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家在京研讨杜阳林《立秋》：“把几十年时代变化贯穿地写出来”

两年前，杜阳林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惊蛰》，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过新书发布暨研讨会。两年后，杜阳林的最新长篇小说《立秋》，再次来到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新书发布暨研讨会。

4月8日下午，在“杜阳林长篇小说《立秋》新书发布暨研讨会”上，李敬泽、阎晶明、阿来、岳雯、潘凯雄、陈福民、谢有顺、杨庆祥、何平、王春林、梁鸿鹰、白烨、季亚娅等十余位作家、评论家，深入挖掘《立秋》的文学艺术性和时代意义。

《立秋》

阿来：直面短板问题，思考四川长篇小说创作的路在何方

作为中国作协副主席、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在现场表示，今天的研讨会不仅是对杜阳林的支持，更是对四川文学的扶持。作为一个文学大省，四川诞生过李劼人、沙汀、艾芜、周克芹等一大批小说名家，而如今，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小说家寥寥数人，有全国影响力的长篇小说也相对稀少。“直面短板问题，思考四川长篇小说创作的路在何方，这是我们今天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立秋》2023年11月在《收获》杂志上发表，并于2024年4月由浙江文艺出版社联合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单行本。

《立秋》

研讨会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家、评论家阎晶明表示，他被小说中的真实情感所打动。“情感表达很朴实，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一种非常真实的前提下，记述的故事和生活都是日常的，是我们曾经历或者说正在经历的，虽然不是那种高妙的写作，但我觉得写得非常到位，非常真实，我很感动。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一种很扎实的笔法，写出了一个不忘初心的主题。而这个‘不忘初心’，他写出了一个人的成长蜕变，他的人心、人性、情感的底色全部保留，而且在这个小说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表达。”

《惊蛰》之后，评论家潘凯雄对书中的故事保持关注和疑问，《惊蛰》只是再现了凌云青的“出走”，作品到凌云青乘上远去的列车便戛然而止，至于“走出”后的凌云青式的一代人会怎么样呢？杜阳林用一部全新长篇小说《立秋》来作答。研讨会上，潘凯雄再次提出“出走”和“回归”的问题。他说：“中国现代文学以来，到当代，这个问题始终被作家提出。”潘凯雄称之为中国作家的“母题”，他认为，虽然整个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所以作家们才会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里去探讨和思考，而杜阳林正好是其中一个，“我想，这也是《立秋》这部作品最重要的价值，也能从一个方面来回答杜阳林的《惊蛰》为什么能卖到20万册的原因。”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评论家陈福民认为，《立秋》对中国当代史有着精彩的书写，小说以历史深广度、问题尖锐性拷打着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软弱性，也正是这种坚硬的品质引发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情感共振。小说对凌云青式的新乡土人形象塑造，对中国新型商业文明的深入书写，形成凌云青理想色彩、大爱品质和绝对贫困下的乡村精神现象的镜像对照，这是小说独特的价值意义。

“《惊蛰》和《立秋》我都看了，可能我跟大家还真不一样，我特别感同身受。”同样是农村出身，有着进城经历的评论家谢有顺感叹。《立秋》的开头，讲述了曾经欺负主人公的农村妇女进城找到主人公帮忙，给谢有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也不止一次有类似的经历和感受，特别真实，特别打动人。”小说主人公凌云青命运坎坷，苦难打磨了他的灵魂，他通过努力与苦难和解，甚至宽恕那些伤害过他的人，“没有对生活的绝望，就不会有对生活的爱。苦难令他绝望，但是苦难也令他生出了和解方式和爱，所以最终是这样一种力量拯救了他。”谢有顺认为，当乡村的遗存和城市经验融合的时候，怎么做一个新的人或者怎么成为一个城市人，是杜阳林试图回答的问题。

评论家岳雯读过《立秋》后的第一感受是：老调子谱的新曲，“也不是一个多么新鲜的故事，但为什么在今天这个时代依然拥有很广大的读者，诀窍是什么？我认为，《立秋》尽管写的是一个个人奋斗的故事，但它传递出来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情绪。小说不是一部成功学的书写，生活的泥沼一个又一个将人缠绕困住，如何自立、成人、成长，让这小说展示出更具厚度的精神向度探索。”

同样，评论家何平也谈到了这部小说的时代意义，他甚至与清华大学和南京大学的两位友人分享过读后感，大家都对小说与改革开放这个时代之间的一种关联感兴趣。“对于作家而言，写作不是文学的意义，还有社会学和时代记忆的意义。”

