到意见分歧，问题，他就上台列出公式，画上曲线，用明晰的数据来认证价格和付款方式的合理性。香港的一位老板就曾说：“与你们谈判最难的对手就是彭士禄，他太强了，技术、经济都懂！”

1987年，大亚湾核电站顺利开工。彭士禄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个任务，担任秦山二期核电站董事长，负责建设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商用核电站。他领导和培养的核动力设计、研发和建造队伍，为我国后续核潜艇研制和核电站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1994年，彭士禄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但他却谦虚地说：“党和国家给我的比我付出的要多得多。”

曾有人称彭士禄为“中国核潜艇之父”，但他坚决不同意，他说：“对我来说这是贪天之功，我不接受，我充其量就是核潜艇上的一颗螺丝钉。”

2017年，彭士禄荣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获得100万港元奖金。他决定捐献奖金，设立一个奖项。经有关组织和领导多次说服后，彭士禄才同意将用奖金设立的奖项命名为“彭士禄核动力创新奖”。

去年彭士禄临终前，嘱托了3件事：丧事从简；不保留骨灰，海葬；骨灰撒在工作多年的葫芦岛海域。遵照他的遗愿，他的骨灰撒入了渤海，继续他一生的“深潜”，守望祖国的万里海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