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卷第2章《模范的统治者》之一

四卷第2章《模范的统治者》之一

       宋朝初年的皇帝们在朝政处理、思想活动和个人行为等方面都为他们的后继者确立了很高的标准。尤其是头两位皇帝，太祖赵匡胤和他的弟弟太宗赵光义在整个宋朝历史上都堪称统治者的典范。他们不仅精力充沛，富有活力，对政治也有着敏锐的感觉。第三任皇帝宋真宗，在继承父亲与伯父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了领土的完整，并开创性地采取全新的外交政策，与北方强邻们保持了和平共处的关系。在这三位善于学习的皇帝治下，相较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朝代，宋朝无疑是最接近儒家治世理想的王朝。如南宋哲学家陈亮所说：“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

        所谓“儒家社会”，在这里其实是指一种与古代圣贤思想有密切联系的官僚制度”。儒家典籍中提出以“仁、义、礼、忠、孝”为核心的伦理规范，其中就包括重文轻武以及礼俗制度等思想内涵。而这些理念被深深地植入到那些有教养的上层阶级的意识之中，并被他们视为自己所有行为的最高准则。

       尽管儒学吸收了一些诞生于先秦甚至上古时期的宗教元素，如祖先崇拜和国家献祭，但儒家社会与中世纪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教的哈里发国家并没有可比性——后者都是神权至上的国家，其政治结构与他们的一神论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而中国历来是多神教国家，宋朝的皇帝们在生活和礼仪方面遵从儒家准则，同时他们也是忠诚的道教和佛教信徒。从13世纪开始，先前注重实用的儒家思想才开始转变成为一种正统的国家意识形态。

       宋朝的儒家社会形态在王朝后期和之后并没有继续存在下去。但许多脱胎于宋代儒家思想的社会准则和价值观念，在之后漫长的岁月里，加速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其中不少具有民族典型性的文化特征，时至今日依然熠熠生辉。

王朝的建立

      959年7月27日，后周世宗皇帝去世，其6岁的儿子继位。960年初，禁军统领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领部队向北进发，抵抗契丹及其盟友北汉的进攻。赵匡胤抓住这个机会发动了一场蓄谋已久的兵变。

       依照事先安排好的篡权计划，那些忠于赵匡胤的将士，在开封东北大约20公里的陈桥驿站宣布谋反，并拥立赵匡胤为天子。将士们恳请赵匡胤接受皇位。在三次推脱之后，赵匡胤终于答应了，但他提出了条件，要求将领们必须听令于他，不得伤害小皇帝和开封城里的百姓。此后不久，赵匡胤正式宣布控制整个后周帝国，小皇帝被迫让位。宋朝于960年2月3日建立。

       宋太祖赵匡胤以“宋”命名他的新王朝，是因为他此前的封地古称即为宋。宋太祖控制了全国111个州，下辖638个县。他定开封为东都，之前的后梁、后晋和后周也定都于此。他也设立了陪都，即西京洛阳。

       宋太祖在位17年，为传位18帝、延续了300多年的宋朝奠定了基础。他建立并实践的一系列政治、文化以及思想制度，一直被他的后继者和臣民严格遵守。如《宋史》所说：“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北宋哲学家邵雍赞扬宋朝的统治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其中一条是，王朝建立后天下太平，百年来未受叛乱的威胁。朱熹将这一点总结为：“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重文轻武这一儒学的基本理念——成为宋朝历代帝王遵循的信条。

       宋太祖是北方人，祖籍今河北涿州，生于洛阳夹马营，在五个兄弟中排行第二。据传，他出生时“红光满室，紫气盈轩”。作为天子，他长于统军、骑射，同时精于政事。他并不因官员与皇帝意见不合就处死他们。对于失职官员，赵匡胤一般采取的惩罚措施就是剥夺俸禄、官衔和爵位，贬谪到边远之地。这种处置也被之后宋朝历任皇帝奉为成例。资料显示，尽管那些对皇帝构成威胁或不忠于皇帝的官员也常惨遭暗杀，但由于官员们受到朝廷优待文官政策的保护，因而他们拥有相当大的自由参与朝政讨论，甚至直接提出激烈的批评。

