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还是卧底？抗战胜利，蒋介石为何要亲自出面，保周佛海特赦？

汉奸还是卧底？抗战胜利，蒋介石为何要亲自出面，保周佛海特赦？

作者：棠棣之华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常棣tandy

“周佛海的真正作用恐怕就在于保持蒋汪之间联系渠道的畅通，以备日后两人言归于好之用。”

周佛海随着汪精卫投敌后，日本方面负责与汪精卫一派谈判的人，觉得周佛海格外显眼，他们总在考虑他是一个什么角色，有什么独特的作用。

道理并不复杂，周佛海与蒋介石的关系非同一般。

1、周佛海与蒋介石的交情

他离开共产党，投入国民党，并飞黄腾达，获得“国民党内最博学的理论家”的声誉，晋升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代理中央宣传部长的高位，并担任最亲信的侍从室副主任，全靠蒋介石的提拔重用。

应当说，蒋介石对他有知遇之恩。

蒋介石最欣赏他的坚决剿共主张，对此一直抱有好感。在这方面，即使周佛海叛逃之后，与蒋介石也极一致。

在汪精卫叛国集团中，有蒋系，有汪系，有为蒋汪共同信任之人。汪精卫一派的旧人，不肯附逆，远汪而去者，反而不在少数。周佛海不仅属于蒋系，而且个人感情又和蒋介石最亲近。即使离开重庆，周佛海对蒋介石的这种感情也不淡化，甚至毫不隐讳。

1939年，他在追述叛离重庆一事时，说：

“最使我难过的莫过于旧谊了。首先，十几年来，我是通过与蒋委员长的关系才爬上政治阶梯的。”

他对日方代表犬养健也不隐瞒自己对蒋介石的感情。他俩单独在一起时，周佛海总是习惯于从自己的办公桌抽屉里拿出蒋介石过去写给他的私入信件给犬养健看。

所以犬养健始终不真正相信周佛海与蒋介石确实已经一刀两断了，他说：

“因为他们俩以往的关系太密切了。”

周佛海离开蒋介石，追随汪精卫，主要是对日主战主降的政见不同。他不赞成蒋介石那些抗日的言论，认为那不是蒋介石的本意，而是被逼着“钻牛角”，“弄假可以成真，玩火适足烧身，前途是未可乐观的。”

在对日问题上，论政见，认立场，周佛海和蒋介石尖锐对立，但即使谈论这些分歧时，也从不对蒋介石发不敬之语。他公开发表文件中始终称蒋先生而不名，私室谈话更开口、闭口“蒋先生”，在日本人面前亦不改口。

2、周佛海在日、蒋、汪伪之间的作用

果然如日本人的估量，周佛海一直不忘与重庆通话。

汪伪政权建立前的一段时间，日本为了早日结束中日战争，拔出深陷泥潭的双脚，曾力争“与重庆直接媾和”，蒋汪合流，实现“全面和平”。

周佛海一面和汪精卫策划建立伪中央政府，一面根据日本的要求，与重庆蒋介石联系。

他派段祺瑞的侄子段运凯、他的老同学王宏实，以及与重庆关系密切的几个人，通过钱新之、杜月笙、陈果夫等，向蒋介石进言，希望合作，实现日本的“全面和平”。

1940年4月20日，段运凯给周佛海信，告知周的意见已通过钱新之转告蒋介石，蒋介石说：对周很了解，但目前不宜和谈。

同年9月15日，陈果夫、陈立夫传来回音，认为蒋介石在抗战，和谈时机尚早，蒋介石不会同汪精卫合作，希望周佛海从中布置，以便将来“去汪”。周佛海接受不了“去汪”的要求。

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

“余与汪先生生死相共，患难相随，无论在政治道德上及个人道义上，余决不能反汪，此与余离渝情形不同。蒋对余向未以国士相待，且和战政策与余不同，故承痛离渝。今汪先生与余，主张既同，而又以国士相待，余焉忍相离？全面和平为余主张，余本人决不能反汪。”

