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 伟大或平庸的总统们（1）：威尔逊的“新自由”

课堂笔记 

1.西奥多·罗斯福（1901-1909，共和党）——“美国梦”的奠基者。担任纽约州长时，他曾说过：“我想告诉诸位，我的同胞，我们国家呼唤的是不是苟且偷安，而是艰苦奋斗。20世纪即将来临，列强命运风雨飘摇。如果我们袖手旁观，如果好吃懒做、苟且偷安，如果在命运的关键时刻临阵退缩、放弃自己所珍视的事物，那么，其他更勇猛、更强大的民族就会超越我们，赢得世界的统治权。因此，让我们直面人生苦难，坚定而有尊严地履行职责；言行举止不偏不倚；诚恳而勇敢，为了实现更高理想而埋头苦干。最重要的一点，不论精神上或肉体上的挫折，让我们不畏艰辛，纵横四海，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最终真正实现民族伟业。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2.塔夫脱（1909-1913，共和党，任内无大的作为，也并无显著的政绩或过失，1913年卸任。1921年被时任总统的沃伦•G•哈定提名为首席大法官，塔夫脱成为美国唯一一个担任过总统和首席大法官这两个职务的人）。

3.威尔逊（1913-1921，民主党），威尔逊的“新自由”及其改革

威尔逊虽然在外交上“失去和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想要全球扩张的愿望，但他是一个具有“领导魄力”的总统。他力排美国孤立主义者的众议，于１９１８年毅然向德宣战，派了３００万人去欧洲大陆参战，直接干预欧洲事务。大战结束后，威尔逊又带着“公海航行自由”、“撤销关税壁垒”、“调整殖民地”等“十四点原则”，亲自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赴法参加巴黎和会。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出访欧洲的总统。在此以前，美国推行“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门罗主义”，统治者的注意力主要是放在美洲。威尔逊就不同了，他背靠着大战期间飞速发展起来的美国实力，跨出洲门，竭力想染指欧洲乃至世界事务。他傲慢地来到巴黎，和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列孟梭一起操纵和会，被称之为“三巨头”。威尔逊打着“和平、民主、自由”的旗号竭力推行他的“新殖民主义”，妄想建立一个国际组织，以确立一种“国际新秩序”，“国际联盟”就是他在这次和会上倡议筹建的。

１９１９年７月，威尔逊带着《凡尔赛和约》和“国联”章程春风得意地回到华盛顿。然而，他那“伟大而辉煌的计划”最终功亏一篑，原因是他的观念太“超前”了。因为美国自立国以后就推行孤立主义政策。开国元勋华盛顿在离开总统宝座时发表《告别演说》，特意告诫国民说：“我们对待外国的伟大行为准则是在扩大商务关系的同时，尽可能少地与之发生政治联系，避免在国外与任何部分缔结永久联盟。我们应在目前所允许的范围内去行事。”习惯的“孤立主义”情绪一直支配着相当一部分美国人的思想。

大战一结束，厌战的人们极盼“放任的自由主义”，希望回到“常态”中，不要去多管“忘恩负义”的欧洲人的事，而当时的美国实力也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令英法俯首帖耳的地步。美国国会不愿让美国的政策受欧洲列强的“约束”，拒不参加“国联”，拒不批准《凡尔赛和约》。威尔逊绝望了。１９１９年１０月３日，他突然中风，顷刻间成了残废。他伤心地说：“我们曾经有机会取得世界的领导地位，可我们失掉了机会。”

另外，威尔逊在内政上搞的“新自由改革”，在历史上仍值得一提。

伍德罗•威尔逊（1856—1924）出生于有浓厚文化传统的弗吉尼亚，祖、父两代均是苏格兰长老制教会牧师。早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求学，1879年毕业后在亚特兰大开办律师事务所，后又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习政治学和法学，并于1886年获得博士学位。此后，曾先后任教于布林马尔大学、韦斯利恩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他从1902年起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8年，后又当过新泽西州州长。威尔逊是一位出色的学者，1885年完成的博士论文《议会制政体》（Congressional Government）至今读来仍觉有价值，著有《美国人民史》。在当大学校长期间，他对普林斯顿大学做了很多改革，立志把它办成一所集各种现代学科为一体的综合性大学，办成“美国的牛津和剑桥”。这一背景使他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位有博士学位的总统，并决定了他的进步主义倾向。

威尔逊作为民主党人一上台，就带给美国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感觉。1913年3月14日，他在总统就职演讲中说：“这个国家现在试图起用民主党，其目的是不会有任何人误解的。目的就是要利用民主党来证明，这个国家的方案和观点有了改变。”接着，他便以典型的进步主义者的语言，揭露工业化在推动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同时，给社会和生活带来了多么大的灾难。他说：“我们一直是以我们在工业上的种种成就自豪的，却至今不曾充分有思想地停下来计算一下所付出的人的代价，有多少生命被扼杀，多少精力被过度消耗和损折，许多年来这一切不堪忍受的重压和负担全都无情地落在他们肩上的那许多男人、女人和儿童，他们付出了多少可怕的体力代价和精神代价。”