统一疆土

       宋太祖登基后，结束了长达80多年的混乱局面。但他仍面临着一大堆棘手问题。为统一天下，他必须消灭各地的割据军阀。同时建立一套有效率的新文官体制，提拔一批出身于精英阶层，且训练有素、忠心不贰、知识渊博的新官员。此外，帝国还需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军事、外交政策来处理与契丹帝国的关系。赵匡胤以惊人的速度一一完成了上述任务。

       在给手下将领加官晋爵的同时，赵匡胤也很清楚这些军中弟兄们的政治野心是何其之大。他肯定已经感觉到自己和军队将领们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了。赵匡胤因兵变而称帝，自他进入军队起，他就明白能够号令一方的将领对新王朝所构成的威胁有多么大，但同时他也知道在实现统一之前必须依靠这些军队。当统一天下的大业结束后，深知武将专权弊端的赵匡胤希望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

       一方面，赵匡胤希望给战火连绵了几十年的国家带来安定。通过强化文官对军权的制约，这一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另一方面，将领们担心失去名誉、地位、政治影响力和金钱利益，因此任何意图削弱军权的改革，都有可能在改革者与军队将领间爆发冲突。

       根据中国史书的记载，宋太祖向谏议大夫赵普求教如何处理这个棘手的难题。这位忠诚的官员建议皇帝首先要收回地方将领的兵权。太祖采纳了这个建议。他巧妙地策划了一场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社交活动”。961年8月20日，他召集了曾经助其登上皇位的功勋武将以及其他高级将官到皇宫宴饮。这个场景便是日后著名的“杯酒释兵权”。席间，他委婉而巧妙地建议将领们应该放弃兵权，远离皇都，改任地方文官。作为补偿，朝廷将赏赐给他们宅邸和大片的田产，足以供他们安享余生。太祖向将领们说明了自己目前面临的情况，并有理有据地说服了他们。翌日，所有的将领都接受了太祖的建议。

       在后来的岁月中，老将们陆续被那些资历较低但更加忠于皇帝的年轻将领所取代。这些新将官们在行军打仗时坚持这样的人道原则：一不抢劫乡村，二不虐待平民百姓，同时尽可能地避免杀戮。这种统治模式，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但宋太祖强调文官优先的原则并不是要减少军队的人数，相反，禁军和地方部队中职业军人的数量一直在上升。到10世纪70年代初，皇帝个人直接指挥的军队估计就有22万人。在他死时，这一数字已达到37.8万。由于太祖既要统一南方各国，又要在其继承后周的地域内维持秩序，军队数量的膨胀在所难免。到宋太宗赵匡义在位期间，军队人数上升到了66万；1018年，当第三任皇帝宋真宗提出要裁减帝国军队时，军队人数已经达到了惊人的91.2万。

       征服十国时期残留下来的6个国家，统一全国不仅是政治需要，也是经济需求。皇帝急需金钱以确保能够应对北方的边境战争。而获取战争经费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征服中南部的这些王国，使其归顺朝廷，并向其征收赋税。在面对统一天下的巨大挑战时，太祖曾对其弟赵光义说：“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币藏空虚。必先取巴蜀，次及广南、江南，即国用富饶矣。”

       之后20年间，随着计划的实施，宋朝先是于963年征服了长江中游的南平，965年又征服了位于今四川省的后蜀。但在968年，太祖对于下一步何去何从举棋不定。太祖知道平定与契丹接壤的北汉将会获得军事上的优势，但取得这场胜利绝非易事。或许先统一南方才是上策。在一个辗转反侧的夜晚，他决定 再次咨询谋臣赵普。