1940年2月12日，应司徒雷登之邀，周佛海与陈公博到清末两广总督岑春煊之子岑德广家密谈。

关于这次密谈的地点，是岑德广的主意，为的是不易被人发现。本来岑德广是和周佛海联系。但这样容易引起汪精卫的不满，岑德广建议周佛海拉着陈公博一同来，便于得到汪精卫的事后谅解。

司徒雷登建议中国与日本讲和，但不要组织伪中央政府，以免造成更严重的分裂，他愿将汪精卫的意见转给蒋介石。周佛海、陈公博同意司徒雷登的意见。

周认为蒋介石无法与日本直接交涉“和平”，他愿从中斡旋。希望蒋介石捐弃成见，消除意气。表示如重庆与日本和谈已开始，汪伪政权成立可以从缓，如其达成协议，则伪政权即使建立，仍可随时解散。

之后，陈、周向汪精卫汇报了与司徒雷登会面情况，汪精卫满心不高兴，但说：“只要蒋先生肯于此时和谈，则我主张和平的目的已达，尚复何求？”

随后，双方又进行第二次会谈，讨论了“全面和平”的事项。司徒一去不复返，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3、汉奸还是卧底？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佛海对日本的蛮干不以为然，预料前景会更艰难，决定“随机应付”。

1942年10月，他背着汪精卫等人，派重庆军统局潜伏在汪伪政权中的特务程克祥、彭寿，密赴重庆去见戴笠，转达周佛海向重庆自首以便自赎的请求。

戴笠报告了蒋介石。戴笠写了致周佛海的亲笔信，蒋介石在上面批一个“可”字，托彭、程带到南京交周佛海，同时，把重庆的密电码带给周佛海，周可用它同重庆直接联系。

这等于周佛海自首赎罪的请求被重庆方面批准了。从此，他这个人一半属于汪精卫，一半属于蒋介石，或者说，明里是汪精卫的人，暗中做蒋介石的事。

抗战胜利前，周佛海通过设在伪财政部上海办事处的秘密电台，给重庆方面提供情报，如：

1943年4月，周佛海到长春访问伪满洲国，所了解的伪满情况；同年11月随汪精卫赴日本参加“大东亚六国会议”，得到日本国内经济状况及准备对美作战计划等情报；平日通过伪政权及与日本军官交往中得知的日本军事活动信息…不断输送到重庆。

安插、掩护、营救重庆方面特工人员，使之在沦陷区开展活动，也是周佛海为蒋介石效力的一个方面。

重庆特工组织在华东沦陷区，被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破坏得很惨。“特工总部”是周佛海任主任委员的伪国民党特务委员会下属机构，周的掩护、营救当然是得力的。

重庆潜伏在上海以蒋伯诚为首的上海统一委员会，负责指挥潜伏人员，开展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活动，1944年春被日军侦破，由日本宪兵负责处理。

重庆电令周佛海营救。

周佛海向日本人说：蒋伯诚是蒋介石驻沪代表，如果想实现东京和重庆之间的“全面和平”，应予释放。

日军被说服，由周佛海将蒋伯诚及有关人员保释出来。

4、抗战前后的周佛海

蒋伯诚继续留在上海，受周佛海的掩护，从事重庆交给他的工作。戴笠要周佛海杀死“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特务头子李士群，周是李的上级，不便直接做杀害下级的事。

他施用“借刀杀人”计，派人挑拨上海日本宪兵队特高科科长冈村与李士群的关系，借冈村之手杀李士群，终于如愿以偿，1943年9月6日，冈村请李士群等人吃饭，给李吃了放进毒药的牛肉饼，36小时后，毒性发作，9月9日死于苏州家中。

汪伪汉奸们知道周佛海是此事的主谋，但因出自日本宪兵之手，不敢追究，只能暗地大骂周佛海！”