在威尔逊看来，关税、托拉斯和银行体系已成了美国的“三重特权壁垒”，“为我们所热爱的伟大的政府经常被利用来为私人自私的意图服务，那些利用它的人却遗忘了人民”。因此，他在3月14日的总统就职演说中发誓，要使一般人从大商业和高财政的剥削中解放出来而重新获得自由。所以，威尔逊的改革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为“新自由”改革。关税政策，是不同利益集团长期争论的焦点，也是当时美国社会极为敏感的一个问题。因为共和党作为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一直坚持高关税以保护东北部制造商和某些原料生产者的利益，这在经济上还处于英国的殖民地地位，并急需建立自己独立的民族经济的建国之初是完全必要的。

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经济已经获得迅猛发展，其工业产值已跃居世界第一位，这时美国急需提高其产品的竞争力，以便在世界上开拓新的市场。在威尔逊看来，“现有的关税制度切断了我们与世界各国的联系”，“使联邦政府成为私人利益集团手中的便利工具”，因而必须进行改革。为此，威尔逊总统决定采取断然举措，于1913年4月8日亲临国会发表演说以推动关税改革，终于使《安德伍德—西蒙斯关税法》得以顺利通过。按此法，一般商品关税降低10%，免税商品达958类，增税商品只有86类，但也有307类商品税率不动。为了弥补因降低关税而带来的国家财政的空缺，威尔逊总统又根据1913年2月通过的第16条宪法修正案，主持通过了科德尔•赫尔提出的累进所得税条款，决定向除收入不足3000美元的未婚者和收入不足4000美元的已婚者外的美国公民征收累进所得税，税额为1%—6%。

威尔逊上台时的银行体制，是根据1864年的《国民银行法》建立的。因在此之前美国没有中央银行，各银行可以自行发行货币和债券，妨碍了国家财政公债的发行。所以1864年通过的银行法，要求各州银行须向财政部登记方可转为国民银行，国民银行发行的证券要由联邦债券担保并统一印制，且只能向发行银行和财政部兑换法定货币。威尔逊认为，它控制过死不够灵活，“只适合于集中现金和限制通货的要求”，而现在，需要的是能对信贷随时作出灵活反应的货币，因此现行银行体制必须改革。为此，当关税法案还在讨论之时，1913年6月23日总统就再次亲临国会，敦促进行银行和金融体制改革，提出新的金融体制的控制权，“必须属于公众而不属于私家”，即“必须授予政府本身”。

1913年12月19日通过的《联邦储备法案》，将全国划分为12个区，各区设一联邦储备银行，但它属于各会员银行所有，会员银行须以其资本的6%入股，这些储备银行实际上是银行家的银行。据统计，不出10年，全美国银行的1/3已成了联邦储备系统的会员，占全国银行业财力的70%，联邦储备银行既有储备和管理的功能，同时各会员银行也可以信誉良好的商业票据作担保得到贷款，而这些商业票据又成为发行联邦储备券的基础，这就使通货有了弹性，达到了改革的目的。

在反托拉斯方面，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局面。一方面，在民主党为威尔逊竞选所制定的纲领中，认 为：“私人垄断乃是无理无据而又不可容忍的”，“要求制定可能十分必要的附加立法，使私人垄断在合众国不可能存在”；另一方面，早在1896年国会就制定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但在执行中又遇到许多实际问题难于处理。因此，反托拉斯什么，又如何反才更有效，分寸并不那么容易掌握。1914年1月20日，威尔逊为反对垄断问题又再次亲临国会讲演，提出了5个专项立法的建议，如禁止各企业建立连锁董事会，授权州际商务委员会对铁路财政进行调控，明确规定各项反托拉斯法的意图，建立一个全联邦的商务委员会，对违反托拉斯法的个人而不是企业实行刑事处罚。

威尔逊显然是想把反托拉斯的事情办得有成效，更为深入。但在1914年制定的两个反托拉斯法，即《克莱顿反托拉斯法》和《联邦商务委员会法》中，前一个法案并没有怎么执行就暗中停止了。由总统任命的5名委员组成的联邦商务委员会，按照该法关于不公平的竞争手段即为“非法”的规定，受权对违犯反托拉斯法的情况进行调查，只要发现了犯罪行为即可命令该企业“停业”。但威尔逊最初坚决不答应工会和农会在按反托拉斯法起诉中享有豁免权，这就分散了他集中打击垄断的目标。

总之，威尔逊以“新自由”为口号，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提倡自由主义，在施政中表现了较强的进步主义倾向，在关税、银行和反托拉斯方面均有重大举措，把进步主义改革推到一个新的阶段，但对妇女问题、劳工问题则不那么关心，其政策带有更多的理想主义色彩。在这一点上，和他在外交方面的政策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