“创业书写”，这是评论家王春林对《立秋》内容本质的一个概括。他说：“杜阳林的《惊蛰》是写乡村少年成长的经历，成长经历又跟乡村苦难联系在一块，到《立秋》书写的是凌云青成年进城艰难创业的故事，所以一个是成长叙事，一个是创业书写。”

研讨会现场

“打破了景观化的文学写作，以现实的朴素叙写进行先锋文学探索”

“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服。”评论家梁鸿鹰表示，杜阳林从《惊蛰》写到《立秋》，从春天到了秋天，这句话，对于一个人，一个时代，都弥足重要。“凌云青在人生最关键的时候，意识到伦理秩序、道德律条、情义、情分、情面这些东西对现代社会形成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他身先士卒挣脱出来，在时代洪流中积极创新求变，他被时代所推动，同时他也成了时代进步的一部分。”梁鸿鹰被小说呈现出非常珍贵的现实主义品格所打动，“杜阳林带着反思的态度，将人生之路和当代社会存在的问题残酷的真相，给我们揭示出来了。”

评论家白烨表示：“这个书的题材、故事、人物非常有特点，把长达几十年的社会发展包括时代变化贯穿地写出来，这样的作品太少了。”白烨认为，《立秋》将个人经历和时代背景高度契合，这一点很有价值，是解读那个时代非常重要的文本。

评论家季亚娅真诚地分享了她的读后感，“我在想，到底什么写作是受读者欢迎的？可能就是这种汁水丰盈的经验接地气的小说。”读过《惊蛰》，读过《立秋》，季亚娅已经开始期待杜阳林的第三部，“在城市化进程中，我们对乡土中国有什么责任？怎么去回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期待第三部的‘返乡’。”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评论家丛治辰认为，如果从人物谱系的视角观照，从陈奂生、孙少平到凌云青，《立秋》创造了一个“扎根城市、反哺乡村”的创新性人物。割不掉的乡村尾巴令人反思乡土的劣根性，同时乡村人身上又有着强大的勇气、韧性与能量，“这是对乡土性、乡土中国复杂性的丰富剖析与呈现。《立秋》打破了景观化的文学写作，以现实的朴素叙写进行先锋文学探索。”

李敬泽

李敬泽：希望作家、评论家们，能够打破原有的认知结构，看到更多的复杂性

研讨会的最后，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李敬泽作了深入的总结。他表示，说《立秋》，大概都是从城乡二元结构去解读的。“城乡二元结构对我们来说既是历史的、社会的经验，也是一个文学经验。但《立秋》所呈现的城与乡的经验，恐怕不是固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所能够概括的。”为什么不能呢？李敬泽从自身经历出发，谈到了对乡村的负疚感，“我个人是没有什么乡村经验，我曾经以为自己不会与乡村有情感上的纠葛，但现在我发现，此话说早了。”当李敬泽陆陆续续请老家来的各种亲戚吃了很多次饭后，他发现自己的心里泛起的正是凌云青的那种对乡村的负疚感。“认为自己欠着乡村的，欠着自己家乡的，这样的感觉居然在我身上也要起作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突飞猛进，但乡村作为所有人的根系所在，我们是在潜意识中、文化中乃至于潜意识中、文化构造中、情感上，方方面面始终保留了，甚至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下，这种情感还会变得非常强烈、非常坚韧，始终保留着对乡村对家乡的那份亏欠感。这种亏欠既是伦理的、情感的、文化的，也是历史的、社会的。”

李敬泽说，中国式现代化走到现在，一定要反哺乡村。从这个意义上说，原有的城乡结构在《立秋》这里已经失效，中国农业文明延绵数千年，挥之不去的乡土情感沉淀在人们的情感、文化与伦理结构中，对乡村的负疚感内置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转化为根本性的责任，这也是当下乡村振兴的强大动力。“希望作家、评论家们，能够打破原有的认知结构，从《立秋》看到整个乡村景象、乡村问题在历史发展中所呈现的复杂性。”

李敬泽表示，从《惊蛰》到《立秋》，杜阳林的写作技艺已经明显成熟起来，但有些地方仍显得太急，“如果更从容，很多褶皱是可以打开的。”对于书中所呈现出来的川人品质，李敬泽很是欣赏，“这真是四川人写的，对待生活磨难和命运跌宕的平常心，我觉得特别珍贵，而这正是四川人独有的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