这项暗杀，周佛海向重庆报功为：“诛锄奸伪”。

日本战败投降的前一年，汪精卫死了。

周佛海在汪精卫易地治病时，主持伪行政院、全国经济委员会事务。汪精卫死后，周佛海密电请示重庆得准后，就任了上海市市长兼警察局局长和保安司令，并安插亲信势力于上海一带，准备向重庆献礼。

1945年8月16日，跟着日本无条件投降，傀儡戏收场。

这天，周佛海从上海到南京参加代理伪国民政府主席陈公博主持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决议解散伪国民政府，成立善后机构：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治安委员会，陈公博任临时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治安委员会委员长，周佛海副之。

汉奸们纷纷自找出路。

8月25日，陈公博带着他的老婆李励庄、秘书莫国康及林柏生等一行七人在日本顾问小川带领下，逃往日本，隐名埋姓在京都附近的金阁寺住下。

周佛海因与重庆早有联系，路子宽，安全系数大，不必逃遁，只等蒋介石下达新的任命令。

5、接收前后

还在日本战败投降、中国抗战胜利大局已定之形势刚刚到来之际，蒋介石就为发布新令而忙碌着。

从8月10日获悉日本乞降的消息，到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那几天蒋介石左一道命令，右一条指示，不停地往外发。

其中心是弥补由于重庆军队远在大西南、大西北避战观战造成的不能就近受降的不利局面，千方百计排斥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受降，创造条件，抢夺抗日胜利果实。

为此，于10日，匆匆忙忙训令何应钦：命令敌军驻华最高指挥官“维持现状”; “警告辖区敌军，除按政府指定的军事长官的命令行动外，不得向任何人投降缴械”；命令伪军投降，要“等候国军到达。”

一言以蔽之曰：不准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

蒋介石的这个方针，把日军、汉奸们派上了用场，竟不惜认敌为友，以友为敌。

11日，蒋介石连下三道命令：

一是加紧作战努力，“积极推进”，勿稍松懈，这是给中央军的；一是“原地驻防待命”，各部勿再擅自行动，这是给八路军的，无疑对新四军也有效；一是“应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人民，乘机赎罪，努力自新”，不得接受非本委员长许可之军队收编。

15日，又命令：

日军在军事行动停止后, “可暂保有其武器及装备”，保其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此时此刻，蒋介石眼中的敌人是共产党，日伪军则是宝贝，至少是暂时依靠的力量。他任命了一批汉奸为“总司令”、“总指挥”、“绥靖司令”等，让他们与八路军、新四军为敌，为蒋介石抢夺胜利果实铺路。

戴笠急急忙忙发出一批任命书给那些汪伪政权的汉奸们，让他们看守好京沪等大城市，不要被新四军接管。

6、周佛海的用处

8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侍从室，奉蒋介石之命，任命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指挥伪中央税警团、上海市保安队与警察、第十二军所属三个师，以及浙江保安队等伪军，负责维持上海一带“治安”。

周佛海认为官衔重量不够，恐压不住阵，电请蒋介石改任为总司令。8月20日，重庆第二次任命，满足了周佛海的要求，任其为上海行动总队司令。

周佛海把他亲信的汉奸和潜伏军统特务，组织到他的司令部里，用总司令的名义，学着蒋介石的腔调，发出一份布告：

“（1）本司令部所辖区域内各部队，未得委员长(蒋介石)之核准，不得擅自移动，及受任何方面之收编。

（2）与治安有关之集会等行动，未经本司令部核准，不得举行。

（3）对已停战之日军及日侨，不得侮辱或伤害。

（4）人民纳税之义务，仍当履行，不得借词拒纳。

（5）工厂设备及一切公家重要物资不得毁损、买卖或赠与。

（6）友军及中央派遣部队，希至本司令部联络。”