       正如赵匡胤过去经常做的一样，他乔装溜出皇宫，去密会谋臣。画家刘俊为这一情境曾作画一幅，题为“雪夜访普图”。这一天，赵普下朝刚刚返回家中，身上还穿着朝服和官靴。听到有人叩门，他推开门一看，吃惊地看到皇帝站在那里，门外雪花漫天飞舞。于是，他们在客厅中的垫子上坐下来。炉中的炭火正烤着肉，赵普的妻子给他们斟上酒，两人开始谈起皇帝忧心忡忡的心事。最后，太祖采纳了赵普的建议，即“南易北难，故先易而后难”的战略，在解决棘手的北方问题前，先征服南方剩余的几个地方政权，并使其归顺。

       位于两广地区的南汉于971年归顺，地辖江西、定都南京的南唐于975年归顺。太宗赵光义在976年继位后，次年便完成了对吴越国的征服，最后在979年初终于平定了位于今天山西的北汉王朝。在北方，宋朝的统一进程多次由于辽国的干涉而受阻，甚至在979年完成统一后，宋军在位于今北京西直门外的高梁河遭遇惨败。太宗差点被俘，靠着一辆骡车的帮助才得以逃脱。

        太祖在976年11月暴毙而亡，时年49岁。那一天大雪纷飞，太祖单独召弟弟赵光义到病榻前，给他留下了有关皇位继承的遗言。没有人知道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因此疑窦丛生。一个广为流传的版本是赵光义谋害了他的哥哥，这便是所谓的“烛影斧声”。但更可能的是太祖履行了他向母亲杜太后许下过的诺言：自己死后要将帝位传给弟弟。尽管太祖死的时候，自己的两个儿子已经成年。按汉人传统的帝位继承顺序，传弟不传子的做法前无古人，但这样做或许也避免了王朝发生内乱和危机。

中央集权

       宋太宗和他的兄长赵匡胤一样出身行伍。979年，他统治的疆土为宋朝历代最广。984年，在大宋立国24年后，他正式昭告天下，五代十国彻底结束，今后由宋一朝承火德，尚赤。红色曾经是周朝的国色，而儒家哲学也是产生于周朝。

       除了继承太祖统一大业之外，太宗也积极投身于内政改革中。一百多年后，徐度这样描述王朝早期的治理：“国朝以来，凡政事有大更革，必集百官议之。”皇帝向朝臣咨政在宋以前已有先例，但与唐朝初年皇帝与宰辅品茗议政不同，宋朝皇帝与朝臣交换意见的氛围已不再轻松。唐朝官员在颁布重大决策前只要得到皇帝“准奏”就行了，而宋廷大臣们对前朝官员的这份轻松只有羡慕的份儿了。他们常常对皇帝的威仪感到害怕和窒息。因此要求把有关事项书写成提纲，在朝会前提交上去，让皇帝做预先的考虑。这种新的决策程序后来也被定为了成式。尽管这种提前阅览提纲的模式加强了皇帝的权威，但也只有当皇帝是一位工作狂时，才能真正实现。欧阳修在其《为君难论》中评论道：“呜呼！用人之难难矣，未若听言之难也。”

       在建立了王朝，特别是统一疆土后，太祖需要一个忠诚而尽职的文官阶层来充实官僚队伍。太祖很欣赏这个文官队伍对王朝的支持，他们在皇帝和百姓之间起着可靠的中介作用，其作用无人能够替代。这一时期的中国没有类似于中世纪欧洲的天主教教会、贵族、商人行会等制度化的组织。在欧洲，这样的组织可以维持城市的运转，平衡国王的权力。而宋帝国也需要建立一套自己的制度，能确实而可靠地提供大量急需的文官。相较于唐代，这个文官制度有一些基本的区别。

