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陈荐书-169、《现代的历程》-印刷术与文字狱--杜君立

杜君立，1969年出生，关中西府人，民间学者，通识历史写作者。杜君立只有中学文化，曾经的职业有农民、工人、个体户、职业经理等，2010年开始写作。2016年出版的《现代的历程——机器改变世界》，全套四本，讲述人类如何通过发明钟表、印刷机、纺织机、蒸汽机、计算机等一座座里程碑式的机器，一步步超越本能、超越自然、超越历史的历史。这套书出版后获得了多个奖项，比如华文好书2016年度评委会特别奖。著名学者许倬云、张笑宇给本书写了推荐序。

本书的时间维度很长，空间维度很广，无法在十分钟的“老陈荐书”内展现其精华。书中讲述的诸多历史细节非常有意思，从本期开始，“老陈荐书”将分几个主题给大家介绍几个历史故事,本期的主题是“印刷术与文字狱”。

印刷术属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但无论是雕版印刷还是活字印刷，成本都是极其昂贵。出现于宋朝的活字印刷技术，之后并未取得过实质性的突破。宋代的雕版印刷技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活字印刷的发展。活字本的数量仅是雕版书的百分之一二,这使得印刷术对中国的影响并不像对西方那样显著。

宋代印制的《大藏经》有1076部，5048卷，采用的是雕版印刷，雕版数量达13万块。明清的《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均放弃印刷，而采用最原始的手工抄写，因此数量少，极易失传。《四库全书》动用了4000名写手，抄写了7套；《永乐大典》用2000名写手，只抄写了3套，后来大多佚失。

在中国，汉字不仅是一种文字，其本身还是一种艺术——书法。而且中国的人工成本一直极其低廉，抄书从业者远比印书从业者多。对很多穷书生来说，读书其实就是抄书。

对于一个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并不是纸和印刷术本身，而是印刷到纸上的东西。印刷术在中国并未引起思想的动荡，或者一场文化和科学上的革命。中国的雕版印刷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汉字的普及和统一，强化了儒家传统；活字印刷主要用于家谱印刷，促进了宗族传统。

1450年，古登堡发明了西方的活字印刷术，比中国晚了500多年。与中国的雕版印刷、活字印刷相比，古登堡的印刷装置更像是一台机器。中国木活字或金属活字都是手工雕刻而成的，古登堡采用的是机械冲压，成本大大降低，而且可以大批量生产。

活字印刷的核心是大量字模。字母虽然只有几十个，但包括所有的大小写、缩写、连体字和标点符号，一套字模至少包括300多个活字。印刷一本书需要数万甚至数十万个字模，才可以排出足够的版面。使用古登堡发明的铸字机，一个人一天可以铸造一千多个活字，这比印刷机更加珍贵。

古登堡印刷机问世不久，就在一定程度上终结了欧洲手抄书时代，这与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印刷的成本只有手抄书的1%，甚至更低。一个熟练而勤奋的抄写者用一年时间只能抄写出两本大型书，而一个印刷小作坊就能印出数万册书。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要不是古登堡印刷机的使用及其带来的影响，根本不可能出现随后的科学、政治、基督教、社会学、经济与哲学等方面的进展和启蒙运动。倘若未经启蒙，即使物质上实现了现代化，其精神也停留于黑暗的中世纪。

在手抄本时代，整个欧洲只有几万册书。14世纪欧洲最著名的畅销书是薄伽丘的《十日谈》，全欧洲也不过2000本左右。到了1500年，古登堡印刷机问世半个世纪后，欧洲至少有2000万本书，涵盖4万个不同的领域和主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里，曾30多次提到古登堡印刷机对现代文明的巨大推动。对欧洲来说，印刷机就是现代文明的播种机。

活字印刷术促进了商业的标准化。无论在哪里，人们都按照“经商指南”上规定的同一套商业规则行事。账簿、信件、合同等各种文件有了统一规范，这使得进入市场的门槛更低了。随着西方殖民运动向全球扩张，这套商业规范也变成了世界规则。当合同从手抄本变成印刷品，商人只需在合同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即可。不夸张地说，这场变革所带来的影响甚至可能超过了现代IT革命（电子交易）对金融和贸易的影响。

权力和知识常常是对立的。权力是野蛮的、垄断的、封闭的，知识则是文明的、分散的、开放的。权力来自暴力，但权力的合法性却来自知识。

早在印刷术诞生之前，就已经有了图书审查。人类发明了印刷术，却没有同时发明出版自由。传统势力无疑看到了印刷机对自身权力的挑战。

1501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在敕令中警告：“保持对印刷业者的完全控制是极有必要的。”1543年，教廷规定所有图书必须有由主教授予的“准印许可”；未经教会同意，任何书籍不得印刷。教会还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禁书委员会”。

宗教改革导致教权衰落，国王接手了教廷的禁书反动事业。

以英国为例。1515年，国会规定，除非经过审查，否则不得印刷和出版任何图书；1526年，英国公布第一批禁书；1538年，亨利国王下令，销售图书须经国王批准；未经审查，不得进口任何图书。1688年光荣革命后，图书审查从出版前改为出版后，这迫使书商和作者不得不进行自我审查。

在那时的欧洲，荷兰共和国成为出版自由的“世外桃源”。很多印刷商移民至此。阿姆斯特丹成为当时“全世界的图书超市”。17世纪，荷兰人印的书超过世界其他各国印数的总和。

与荷兰相反，从16世纪起，法国每年都要出口大量的纸，然后再将大量的书进口或走私进来。卢梭的作品几乎都是在外国出版和印刷的。直到1791年，废除书报审查和维护出版自由才被写入法国大革命后的第一部宪法中。不过拿破仑称帝后，很快又恢复了书报审查，因为他很清楚，“如果我对新闻界不加以控制，三个月内我就会下台。”

1644年，英国思想家约翰･弥尔顿向议会推出了一篇演说词《论出版自由》。与此同时，刚刚入主中原的清王朝在全国各地方府学县学前立碑，碑上镌刻了三条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开中国思想钳制之先河。进入印刷时代后，图书管制一代比一代严酷。

清朝建立后，为排除异己、一统思想，对书籍的焦虑和毁灭达到极致。康熙初年，在极为惨烈的“庄氏《明史》案”中，包括编撰、写字、刻板、校对、印刷、装订者，以及卖书、购书、藏书、读书之人，几乎所有与该书有关的人都遭到屠杀和残害。

乾隆皇帝常常标榜自己不以“语言文字罪人”，却每以“大逆”罪滥造文字狱。仅乾隆40年（1775），焚书事件就出现了24次，13800部书被毁。《四库全书》作为乾隆的文治武功之一，收录了图书3460种，79300余卷。但与此同时，2452种书被毁，402种书部分被毁。

中国人熟悉的《尚书》、《孙子兵法》、《东坡文集》、《水浒传》、《金瓶梅》、《武备志》、《天工开物》、《红楼梦》，这些代表中国文明的经典图书都曾被禁和销毁。

文字狱作为古代文化专制的一种极端形式，固然反映了当权者的苛酷，却也表明了当权者的虚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