周佛海身为罪行累累的汉奸卖国贼，日伪统治倒台后，比抗日有功的八路军、新四军神气百倍，为古今中外奇闻。

他本人满肚子墨水，应当懂得此中之奥妙，不至于认为这种状况是正常、持久的。他诚惶诚恐致电蒋介石，又是谢恩、又是谄媚，要把他手下 10000 多伪兵，献给中央，还表示将自己的生死交给蒋介石处置，声称：“与其死在共产党之手，宁愿死在主席之前。”

他了解蒋介石的心思，知道蒋介石最愿意听这种话，誓死剿共拥蒋会得到奖赏。

周佛海够卖力气，一面请求上海日军司令部全力协助担任城市外围阻止新四军前进的任务，一面组织伪军警和“忠义救国军”接收市内，从而抢占了上海、南京。

7、汉奸周佛海的“下场”

到9月下旬，上海、南京的气氛突变，军统局的武装特务到处抓汉奸。

不用说，阻止新四军占领大城市的任务已经完成，发委任状改为下逮捕令，汉奸们一个一个就擒。

周佛海仍然受“优待”，戴笠劝他电呈蒋介石辞职，把伪军警及中央储备银行等一概交给戴笠。

9月30日清晨，周佛海偕罗君强、丁默邨、杨惺华、马骥良等，在戴笠陪同下飞往重庆，被幽禁于“白公馆”，享受优越的待遇。

翌年10月7日，在南京，由首都高等法院对周佛海开审。周佛海自以为有靠山，明目张胆地拒绝认罪，说参加南京伪政权的前半段是“通谋敌国，图谋有利本国”；后半段是“通谋本国，图谋不利敌国。”

11月7日,周佛海被判处死刑。

1947年2月，蒋介石亲笔写信给司法院院长居正、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证明他曾通过戴笠对周佛海表示过“准予戴罪图功，以观后效”的意见，据此提出“该犯似可免于一死”的建议。

国民政府主席的“建议”，司法院不能不接受。3月26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发表“准将该犯周佛海原判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令，说他在“敌寇投降前后，能确保京沪一带秩序，使人民不致遭受涂炭,对社会之安全，究属不无贡献”。

周佛海幸免一死，乐得发狂，挥笔赋诗:

“惊心狱里逢初度，放眼江湖百事殊。已分今生成隔世，竟于绝路转通途。嶙峋傲骨非新我，慷慨襟怀仍故吾。更喜铁肩犹健在，留将负重度崎岖。”

其心迹很清楚，盼着有一天再整旗鼓，卷土重来。过了将近一年，周佛海病死狱中，时为 1948年2月28日。

周佛海当汉奸，罪大恶极，不治以死罪，中国老百姓愤愤不平。

8、陈公博的下场

陈公博同样早已与重庆建立联系，合力剿共，并提供过情报。周佛海被任命为“总司令”时，陈公博，业已通过各种渠道向蒋介石汇报、请示，但得到的是无声的拒绝。

有人劝他离开，说这是蒋介石的意思。

他逃往日本不久，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抵达南京，1945年9月9日向日本提出将陈公博押送回国的要求。

日本政府表示承担一切责任，请求宽大处理陈公博，但事已无法挽回，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10月3日，陈公博被押回南京，1946年6月3日执行枪决。陈公博罪该万死，死有余辜。周佛海同此。

其所以不能如周佛海那样得到蒋介石的赦免，或说同罪不同罚，内幕还在于陈公博是汪精卫的人，是铁杆汪派，而对蒋介石多有得罪，不同于周佛海的两面逢迎，更不象周佛海那样亲蒋。

几十年的纠葛历历在目，他只能认可。

临死前，他给蒋介石的信中说：

“我虽然死，我决不对先生有什么怨词。先生置我于死，自然有许多理由，或者因为我以前随汪先生反过先生，或者因为参加南京组织，或者因为国际的关系，或者因为国内政治的关系，甚至或者因为恐怕我将来对于国内统一是一个障碍。凡此理由，都可以使我死。而以上几种理由，我都愿意接受。”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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