       其一，宋朝皇帝不再能依赖贵族了。在之前80多年的混乱中，战争和朋党之争明显削减了贵族们的数量和影响力。一个新的阶层——即出身更加多样化的士大夫阶层，逐步占据了贵族留下来的真空。

       其二，唐代的官僚制度中包含许多早应该淘汰的机构、职衔和职能。迫切需要进行重建。头三任宋朝皇帝努力消除官僚机构之间的分歧，裁减冗员，提高制度的效率。不过，宋朝后来也形成了更为复杂的叠床架屋式的官僚制度，这是后话。

       其三，宋太祖重新设计政府架构有一个重要目的：即加强并集中权力于自己手中。他任命了一群精明强干的官员，后者直接对他负责。当然，这套中央集权制度的效率取决于皇帝本人的精力多寡以及是否具有献身精神。当能力不是很强的统治者在位时，中央集权的缺陷就会变得很突出。

       据《宋史》记载，政府传统上由三大部门组成：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三省长官的职责是“辅佐皇帝，统领百官和管理国事”。三省长官在品级上是平等的，但从他们附加的头衔和所遵循的工作资格看，差异还是很明显的。其中只有中书省位于皇宫禁地，它在决策中有极大的权力。门下省和尚书省则设在皇宫之外，其功能是中央政策的执行核心。他们负责处理各类文件和执行皇帝的决定、命令和政府法令。其中，尚书省还下辖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1129年，中书省和门下省被合并为一个省。

       财政事务由三司掌管，这是政府的一个独立部门，在唐朝时曾受宰相领导。此外，还有一个独立的真正实权部门是枢密院，其地位与中书省相当，同样拥有极大权力，因为它能对皇帝本人施加影响。然而，各级政府机构的建立与重组毫无疑问是为了适应宋初皇帝乾纲独断的需求。只要建立这套机制且醉心于总揽大权的皇帝还在位，这套复杂的官僚系统就可以日复一日地延续下去。

       通观整个宋代历史，无论在朝堂之上，还是在皇室内部，宰相的影响力都在逐步增大，官员间的派系斗争也愈演愈烈。这个复杂的权力网络并没能让皇帝们感到轻松。他们肯定感觉到这个制度的焦点是处于权力中心的自己，他需要肩负重责，处理每一件国事。而那些生理和心理还处在弱势的小皇帝还得任由太后和朝臣的摆布，常常左右为难。

       宋太祖需要有学问的人来担当高级别的官员，特别是与他接触最密切的宰相。因此早在973年，皇帝就“御讲武殿复试新及第进士”。在这样的场合，皇帝可以对这些栋梁之才有一个直观的印象。宋太祖在位期间，有近350人被录取。而宋太宗时期开始建立全国性的文官招募制度。977年，他宣布广征贤才。不久之后就有500名贤士获得了任用。这一年内取士及第的人数比太祖一朝的总人数都多。太宗时期共取士5816人，其中大多数人出身寒微。

       到了宋真宗在位期间，又进一步扩大了科举取士名额，录取规模大大超过其父。在公元1000年这一年，取得功名的士子就达1538人——这在整个中国科举取士的历史上都是最高的数字。

       通过这个复杂的考试制度，一部分考生能获得最受尊敬的头衔——“进士”，这个词在西方语言中经常被翻译为“文学博士”，而实际上它是指“御赐学者”的意思。983年，太宗皇帝在京城西部的皇家花园——琼林为新科进士举行了庆贺宴会。从此琼林宴相沿成习。与前朝的贵族官僚不同，这些新进士大夫的世界观不是出自其家庭背景或出身，而是来自他们掌握的儒家经典知识，来自他们对儒家道德伦理的理解，也来自他们作为一个行政管理通才所具备的能力。于是，一个新的文官职业和一个新的士大夫阶层产生了，这个职业和阶层的家庭出身范围更广泛。社会认同他们是国家的精英，在中国历史上，这种观念一直持续了近千年。

（以上内容经删节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